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内生性金融制度，造成金融体系整体上缺乏效率，使得金融规模的扩张不仅没能如经典理论预期般地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率提高，而且，还阻碍了城乡二元经济向城乡一体经济的转换。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提升金融体系的效率，对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和均衡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提高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改革政策，不仅需要政府减少对国内金融部门的管制和干预，完善本国的制度软环境，而且，需要在本国的金融部门中实行对外开放，以此培育金融市场上的多元竞争主体，借鉴和模仿其他国家的金融相关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
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政府就确定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对外开放战略的实施使得中国经济由改革开放之前的封闭经济体，一跃成为全球引进外资和出口贸易最为活跃的国家之一，而引资规模和出口贸易的扩张则使中国经济收获了可观的“开放红利”（陈爱民，2011），推动了中国经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Yao，2006）。1979—2010年，中国经济连续32年平均每年以9.9％的速度增长，经济规模增加了20.5倍，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同期，中国的人均收入也由1978年的182美元增长到了2010年的4 370美元，跨过了中等收入国家的门槛。[1]同时，在高速经济增长的带动之下，中国的社会事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农村贫困人口由1978年的2.5亿减少到了2010年的2 688万，贫困发生率由30.7％下降到2.8％，[2]是全球唯一提前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规定的使贫困人口减半的国家。(www.xing528.com)
但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成绩，大多来自产品市场对外开放所带来的红利。与产品市场相比，中国要素市场的开放步伐却要滞后许多，特别是像金融等蕴含着较高风险的部门。不过，自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之后，本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步伐正在加快。那么，中国金融部门的对外开放，是否也能够如产品部门的对外开放一样，为中国经济带来额外的“开放红利”，便是一个值得审慎评估的课题。需要交代清楚的一点是，金融开放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与国际金融日益融合的过程，主要包括金融机构国际化、金融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人才国际化与货币国际化（课题组，2009）。但在本章中，我们选择以中国银行业引进外资银行为例，评估金融开放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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