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新古典增长模型的外资银行进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我们将使用2005—2010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工业企业数据，实证考察外资银行的进入对中国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同时，为了增加样本规模，以及细致考察外资银行对不同规模和所有制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差异，我们还将各地区的工业企业按照企业规模划分为小型、中型和大型企业，同时，按照所有权性质划分为了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我们将基准模型设定为如下形式：

interestit=β0+β1 foreign_bankit+ΠXit+vit+εit

上式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地区的第t年；ν是地区固定效应，ε是随机扰动项；X是除去外资银行之外的其他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变量组成的控制变量矩阵，Π是相应的回归系数矩阵。被解释变量interest是衡量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变量。2010年中国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在获取银行贷款时，除了支付规定的利息之外，一般还需要支付一些额外的费用。[26]但是，贷款利息仍然是企业支付的主要贷款成本。因此，我们以企业支付的利息占其负债额的百分比来衡量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

解释变量中，foreign_bank是衡量外资银行规模的变量。我们首先整理了外资金融机构数、从业人员数和资产规模占全部金融业相应变量的百分比这三个指标，然后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将这三个指标进行加权，[27]并以加权后的指标来综合衡量外资银行规模。

除去外资银行规模，我们还在回归方程中控制了其他一些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主要变量，包括：（1）通货膨胀率inflation。通货膨胀率不仅反映了宏观经济的非稳定性（Boyd et al.，2001），而且，还将恶化市场交易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加借款人的道德风险行为（Huybens and Smith，1999）。因此，通货膨胀率将会促使银行提高贷款利率，这将会增加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我们遵循普遍的做法，以各地区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增长率（％）来衡量通胀率，预期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2）经济增长率growth。我们以GDP增长率来衡量各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并以其来控制商业周期对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影响，预期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因为，在经济扩张的阶段，由于贷款需求的增加，企业的贷款利率（成本）将会随之上升；反之，在经济收缩阶段，企业的贷款需求和贷款利率也将随之下降。

（3）国有银行规模state_bank。与对外资银行规模的度量相似，我们以国有金融机构数、从业人员数和资产规模占全部金融业相应变量的百分比这三个指标来衡量国有银行规模，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将这三个指标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28]理论上，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可能会提高贷款利率并增加企业的信贷融资成本。既有研究的确发现，中国国有银行的效率远远低于外资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Berger et al.，2008），但是长期以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促增长”，[29]通过压低利率和刺激投资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增长是中国各级政府惯用的经济刺激手段，而且，各级政府主要是通过干预和控制国有银行的信贷决策来实施类似的经济刺激计划。因此，中国的国有银行规模与贷款利率和企业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可能并不确定，国有银行的低效率可能使得它们之间是正相关的，但政府的干预又可能使得它们之间是负相关的。(www.xing528.com)

（4）银行业竞争competition。市场竞争不仅会促使银行业通过降低贷款利率的方式来吸引客户，而且，竞争压力还将促使银行努力提高效率和拓展新业务，进而也提高了银行通过降低贷款利率和贷款成本来吸引客户的操作空间。我们以各地区每万人拥有的金融机构数来衡量银行业的竞争程度，预期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

（5）银行贷款利率loan_rate。中国是一个实行利率（包括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管制的国家。2004年之前，银行的贷款利率只允许在中央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上限和下限区间内浮动。到2004年，中央银行解除了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上限管制，但并未解除对银行贷款利率的下限管制，银行贷款利率依然只允许在基准利率基础上下浮动10％，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2012年年初。[30]我们以各地区金融机构的平均贷款利率占中央银行基准利率的倍数来衡量银行贷款利率的高低。[31]这个指标大于1，说明金融机构的贷款利率高于中央银行规定的基准利率；反之，则低于。同时，这个指标还刻画了银行业效率的高低，因为，高的利差收入往往反映了银行的低效率（Demirgüc-Kunt and Huizinga，1999）。预期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6）腐败corruption。制度条件是影响企业信贷融资成本的重要因素。高质量的制度能够提高金融契约的有效性和降低金融契约的实施成本，从而能够降低银行的贷款利率和企业的融资成本。我们以各地区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贪污和侵权渎职的犯罪人数占公职人员数的比例（人/万人）来衡量各地区的腐败水平（陈刚和李树，2012），并以此作为反向度量各地区制度质量高低的指标。经验研究也证实，腐败的确显著降低了司法系统的效率，弱化了对契约和财产权利的保护力度（例如，Herzfeld and Weiss，2003）。预期这个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

本节实证分析中用到的所有原始数据，均摘自相应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经济年鉴》《中国检察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人民银行发布的各地区金融运行报告。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5-6所示。其中，样本数据中，企业的利息支付占其负债的百分比为样本均值1.978％，标准差是0.696％，变异系数达到了0.35（0.696/1.978），意味着各地区不同规模和所有制的企业，它们的信贷融资成本存在很大的地区差异。[32]外资银行规模的样本均值仅有0.756％，标准差则达到了1.989％，说明现阶段外资银行在中国各地区间的分布是非常不平衡的，其中，外资银行在东部沿海地区的分布密度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5-6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