金沙遗址：一座非凡的重要古蜀文化中心

金沙遗址的大面积考古发掘，揭示出无论是整个区域占地面积的广阔，还是出土文物数量的庞大、种类的繁多以及精美的程度，都说明这里应是一处非同凡响的大遗址，是商周时期古代蜀人的重要聚居地。众多的建筑遗迹和大量的出土文物告诉我们，这里曾经有过一段较长的繁荣时期，其兴旺与后来的湮没很可能与古蜀王朝的兴衰更替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毫无疑问，金沙遗址是属于商周时期古蜀文化的一处重要中心遗址。那么，这里会不会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王国的一个都邑所在呢？金沙遗址在古蜀历史上属于哪个王朝？金沙遗址与三星堆遗址究竟是什么关系？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成都平原考古发现的整体情况来看，其实金沙遗址早在1995年就已揭开了破土的序幕，考古工作者曾在金牛区黄忠村的三个地点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考古发掘，取得了一些比较重要的收获。1995年12月至1996年4月，成都市考古队配合城市建设，对位于黄忠村东部的黄忠小区进行了文物勘探，并做了面积约700平方米的考古发掘，出土了大量陶器，代表性器物主要有尖底杯、尖底盏、圈足罐、高领罐、器盖等。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类型推测，考古工作者认为该遗存的时代大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其考古学文化特征承接广汉三星堆遗址，和成都十二桥遗址基本一致，而与成都平原春秋战国时代考古学文化有较大差异，因此可知黄忠村遗址是一处典型的商周时期古蜀文化遗址^[15]。这些发现引起了考古工作者对这片区域的重视，他们预感到地下很可能还埋藏着更多的遗存。

黄忠小区发掘的古代蜀人聚居遗迹

1999年初，成都某房地产开发公司准备在黄忠村开发“三和花园”住宅小区，考古工作者对该工地进行了文物勘探，发现这片区域有着极为丰富的文化遗迹，随即于1999年6月至2000年4月对此地进行了规模较大的考古发掘。田野发掘面积达1400平方米，发现了许多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遗物。发现的遗迹主要有房屋遗址17座、窑址17座、灰坑300余个、墓葬13座等。值得注意的是，有5座房址均为大型排房建筑，长度在20米以上，其中最大的一座宽达8米、长达54.8米，至少有5个开间，面积在430平方米以上。这5座房址的布局也很有规律，可能为一组建筑，由此可以推想其宏大的规模。发现的窑址均为小型馒头窑，数量较多，可以想见当时古蜀社会对陶器的大量需求以及手工制陶业的兴旺。这里的墓葬分为两种葬式，第一种是一次仰身直肢葬，第二种是二次葬，成人墓内大多随葬有兽骨，但很少有其他随葬品，仅有一座墓内出土了一把柳叶形青铜短剑，这种情形很可能与当时古蜀族的生活习俗有关。发现的灰坑数量甚多，以圆形为主。在这片区域内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质地可分泥质陶与夹砂陶两大类，从修复的陶器类型来看，既有尖底器，又有平底器和圈足器，种类十分可观。如泥质陶有尖底杯、尖底盏等，夹砂陶有圈足罐、中高柄豆、尖底罐、陶盆、杯形器、器盖、器座、纺轮、异形器等，反映了当时古蜀先民日常生活中大量使用陶器于储物、炊事、宴饮等情形。应该提及的是，在这片区域的西北部还发现了一条古河道，由西北流向东南，冲毁了遗址的一部分，形成了较为严重的破坏，其时间大约为战国时期，由此可知水患对古代蜀人聚居之地造成的危害。

2000年7月至9月，考古工作者对黄忠村北部规划修建的“金都花园”住宅区域进行了考古发掘，发掘面积约500平方米，出土了一定数量的陶器，并发现了一些窑址、灰坑、墓葬等遗迹。根据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类型可知，该遗址时代亦为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

被考古工作者称之为“黄忠村遗址”的上述三次考古发掘，揭示出这是一处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较为典型的古蜀文化遗址，但当初人们并不知道这是一个更大规模的考古发现的前奏。随着金沙村遗址的惊人发现和对“梅苑”“兰苑”“体育公园”等区域的大面积发掘，考古工作者终于意识到了这两处地域相邻、考古学文化面貌一致的遗址，其实是一个大遗址的共同组成部分。也就是说，金沙村遗址和黄忠村遗址应同属于一个重要的古蜀文化中心大遗址。随着大量珍贵文物的出土和对考古资料的深入整理，考古工作者更加确信了这一认识，并将包括两个地点在内的整个遗址正式命名为金沙遗址。

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想象复原图）

从占地面积来看，金沙遗址现已探明的分布面积约3平方公里，确实堪称规模宏大。其地理位置在成都市区西部的二环路与三环路之间，向东至市中心仅5公里，向北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不过38公里。整个遗址范围的特点是地势平坦，周围河流较多。遗址北侧有郫江故道，南面1.5公里处是清水河，另有磨底河由西向东横穿中间，将遗址分为南、北两半，北为黄忠村，南为金沙村。这些古今河道均由西北流向东南。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河道两侧地带，近年来曾发现了很多商周时期的遗址，呈由西向东连绵分布状。如在抚琴小区^[16]、十二桥^[17]、方池街^[18]、君平街、指挥街^[19]、盐道街、岷山饭店、岷江小区等处均发现有商周时期的古蜀文化遗址并做了考古发掘。这些遗址由西向东绵延分布在约10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为了解商周时期古蜀文化在成都地区的发展情形提供了丰富的考古资料。在这些经考古发掘揭示的遗址中，尤以十二桥遗址发掘面积较大，出土器物甚多，最具典型性，因而有学者提出了“十二桥遗址群”^[20]的看法。此外，在成都上汪家拐发现了战国时期的考古学遗存^[21]，还有青羊宫遗址^[22]等。联系到成都平原宝墩文化六座早期古城遗址的发现，还有举世瞩目的三星堆考古发现，以及1953年～1956年在金沙遗址东北方向约8公里处的羊子山土台遗址的发现，1957年～1958年四川新繁水观音遗址的发现和1959年四川彭县竹瓦街窖藏铜器的出土等，一些考古学者据此提出了成都平原地区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排列次序：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十二桥文化→上汪家拐遗存^[23]。这个序列的提出，对我们追寻和探讨古蜀文明的兴起和发展脉络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有的学者还将这一考古学文化序列与历史传说中的历代古蜀王朝做了对应的推测，提出了分析看法。从目前来看，这些推测尚有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但这种运用多学科和多重证据来探索一个湮没文明的研究方法则是值得提倡和肯定的。

金沙遗址的发现使考古工作者获得了更多的考古学珍贵材料，但由于没有任何文献记载可以作为判断金沙遗址时代与文化性质的参考，不免使人感到遗憾。值得庆幸的是，先前的大量考古发现已经奠定了重要的参照，如果将金沙遗址置于成都平原地区整个考古学文化序列中去考察，一切就比较清楚了。从考古学文化特征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文化有明显的相似之处和衔接关系，其兴盛时期显然晚于三星堆，而与十二桥文化则大体一致。考古发掘揭示的地层关系和出土器物类型，也为此提供了足够的证据。由此可知，金沙遗址和十二桥遗址都是商周时期成都地区的重要遗址，其规模的宏大和出土器物的精美与众多则说明金沙遗址的地位在当时比十二桥遗址更为突出，应是一处真正的中心遗址，并很可能是继三星堆之后古蜀王国的一个都邑所在。由于金沙遗址目前尚未发现作为古蜀王国都邑应该有的城墙遗迹，对此尚有待于学者们做更多的搜寻和更深入的探讨。但金沙遗址以其繁荣兴盛的居邑和宏大壮观的规模开启了古蜀王朝在成都地区建都立国的先声则是不争的事实。有人将金沙遗址称为成都最早的“母本之城”^[24]，若从上述角度来看，显然并非过誉之词。

宝墩文化早期古城遗址分布示意图

从考古发掘揭示的各种遗迹和大量的各种出土文物来看，规模宏大的金沙遗址已有了较为明确的布局结构，并显示出了一定的规划和功能分区。在金沙遗址范围内，目前已经比较清楚的布局大致可以分为宫殿区、宗教礼仪活动区、一般居住区、墓地等。此外还有陶器制作场地和陶窑群所在地、玉石器加工作坊等。考古工作者认为：金沙遗址的东部即“梅苑”东北角一带可能是举行宗教仪式和祭祀活动的区域，附近有作坊区；金沙遗址的中南部即“兰苑”一带应是生活居住区与小型墓葬区；金沙遗址的中部即“体育公园”一带可能先是居住区，后来废弃而成为墓地；金沙遗址东北部的黄忠村则很可能是大型宫室建筑区的一部分^[25]。在金沙遗址范围内还发现了较为宽阔的铺有卵石的场地，其性质如同中心广场，推测有可能是古代蜀人的聚集之处或是举行大型祭祀类活动的场地。在金沙遗址还发现有庞大的树桩和古树，与古蜀建筑大量使用树木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当时工具十分简单，砍伐树木和加工木料需要较长时间和多人合作，据此推测在遗址范围内很可能会有阶段性的加工木料的场地。

成都平原的考古发现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往往根据河流的走向与附近地势特点来选择修筑城址。宝墩文化六座早期古城址与三星堆古城便有这种显著特征。金沙遗址也沿袭了这一传统，同样显示出了滨河而居的特点。从客观上看，古代成都平原的地理条件和自然环境对此显然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同时也充分展示了古代蜀人对自然环境的合理选择和利用。河流可供汲水饮用，灌溉田地，可以驾舟往来便于交通，也提供了鱼类等丰富的资源，这一切都与古代蜀人的生活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古蜀历史传说记载中的鱼凫便是善于捕鱼的部族。在教民务农的杜宇与治水有功的鳖灵时代，古蜀国的农业已相当发达，但渔猎仍是一项重要活动，在当时的社会经济中仍是获取自然资源的有效手段。古蜀国是中国古代较早栽培水稻的地区之一，发展稻作农业自然离不开充沛的水源。古代蜀人滨河而居不仅对生活有种种便利，而且也是有益于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种选择。这种古老的传统对后世蜀人如何选址筑城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都古代河道两岸由西向东延绵分布的众多古遗址，以及战国秦代对城市的修筑便是很好的例证。众多的河流与充沛的水资源为古代蜀人的繁衍生息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当洪水来临、发生自然灾害时也给滨河而居的古蜀国都邑造成了难以想象的危害。有学者认为，宝墩文化一些早期古城不留城门的斜坡状城垣，便体现了古蜀先民防治水患的意识。三星堆古城的毁弃和湮没，除了王朝政权更替的原因，很可能也与洪水泛滥穿城而过毁于灾害有关。金沙遗址内也有水患冲毁居住区留下的痕迹，由此可以想见水患对古代蜀人的生活造成的危害。因而治理水患也就成了古蜀社会很重要的一项大事，这不仅在古代文献中有诸多记载，考古发掘也为此提供了大量翔实的资料。综合分析这些记载和考古资料，对我们探析金沙遗址和古蜀文明的兴衰，无疑是大有帮助的。

古代蜀人在成都平原上修筑城市和都邑，最初是从靠近岷山的西北部边缘地带开始的，然后沿着岷江支流河道两岸台地逐渐向平原腹心地区推进。最初修筑的早期城市规模较小，后来不断扩展，到殷商时候的三星堆古城已蔚为壮观，商周时期的金沙遗址更是规模宏大，这不仅与先后选址筑城的地理条件有关，也与不同时期古蜀国或古蜀族人力和物力资源的强弱有较大的关系。从另一个方面看，城市规模的大小也与其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密不可分。让我们看一下这些古城址的占地面积和规模情形，并进行比较。位于成都平原西部边缘的芒城遗址可能是古代蜀人走出岷山进入成都平原后最早修筑的一座古城，其位置在都江堰市南郊约12公里的青城乡芒城村，平面布局呈方形，有内外两圈就地取土斜坡夯筑的城垣，尚有保存至今的残垣清晰可见，整个城址面积大约为10.5万平方米。与之十分相似的有崇州双河古城遗址，位于崇州市的北面与都江堰交界的上元乡双河村，城垣也分内外两圈，夯筑方式也一样，该城址整个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附近有崇州紫竹古城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值得注意的是，从地理位置上看，芒城遗址位于文井江古河道的上游，双河古城遗址则位于文井江中游的味江河与泊江河汇合处。文井江古代又称西河，是岷江流经成都平原的一条重要支流。再往下游，在西河即将汇入岷江的附近，有新津宝墩古城遗址，其位置在新津县城西北约5公里的龙马乡宝墩村，仍处于成都平原的西南边缘，整个城址呈东北—西南向的长方形，城垣也是采用斜坡堆筑的形式人工夯筑而成，占地面积在60万平方米以上，据考古发掘揭示其年代距今有4500年左右。同时期的早期古城遗址还有郫县古城遗址与温江鱼凫城遗址。这两座古城遗址在地理位置上已处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带。郫县古城遗址位于郫县城北约9公里的古城乡，城垣亦采用斜坡堆筑而成，残垣至今保存较好，整个城址面积约31万平方米。鱼凫城遗址位于温江县城北约5.5公里的万春乡鱼凫村，对残垣发掘揭示其城垣也是采用斜坡堆筑方式夯筑而成，整个城址面积约32万平方米^[26]。

都江堰芒城遗址

新津县宝墩古城遗址

三星堆古城遗址，从残存的城墙可以想见当时古蜀王国都城的规模

成都平原上的这些早期古城遗址，年代大约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是古蜀先民们繁衍生息的重要聚居之地，也是古蜀文化早期发展历程中的重要遗存。这些城址的规模都不算很大，芒城遗址与双河古城遗址的面积仅10万平方米左右，郫县古城遗址和温江鱼凫城遗址的面积各为30万平方米出头，最大的新津宝墩古城遗址也不过约60万平方米。说明古蜀国这个时期的人力资源还比较薄弱，生产水平还处于较为简单和落后的阶段，社会生活情形也还不够复杂和繁荣。尽管如此，这些古城遗址仍以丰富而翔实的考古资料为我们揭示了古蜀族或古蜀国的早期发展轨迹，展示了古代蜀人对自然条件的充分利用和日渐兴旺的趋向；同时还说明，古代蜀人已由最初的原始聚落发展到了成功修筑具有抵御洪灾功能性的城邑，由落后愚昧走向了繁荣文明，成都平原此时已出现了早期城市文明的曙光。

古蜀王国在殷商时期已经非常繁荣，形成了特色鲜明、极其灿烂的青铜文化，在三星堆建立了规模宏大的都城，农业生产已经比较发达，社会生活更是欣欣向荣。据考古发掘揭示，三星堆古城总面积2.6平方公里，与宝墩文化早期古城遗址相比，可知古蜀族或古蜀国的人力物力等各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出土的大量精美文物和独树一帜的青铜造像群更是真实地展示了三星堆时期古蜀文明的壮丽和辉煌。显而易见，三星堆古城作为古蜀王国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心都邑，由于在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突出地位，它当之无愧地也是殷商时期长江上游的一个重要文明中心，对周边区域有着广泛深远的影响。与三星堆遗址有着密切衔接关系的金沙遗址分布面积约3平方公里，从整个规模和布局来看比三星堆古城更为宏大，出土文物的数量之多、等级之高和精美的程度可与三星堆相媲美。通过比较研究，使我们对金沙遗址的地位与性质有了比较清楚的了解。在三星堆文明湮没之后，金沙遗址很可能取代了三星堆的地位而成为商周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在古蜀王国宗教、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都发挥着典型而突出的作用。

我们知道，在金沙遗址发现之前，古蜀文明在三星堆湮没之后的去向曾使人深感困惑，成为学术界难以回答的一个问题。金沙遗址的考古发掘使人们对此有了新的认识，提供了极其重要的研究线索。关于金沙遗址是商周时期成都地区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遗址，也可能是三星古城衰落之后古蜀王国都邑所在的看法已在学术界引起广泛关注，并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认同。当然，要找到古蜀文明扑朔迷离的兴衰去向最终的答案，还需对考古发现提供的研究线索做更深入的探讨。而要深入了解金沙遗址，仅做浮光掠影式的概述也是远远不够的。只有去接近和仔细观赏金沙遗址出土的众多精美文物，通过对它们风格特征与文化内涵的探析，去解读湮没的故事，揭示历史的真相，才能知道那些古老而神奇的珍贵遗存究竟告诉了我们些什么。

【注释】

[1]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三星堆祭祀坑》，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

[2]屈小强、李殿元、段渝主编《三星堆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113页。

[3]邹衡《三星堆祭祀坑（序）》，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第一版，第8页。

[4]段渝《四川通史》第一册，四川大学出版社1993年10月第一版，第47页。(www.xing528.com)

[5]霍巍《广汉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四川文物》1989年“广汉三星堆遗址研究专辑”，第43页。

[6]范小平《三星堆青铜雕像与西亚上古雕塑艺术比较》，《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第52页。

[7]李学勤《商文化怎样传入四川》，《中国文物报》1989年7月21日。李学勤《〈帝系〉传说与蜀文化》，《四川文物》1992年“三星堆古蜀文化研究专辑”，第16～17页。

[8]邓少琴《巴蜀史迹探原》，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第一版，第156页。又见《邓少琴西南民族史地论集》上册，巴蜀书社2001年8月第一版，第118页。

[9]卢连成、胡智生《宝鸡国墓地》上册第6页，下册彩版二、三，文物出版社1988年10月第一版。

[10]李学勤《三星堆饕餮纹的分析》，《三星堆与巴蜀文化》，巴蜀书社1993年11月第一版，第79页。

[11]唐愍《我国上古的太阳神》，《中国神话》第一集，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6月第一版，第232～234页。

[12]王方、张擎、朱章义《金沙——一个可能是古蜀国都邑的地方》，《文物天地》2002年第5期，第40页。

[13]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8页。

[14]朱章义、张擎、王方《成都金沙遗址的发现、发掘与意义》，《四川文物》2002年第2期，第5页。

[1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编著《成都考古发现》（1999），科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一版，第164～181页。

[16]王毅《成都市巴蜀文化遗址的新发现》，《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巴蜀书社1991年4月第一版，第295～309页。

[17]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等《成都十二桥商代建筑遗址第一期发掘简报》，《文物》1987年第12期。

[18]徐鹏章《我市方池街发现古文化遗址》，《成都文物》1984年第2期。

[19]四川大学博物馆、成都市博物馆《成都指挥街周代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9月第一版，第171～210页。

[20]孙华《成都十二桥遗址群分期初论》，《四川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一版，第123～144页。

[21]成都市文物考古队、四川大学历史系《成都市上汪家拐遗址发掘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五辑，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25～357页。

[22]四川省博物馆《成都青羊宫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95年第8期。

[23]孙华《四川盆地的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2000年8月第一版，第91～115页。江章华、王毅、张擎《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初论》，《考古学报》2002年第1期。

[24]肖平《金沙遗址探秘——成都的母本之城》，《成都晚报》2002年10月27日与11月3日第17版连载。

[25]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金沙淘珍》，文物出版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10页。

[26]江章华《成都平原的史前城址与史前文化》，《寻根》1997年第4期，第10～13页；江章华、颜劲松、李明斌《成都平原的早期古城址群——宝墩文化初记》，《中华文化论坛》1997年第4期，第9～12页；黄剑华《古蜀的辉煌》，巴蜀书社2002年4月第一版，第62～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