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以来,一直到现在全面实施和推进以创新精神和实践性能力为核心的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发展大概经过了四个时期,在这四个阶段中,我们可以看到素质教育政策的演进。
第一阶段,大概是80年代中期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颁发前。这一阶段是素质教育的酝酿期。自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及1986年《义务教育法》颁发以来,广大教育基层单位都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对传统教育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深刻反思,充分认识到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种种弊端,认识到如果不进行彻底的改革,要真正提高国民的素质是不可能的,基础教育的现实和人们的高质量教育追求的碰撞,为素质教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不少学校为了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变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实,通过制定一些有利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校内政策,来落实有关符合素质教育思想的举措。至这一阶段后期,也即80年代末90年代初,有关实践中实施素质教育的需求和探讨素质教育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但就有关素质教育政策而言,广大实践者主要是依据《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义务教育法》的有关精神,通过地方性的有关政策和校内的有关政策来实施素质教育的,就国家层面上并没有以素质教育来命名的有关实施素质教育的政策,这从那个时期我国教育的最高决策层的有关文件中没有出现过“素质教育”这个词就可以说明。
第二阶段,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为标志,《纲要》中明确指出:“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促进学生生动活泼地发展,办出各自的特色。”在这国家级的政策性文件中虽然还未出现“素质教育”这个概念,但是,它已经明确地指出,在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着“应试教育”,为第一阶段带有较多自发性成分的素质教育实践作出了政策性的引导,于是乎,各地素质教育的实践以及对素质教育理论的探讨逐步深入地展开,出现了湖南汨罗、上海南市区等一大批成功实施素质教育的经验。在此过程中,适逢我国《教育法》正式颁布,虽然在《教育法》中也没有出现有关素质教育的条文,但它的指导思想无疑和我们所倡导的素质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进一步强调改革人才培养模式,由“应试教育”向全面素质教育转变。这些宏观层面上的政策,极大地推动了素质教育的实践,为随后的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起了至关重要的引导作用。
第三阶段,以原国家教委印发《普通中小学校督导评估工作指导纲要(修订稿)》为标志,《督导纲要》的颁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应试教育”评价模式,代之以素质教育的评价模式。从政策上来分析,这已经不仅仅是从政策上来引导促进素质教育,而且从政策上来保障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随后烟台全国性素质教育会议的召开,更是将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推向高潮。正如原国家教委副主任、国家总督学柳斌所说:“31个省、市、自治区在实施素质教育方面都在动,而且都有自己的一些典型、自己的试验区”。各省(市)、自治区基本上都出台了一些地方性的素质教育政策法规,来推动区域性的素质教育实践。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个学校也有各种配套政策(措施)。从第三阶段来看,各个层面的政策已基本上形成了一个体系,国家有国家的政策,地方有地方的政策,学校有学校的政策,并且,政策的核心内容,已从引导性深入到实施素质教育的难点和热点问题,加大了行政干预的力度。(www.xing528.com)
第四阶段,以《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和第三次全教会上作出的《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为标志。这两个纲领性文件表明了党和国家以及广大教育工作者将素质教育全面推向21世纪的决心。同时它们更是在政策层面上进一步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使素质教育中的“素质”的内涵更为确切,更为丰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提出,使得素质教育的目的性更加明确。同时,也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和推进素质教育的核心问题是评价制度的改革和课程体系的改革。
从素质教育发展的四个阶段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素质教育的政策是伴随着素质教育实践的始终。从第一阶段学校层面的内部政策,到第二阶段的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引导,以及第三阶段的宏观和中观、微观层面上的政策配套,直至第四阶段的宏观层面上的政策再次将素质教育引向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性能力为核心,素质教育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下而上,尔后又从上而下的过程,同时,政策的内容也从“要不要搞素质教育”发展到“如何搞素质教育”以及“如何保证实施素质教育”等改革的核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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