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对偏见的研究现状及优化策略

任何涉及包括客观评价和比较的技术或程序都有可能存在认知偏见。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偏见对法律适用的影响上。冯景合、薛荣亮在1993 年发表的《试论法律适用中的偏见》一文是我国较早研究偏见如何影响执法人员适用法律的成果，文中指出：“执法人员自身的情感受所处的地域、民族、政党（包括政治倾向）、经济、文化、个人好恶……导致法律适用失去公正，出现偏差。”^[12]近些年，孙远和李昌盛分别讨论了案卷移送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偏见，以及偏见对法庭正确认识案件事实的影响。^[13]例如，李昌盛在研究裁判者在认定事实的过程中由于缺乏有效的审前阅卷和在裁判中的消极地位这两点原因，在法庭上缺乏有效的沟通机制。缺乏沟通、无法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则导致裁判者的偏见。在我国法学研究领域，我国学者以裁判者为研究对象研究过偏见对法庭认定事实过程中的影响还体现在以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为研究对象，研究陪审团成员的偏见对事实认定的影响。以加拿大陪审团为例，陪审团成员的审前偏见包括利害偏见、特定偏见、一般偏见和顺应性偏见，针对这些偏见，加拿大制定法采取了司法指导、有因回避、改变审判地点等法律手段控制偏见。^[14]王一怀发表的《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一文中指出，我国可以借鉴加拿大的陪审制度中对陪审员偏见的控制手段，发现、控制我国人民陪审员的偏见，以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和公正审判。我国学者们对人的偏见对司法公正的影响的研究还集中在偏见对侦查工作的影响上。这是因为偏见作为人类认识上的内在缺陷，它于无形中影响着侦查人员对案件的认识及诉讼行为。^[15]为了减少偏见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加强对侦查人员的专业培训、提高侦查人员对偏见及其后果的认识和提高侦查程序的透明度是减少偏见对侦查工作影响的途径。^[16]

我国学者已经对侦查人员和审判人员的偏见对公正裁判的影响做过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是，我国学者们对专家偏见的系统研究成果较少。目前较为全面的研究集中在中国政法大学2018 年1 月的博士后研究出站工作报告《认知鉴定学及其在犯罪现场勘查和物证鉴定中的作用》中，该报告研究了认知偏见对犯罪现场勘查和物证鉴定的影响，并提出管控案件信息量、建立系统性方法、构建质量控制方法、强化认识能力培训和提升职业道德水准五类规避策略。外国学者对专家偏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认知偏见中的背景性偏见上，研究的方法主要是分类研究法和案例分析法。对偏见的分类研究上，通过对涉及指纹、DNA 检验、笔迹等鉴定的案例进行统计，按照鉴定对象分类进行研究。

对认知偏见进行分类，主要分为期望偏见、确认偏见、背景性偏见、角色偏见和重构偏见。期望偏见（expectation bias）形成机制是人们更倾向于看到他们希望看到的事物。例如，实验者可能不相信或者低估了与他们原始期待相冲突的结果的重要性，而相信支持其观点的材料。确认偏见（confirmation bias）中测试假说认为人们更期待确定性的证据而不是潜在冲突的证据。^[17]背景性偏见（contextual bias）即专家个人的固有偏见。背景性偏见的产生原因是，判断者将对某个群体的态度适用于这个群体中的个体。^[18]背景性偏见是被其他信息影响而产生的偏见，其产生过程可能是有意识的，也可能是无意识的。角色偏见（role effects）在司法鉴定/法庭科学领域体现为，专家因在诉讼对抗中代表控方或辩方，可能导致潜意识的偏见，当专家的判断依据不足以得出确定性结论时，专家在诉讼中的角色更可能影响专家的决定。^[19]重构偏见（reconstructive effect）是指人们判断的依据是记忆而不是对事实的记录，人们在回忆事情时，倾向于消除他们相信会发生的事情和该事情可能被拟定好的条件所影响之间的鸿沟。^[20]

在这五种认知偏见中，背景性偏见是英美学者们的主要研究对象。英美学者们将研究精力集中在背景性偏见上的原因是调查人员传递给专家的案件背景信息对专家的判断过程以及专家意见的结果有影响。^[21]当不必要的案件背景信息传递给专家时，这些多余的信息有可能形成认知偏见，影响专家的决策过程。^[22]由于专家偏见导致专家决策错误的潜在风险较高，欧洲和美国的学者以及与法庭科学行业有关的委员会和政府部门对专家偏见问题较为重视，已经公开出版了不少以专家偏见作为研究对象的学术论文和论证报告。例如，美国国家科学院国家研究委员会（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在《美国法庭科学的加强之路》一书中对专家偏见的研究是最重要的五个研究主题之一。^[23]

与我国将司法鉴定有关研究纳入诉讼法学研究领域不同，英美法系国家将鉴定的研究列为独立的研究领域，即法庭科学（forensic science）领域。国外通常以某类鉴定操作作为研究偏见的基础，如指纹比对类鉴定中的专家偏见比较经典的几种鉴定类型，包括指纹比对^[24]、DNA 检验^[25]、笔迹鉴定^[26]、法医人类学鉴定^[27]。例如，2004 年西班牙马德里的地铁爆炸案中，由于该案件涉嫌恐怖袭击，伤亡人数众多，引起媒体、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进行指纹比对、面部识别的专家受到案件背景信息的影响，曾错误认定布兰登·梅菲尔德（Brandon Mayfield）的指纹与遗留在现场爆炸物上的指纹同一。^[28]

偏见的危险性评估是国外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偏见对专家意见准确性的威胁程度与案件的性质、检材质量，以及委托方提供案件背景信息时对专家的影响这三个因素有关。外国学者们普遍同意这三个因素是影响偏见风险的主要因素，但这三个因素造成风险的大小还存在争议。

首先，案件的社会危险性是否与专家偏见对判断的影响相关，目前依然呈现出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一份基于美国明尼苏达州刑事拘留局指纹检验小组（Minnesota Bureau of Criminal Apprehension Latent Print Unit）经办案件的报告显示，以财产犯罪、人身伤害犯罪、毒品犯罪和武器犯罪这四类犯罪为样本进行统计分析后得出，在这四类案件的指纹鉴定中，最终认定同一的鉴定数占专家倾向于认定同一的案件数的比例分别为36%、41%、41%和9%。^[29]人身伤害犯罪、毒品犯罪和武器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比财产犯罪更为严重，但是从数据上看，人身伤害犯罪、毒品犯罪与财产犯罪认定同一的比例近似，而武器犯罪则远远低于财产犯罪。这份报告质疑了“专家在人身伤害等社会危害大的案件中更倾向于做出同一认定的意见，他们潜意识里认为同一的意见可以帮助侦查机关查找犯罪嫌疑人、尽快定案”^[30]的观点。案件危险程度对专家偏见的影响究竟是正作用还是副作用，究竟是因为案件的危害大更能引起专家的重视和责任感、审慎地提供专家意见，还是专家更容易受到案件背景信息，甚至是舆论的干扰？这个问题是外国学者在研究偏见时尚未定论的。

其次，检材质量与专家偏见对判断结果的影响呈直接正相关。检材质量越好，专家偏见对专家意见准确性的影响越小。通过对美国明尼苏达州刑事拘留局指纹检验小组收到的委托材料的分析，只有一半送检材料的质量符合鉴定要求，也就是说，专家无法在近半数的材料中找到有价值的指纹特征。^[31]检材情况普遍不如样本的鉴定条件理想，这是由于检材是在现场提取的，检材的质量情况受到案件条件的影响，原始检材质量参差不齐是无法避免的。专家在进行鉴定操作之前，需要先对检材/样本的质量进行判断。如果送检材料的质量过低，检材质量对专家鉴定过程的判断无疑会产生消极影响，导致专家对检材的不信任，从而增加沉锚效应（focalism），专家在进行判断时过度依赖开始获得的信息，即检材质量的整体情况，导致在鉴定的过程中对检材的特征判断的准确性降低。^[32]我国学者对鉴定检材的研究视角是：检材质量与鉴定意见准确性直接相关，而外国学者已经将检材质量作为影响专家偏见的要素之一进行研究，检材质量既可能直接影响专家意见的结果，也有可能通过影响专家的判断过程影响专家意见的准确性。

最后，专家偏见还受到案件背景信息的影响。案件背景信息是专家偏见产生的主要因素。为了保证专家对专门性问题（例如，检材与样本的指纹是否同一）判断的准确性，专家可能需要了解指纹在现场的遗留状态、提取方法是否对指纹特征产生破坏或其他影响，案件的背景信息有时有助于专家判断专门性问题，同时也是专家进行判断的必要依据之一。因此，我们不能为了追求客观、避免背景性偏见影响专家判断的准确性，就完全屏蔽案件信息。完全屏蔽案件背景信息的专家判断状态称为“盲眼”判断，其并不能提高专家意见的准确性和效率。^[33]一方面，专家的判断需要相关案件的背景信息，“盲眼”判断无疑切断了专家获得某些必要的案件背景信息的途径。另一方面，“盲眼”判断同样也不能减少专家判断过程的其他错误。^[34]这意味着虽然无关的案件背景信息可能导致专家在判断之前就先入为主地产生自己的倾向，但是，完全屏蔽案件背景信息既不现实，又无益于降低专家偏见和其他错误对专家意见可靠性的影响。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将案件背景信息控制在可以辅助专家进行判断的同时，又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信息对专家的影响呢？

外国学者对于专家偏见的研究集中于专家的分析过程，但是，我们也需要关注法庭科学的基础。如果只关注操作过程中的偏见而忽视了法庭科学的基础，这种研究方式会导致的风险包括：其一，强制将专家与法庭科学/鉴定行业的外部影响隔离所导致的风险；其二，强制将专家的鉴定过程视为遵守操作程序标准的“黑匣子”，默认鉴定程序的设计已经考虑了专家决策中的偏见要素的风险。^[35]法庭过于相信鉴定人的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忽略专家偏见这个必要的风险。

【注释】

[1]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 年第4 期。

[2]参见陈敏：“证据裁判视角下刑事错案的生成与防治”，载《法学家》2017 年第6 期；陈敏、杨明德、广文革：“打破‘窠臼’：证据裁判视角下刑事错案的透视与防治——基于20 起典型错案的实证分析”，载贺荣主编：《尊重司法规律与刑事法律适用研究（下）——全国法院第27 届学术讨论会获奖论文集》，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 年版。

[3]本书在此所指的错案主要是指，将无辜者错定为有罪或者将轻罪错定为重罪的“入罪”错案。参见张保生：“刑事错案及其纠错制度的证据分析”，载《中国法学》2013 年第1 期。

[4]参见陈永生：“冤案的成因与制度防范——以赵作海案件为样本的分析”，载《政法论坛》2011 年第6 期。

[5]参见熊秋红：“以念斌案为标本推动审判中心式的诉讼制度改革”，载《中国法律评论》2015 年第1 期。

[6]参见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载《法学家》2016 年第4 期。

[7]陈卫东：“以审判为中心：解读、实现与展望”，载《当代法学》2016 年第4 期。

[8]“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4 年版，第45页。

[9][英] 道格拉斯·W.贝斯黑莱姆：《偏见心理学》，邹海燕、郑佳明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 年版，第8 页。

[10]樊崇义、陈永生：“公正：司法鉴定制度改革与完善的最高追求”，载《中国司法鉴定》2002 年第1 期。

[11]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第2 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第56 页。

[12]参见冯景合、薛荣亮：“试论法律适用中的偏见”，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学院学报）》1993 年第3 期。

[13]参见孙远：“卷宗移送制度改革之反思”，载《政法论坛》2009 年第1期；李昌盛：“事实认定的中立性”，载《清华法学》2012 年第4 期。(www.xing528.com)

[14]参见王一怀：“加拿大陪审法对‘审前偏见’的救济制度”，载《政治与法律》2003 年第5 期。

[15]参见刘国庆：“从心理偏见审视刑事冤案成因——以柏拉图‘洞穴之喻’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 年第1 期。

[16]参见刘国庆：“从心理偏见审视刑事冤案成因——以柏拉图‘洞穴之喻’为视角”，载《苏州大学学报（法学版）》2015 年第1 期。

[17]Campbell A.，“The Fingerprint Inquiry Report”，at http：/ /www.thefingerprintinquiryscotland.org.uk/inquiry/3127-2.html，最后访问日期：2017 年11 月20 日。

[18]See Saul M.Kassin et al.，“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Vol.2，No.1，2013，p.42.

[19]Paul C.Giannelli，“Independent Crime Laboratories：The Problem of Motivational and Cognitive Bias”，Utah Law Review，Vol.2，2010，p.47.

[20]D.M.Risinger et al.，“The Daubert/Kumho Implications of Observer Effects in Forensic Science：Hidden Prolbems of Expectation and Suggestion”，California Law Review，Vol.90，2002.

[21]See Saul M.Kassin et al.，“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Vol.2，No.1，2013，p.42；Itiel Dror，“The Ambition to be Scientific：Human Expert Performance and Objectivity”，Science Justice，Vol.53，No.2，2013，p.81；Itiel Dror，Greg Hampikian，“Subjectivity and Bias in Forensic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Science Justice，Vol.51，No.4，2011，p.204.

[22]See Saul M.Kassin et al.，“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Vol.2，No.1，2013，p.42.

[23]See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Strengthening Forensic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A Path Forward，The 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9.

[24]See Peter A.F.Fraser-Mackenzie et al.，“Cognitive and Contextual Influences in Determination of Latent Fingerprint Suitability for Identification Judgments”，Science Justice，Vol.53，No.2，2013，p.144；Itiel Dror et al.，“The Impact of Human-Technology Cooperation and Distributed Cognition in Forensic Science：Biasing Effects of AFIS Context Information on Human Experts”，Journal of Foresnic Sciences，Vol.57，No.2，2012，p.343；Itiel Dror et al.，“Cognitive Issues in Fingerprint Analysis：Inter-and Intra-Expert Consistency and the Effect of a ‘Target’Comparison”，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Vol.208，2011，p.10.

[25]See Itiel Dror，Greg Hampikian，“Subjectivity and Bias in Forensic DNA Mixture Interpretation”，Science Justice，Vol.51，No.4，2011，p.204.

[26]See Reinoud D.Stoel et al.，“Bias Among Forensic Document Examiners：Still a Need for Procedural Changes”，Australian 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Vol.46，No.1，2014，p.91；Bryan Found，John Ganas，“The Management of Domain Irrelevant Context Information in Forensic Handwriting Examination Casework”，Science Justice，Vol.53，No.2，2013，p.154.

[27]See Sherry Nakhaeizadeh et al.，“Cognitive Bias in Forensic Anthropology：Visual Assessment of Skeletal Remains is Susceptible to Confirmation Bias”，Science Justice，Vol.54，No.3，2014.

[28]See Robert B.Stacey，“Report on the Erroneous Fingerprint Individualization in the Madrid Train Bombing Case”，Forensic Science Communications，Vol.7，No.1，2005.

[29]See Glenn Langenburg et al.，“A Report of Statistics from Latent Print Casework”，Forensic Science Policy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2014，p.15.

[30]See David Charlton et al.，“Emotional Experiences and Motivating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ingerprint Analysis”，Journal of Forensic Sciences，Vol.55，No.2，2010，p.385.

[31]See Glenn Langenburg et al.，“A Report of Statistics from Latent Print Casework”，Forensic Science Policy Management：An International Journal，Vol.5，2014，p.15.

[32]Daniel C.Murrie et al.，“Are Forensic Experts Biased by the Side That Retained Them？”，Psychological Science，Vol.24，No.10，2013，p.1889.

[33]Saul M.Kassin et al.，“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Vol.2，No.1，2013，p.42.

[34]Saul M.Kassin et al.，“The Forensic Confirmation Bias：Problems，Perspectives and Proposed Solutions”，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Memory and Cognition，Vol.2，No.1，2013，p.42.

[35]See Christophe Champod，“Research Focused Mainly on Bias will Paralyse Forensic Science”，Science Justice，Vol.54，No.2，2014，p.5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