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广汉三星堆的发现

古蜀历史由于缺少文字记载，一直云遮雾绕扑朔迷离。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等汉晋时代的文献追述中，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曾有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朝。但他们究竟是传说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是人名还是氏族或部落的名称？他们所代表的各个朝代延续了多久？相互之间的兴衰更替又如何？众多的疑问为古蜀历史文化抹上了浓厚的神秘色彩，使后人产生了种种猜测。

千百年来，神秘的古蜀历史曾激发了文人墨客的丰富想象，并引起了后世学者们的深厚兴趣。唐代大诗人李白在著名的《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钩连……”当我们读到这些瑰丽的诗句，感受到的不仅仅是古人对“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惊叹，更会油然联想到许许多多的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比如古代蜀人究竟是什么时候在成都平原建都立国的？古蜀先民们崛起于何处？他们是如何进入成都平原的？古蜀王国的疆域和文明发展状况以及社会生活情形怎样？古蜀历史文化的特点是什么？古蜀与中原文明和周边区域文明的关系又如何？对于这一连串的疑问，尽管学者们历来已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和解释，但真实情形却一直笼罩在迷雾之中。

湮没的古蜀文明在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岁月，到20世纪80年代有了惊人的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考古发现之后，才终于被撩开神秘的面纱，露出了璀璨的面容^[1]。三星堆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和大量精美文物，为解开众多的古蜀历史文化之谜提供了一把极其重要的钥匙，印证了文献古籍中的记载，由此可知传说中的古蜀王国并非子虚乌有。三星堆考古发现充分揭示出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告诉我们在商周时期甚至更早，成都平原就有着繁荣昌盛的古文化、古城和古国，这说明岷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拥有同中原和其他地域一样古老而发达的历史文化。

广汉三星堆遗址地理位置图

三星堆考古发现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不仅为我们了解湮没达数千年之久的神秘古蜀文明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也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增添了新的绚丽篇章。从审视和研究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大批罕见的文物，展示了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内涵和穿越时空的艺术魅力，无论是在中国考古史还是世界考古史上，这都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惊人的考古发现。正因为三星堆考古发现具有多方面的无可替代的重要价值，所以我们怎么赞美它都是不过分的。1986年三星堆一号坑、二号坑的考古发掘经新闻媒体报道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轰动，获得了专家学者们极高的评价和社会各界的热情关注。此后，三星堆出土文物应邀在国内和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展出，更是反响巨大、热闹异常，受到全世界的关注。

三星堆考古发现的另一重要收获是通过考古发掘揭示了古蜀王国规模宏大的都城遗址。其城址主要分布在广汉真武、三星两村，位于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呈南宽北窄的梯形布局。城墙结构由主城墙、内侧墙和外侧墙三部分组成，分段夯筑而成，城墙下层采用斜面拍夯法，主城墙上面有使用土坯砖修筑的梁埂。城圈范围东西长1600～2100米，南北宽1400米，现有面积2.6平方公里，面积与郑州商城遗址相当^[2]。城墙两侧分布着比较密集的居住遗址。在鸭子河和马牧河两岸的台地上和附近的许多地点也发现了丰富的文化遗存，整个三星堆遗址分布范围的总面积约达12平方公里。这些考古发现充分显示出这里曾是古蜀王国的一个重要都城，是古代蜀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正如邹衡先生所述：“从城址的规模来看，与商王朝的都城郑州商城不相上下，可以想见，当时屹立在中国西南部的这一古国是何等气派。”^[3]如果将三星堆遗址同周边考古发现的数十座同时期中小遗址联系起来思考，可知殷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是一个由中心城邑、一般邑聚和村落组成的复杂社会，有着灿烂辉煌的青铜文化，拥有高度发达的制玉和制陶工艺，社会生活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和绚丽多彩的情形。

三星堆考古发现在很多方面都给了我们丰富的启示。出土的青铜雕像群展现出了鲜明的地域特色，说明古蜀王国在祭祀活动和礼乐制度等方面都有着不同于中原文明的许多自身特点。规模宏大的三星堆都城遗址大于早商都城，与中商都城不相上下，则说明古蜀王国并非商王朝的外服方国。因为根据《尚书》《周礼》《左传》等古代典籍记载，殷商王朝在内外服制度和匠人营国之制方面有一整套严格而明确的规定，方国都邑必须小于王都，不能逾越。“如将蜀国纳入商代外服体制，显然是严重逾制，在当时根本无法想象，只能表明蜀国都制与商王朝都制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政权体系。”^[4]二者不存在隶属的关系，也就没有权力大小的区别，在营建都邑的规模方面也就可以各行其是。由此可知，地处长江上游内陆盆地的古蜀国在当时是一个独立发展的繁荣强盛的王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都自成体系。但古代蜀人并不封闭，和黄河流域殷商王朝以及周边其他区域在经济与文化上有着源远流长的交往和相互影响。比如三星堆出土青铜礼器中的尊、罍以及玉石器中的璧、璋、戈等形制就反映了商文化与蜀文化的相互影响和融合。三星堆出土的玉琮等器物则反映了古蜀文明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着久远的交流和往来。如果从更宏观的角度来看，三星堆青铜文化与古代西亚文明也有许多相近的文化因素，相互间可能有过交流并产生过影响。最为显著的例证是，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群像、青铜神树、纯金面罩、金杖、金箔饰等在国内尚无同类出土资料可资比较，而与古代西亚青铜文化做横向比较却可发现一些相似之处，因而有学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化“是在土生土长的古蜀文化的基础之上，既吸收了中原殷商文化的因素，又可能吸收了来自西亚古老文明的因素形成的一种复合型文化体系”^[5]。值得指出的是，古代蜀人与世界其他地区的远程交流有可能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间接的，无论是从古代文献透露的信息还是根据考古发现提供的大量资料来看，这种交流往来早在殷商时期之前就开始了。可以说正是这种交流往来，显示出了“三星堆青铜文化与西亚上古文明在东方文化体系中的相互作用和联系”^[6]。

古蜀文化与殷商文化的交往，可能有水陆两途。一条是顺长江上下，可能是古代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联系的主要途径。通过对出土青铜器物类型与纹饰的比较研究，可知以中原为中心的殷商文化先向南推进，在江淮荆楚地区产生强烈的影响，又溯江进入蜀地。三星堆出土的不少青铜器与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出土的同类器物非常相似，便是很好的证据^[7]。另一条是北经汉中之地或通过陇蜀之间，也是古蜀与中原的重要交流途径。据学者们研究考证，早在开明王朝开凿石牛道之前乃至夏商之际，古蜀国北面的交通就已存在了，古代蜀人使用栈道的历史可能远比见诸文字记载的还要久远。正如《史记·货殖列传》所述，先秦时期“陇蜀之货物而多贾”。邓少琴先生指出：“是时雍蜀之间已有商业之发展。下至石牛道之开凿，以蜀饶资用，南御滇僰，西近邛笮，栈道千里，无所不通。”^[8]考古发现也为此提供了重要印证，陕南城固出土的铜器群中就有属于殷商文化的器物，如鼎、尊、罍、瓿、簋、戈、钺等，又有属于早蜀文化的器物，如青铜面具、铺首形器以及陶器中的尖底罐等，呈现出两种文化交错共存的现状。在陕西宝鸡地区茹家庄、竹园沟、纸坊头等处发掘的国墓葬更展现出一种复合的文化面貌，从不同侧面揭示出商周时期古蜀文化进入渭滨地区与周文化和寺洼文化的交流融合^[9]。这些发现对于研究当时的民族关系、不同地域之间的文化传播和交流影响，显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总的来说，三星堆青铜造像群展现出浓郁的古蜀特色，在王权和神权方面有着自成体系的象征含义。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尊、青铜罍等形制，以及玉石器中的璋、戈等形制则显示出对商文化的模仿，反映了商文化对蜀文化的影响，应是古蜀与中原在经济文化方面长期交往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古蜀与中原的文化交流是不丧失主体的交流。三星堆出土器物说明，古代蜀人在接受商文化影响的时候，以高超的青铜雕像造型艺术为代表特色的古蜀文化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古代蜀人不仅有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并显示出强烈的开拓精神。古代蜀人与外界有着长期而积极的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这对古蜀文明的灿烂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蜀文化是有自身的渊源、自身的演变的。在接受了长时期的中原和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之后，才逐渐融会到全国的文化进程中去。”^[10]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三星堆古蜀文化与中原殷商文化各自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展现出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南北两个文化系统的绚丽多彩，并随着相互影响和交流融合，从而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谱写了青铜时代杰出而又辉煌的篇章。

威严华贵的三星堆青铜立人像

神奇夸张而又寓意丰富的青铜纵目人面像(www.xing528.com)

三星堆考古发现为我们了解殷商时期古蜀社会的祭祀活动、生活习俗、礼仪制度、科技文化以及古代蜀人的族属关系、精神观念、审美情趣等提供了丰富翔实的资料。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雕像，铸造精美，形态各异，组成了一个千姿百态的栩栩如生的神秘群体，很可能是古蜀王国群巫集团的生动写照，其中高大的青铜立人像则可能是大巫或群巫之长与蜀王的象征。它们代表的应是古蜀族和古蜀国宗教首领阶层，同时也是古蜀国统治阶层的象征，既代表着神权，又是王权的化身。此外，神奇的青铜纵目人面像既有人的特点，更有神与鬼的夸张，显示出浓郁的图腾、神灵意味，可能是古代蜀人的崇拜偶像。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具有极其丰富的象征含义，既有祭祀者的形象，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祇和神灵偶像的神奇塑造，组成了具有浓郁古蜀特色的规模宏大的祭祀场面。同时出土的还有众多的鸟、虎、龙、蛇与各种飞禽走兽的青铜造像，表现的则是神物大合唱的情景，也与古代蜀人的祭祀活动有着密切关系，应是盛大祭祀场面的组成部分。由此可知，祭祀活动在古代蜀人的社会生活中至关重要，很可能是古蜀国事活动中的一件头等大事。这些充满神秘意味和强烈巫术色彩的祭祀场景告诉我们：古代蜀人向神灵偶像崇拜祭祀，其目的是为了得到祖先和众神的庇佑，以强化神权和王权的影响和统治。进一步看，昌盛的大型祭祀活动也是团结凝聚古蜀国各部族各阶层的重要形式和有效手段。众多的青铜人物雕像，个个气概英武，从头像特征看，可能属于同一民族集团，应是古蜀国统治阶层和巫师群体的象征；而各种不同的脸型头饰则反映出他们之间存在着等级和族属的差别，可能分别代表着古代西南地区各个氏族、部落的巫师和首领以及各社会阶层中杰出而显赫的人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古代酋邦社会和部落联盟时代大型盟会的情景，由此推测古代蜀地曾长期小邦林立，从而形成了古蜀王国的共主政治秩序。古蜀王国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早期城址和王都的变迁，显然都与联盟和共主的变化有关。

三星堆一号坑出土的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头戴辫索状帽箍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二号坑出土的头戴装饰青铜人头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神树也是令人惊叹的神奇之物，有着极为丰富的象征含义。首先，它是古代蜀人神树崇拜观念的体现，与流行于蜀地的太阳神话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山海经》中对著名的十日神话曾有生动的记述，青铜神树三层九枝上便铸出了“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的太阳神鸟的生动造型，充分展现了古蜀先民们关于树与鸟的丰富想象。其次，这是具有复合特征的用于古蜀盛大祭祀活动中的通天神树，展示了古代蜀人神奇的通天观念。在古代蜀人绚丽多彩的精神世界里，人神交往这一主题观念始终占据着显著的地位。《淮南子·地形训》中有“建木在都广，众帝所自上下”之说，青铜神树便是古代蜀人心目中的天梯象征，是传说中的众神或者仙人以及具有无穷法力的巫师上下天庭、往来于天上人间的场所。青铜神树底部，在圆形圈足上如同山丘一样隆起的底座三面分别铸有跪着的小铜人，分明就是升降于天地之间的巫师。那条尾在上头朝下攀缘在青铜神树之上的神龙，表达的应是众神乘龙而行、上天下地的情景。古代蜀人运用高超的雕塑造型技艺和娴熟的青铜铸造技术，将这些丰富的内涵通过青铜神树绝妙而形象地表现出来，真可谓令人赞叹的一大创造。

三星堆出土的大型青铜神树，具有丰富的象征含义

三星堆考古发现还告诉我们：古代蜀人有着极其昌盛的太阳崇拜观念。出土器物中不仅青铜神树和铜鸟是十日神话的形象体现，而且还有许多与太阳崇拜观念关系密切的器物，比如青铜太阳轮形器、圆日形状的青铜菱形眼形器、圆日图像的青铜圆形挂饰、四面坡状神殿屋盖上的圆日图像、胸前有圆日图像的人面鸟身像等。众多的圆日图像和造型器物在古蜀国盛大的祭祀场面中起着重要的装饰作用，势必造成强烈的视觉震撼，给人以神秘又神奇的感受，而这正是古代蜀人希望达到的祭祀效果。还有三星堆出土的金杖，上有羽箭穿过鸟颈的图案，很可能是射日神话的一种反映。金杖图案中的人面形象的圆日形的脸与光芒状的头冠给人以表情欢快、英雄豪放之感，可能表现的是太阳神的形象，同时也可能是无往而不胜的射日英雄的写照。图案中包含的多重形象含义并不矛盾。有不少学者认为，射日的羿即是中国的太阳神——类似西方的阿波罗^[11]。这也正是古代蜀人多种崇拜观念相互整合的结果。

总而言之，古代蜀人的精神观念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并有着自成特色的发展和演变。其中既有神树崇拜、神山崇拜、太阳崇拜、龙凤虎蚕等泛灵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又有神仙思想和魂归天门观念，并融入了想象力极其丰富的神话传说，同时又具有强烈的原始巫教色彩，形成了复杂而又庞大的系统，可谓五彩缤纷、洋洋大观。出土的丰富文物告诉我们：古代蜀人的宇宙观和世界观在三星堆时期已由初民的原始思维发展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与之密切相关的则是古蜀国内陆农业文明的繁荣发展，艺术文化和科技工艺也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以说，正是由于繁荣的物质文明和绚丽的精神世界两者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完美组合，得以成就古蜀文明的灿烂辉煌。特别是古代蜀人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地将丰富的精神内涵与生动的造型艺术完美结合在一起，达到了一种空前的境界，至今仍向我们展现着超越时空的永恒魅力。

三星堆考古发现揭示的古蜀文明，无论是其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还是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造型艺术魅力，都堪称东方文明的一颗明珠，在满天星斗多源一统的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写下了神奇的一页，也在人类文明史和世界美术史上谱写了新的重要篇章。三星堆考古发现，使我们对绚丽多彩的古蜀文明终于有了真实深切的了解，并产生了举世瞩目的影响。但三星堆之后，古蜀文明的突然湮没，依然是个很大的谜。湮没之后古蜀文明的去向，给我们留下了有待破译的空白。学术界和世人都期待着新的考古发现，期望着会有揭谜的一天。果然，在21世纪的第一年，又有了令人惊喜的成都金沙遗址考古新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