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的地区差异：规模与效率优化

正如前文中指出的，由于中国的经济改革在空间上的非均衡性不仅导致了省际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结构存在巨大差距，而且金融发展规模和效率也存在明显差异。因而，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关系在地区层面上可能就会表现出非一致性的关系。

从产业结构上来说，到2004年，东部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9.1％，第二产业为52.9％，第三产业为33.8％，与之相对应的是西部地区的第一产业仍然占有较大比重，其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19.5％，第二产业则为44.3％，第三产业为36.2％，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则介于东西部之间。[10]如果Clarke et al.（2002）所提出的金融发展的“库兹涅茨效应”存在，那么，东部地区由于其二、三产业所占的比重远远高于西部地区，其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就应比西部地区更为显著。当然，该理论在中国可能并不成立，因为“库兹涅茨效应”存在的前提是金融发展可以降低劳动力由传统部门转移进入现代部门的门槛。但在中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可能是阻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更为重要的因素，在没有根本改革城乡户籍制度之前，金融发展对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可能并不显著。

同时，由于我国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和经济制度转轨步伐快慢各异，导致了我国金融发展在地区层面上不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效率上都存在显著的差异。我们以金融机构存贷款总额占GDP比重的金融相关比率从量上来衡量各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如图4-5所示，我国三大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都在逐步上升，均处于金融深化状态中，但也表现出了明显的地区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平衡。东部地区的金融深化水平远远高于中西部地区，到2004年，东部地区金融相关比率为336％，而中部只有202％，西部则是249％。如果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的“倒U形假说”成立，由于中国地区间金融深化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则金融发展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地区层面上也可能会表现出非一致性的关系。

图4-5　中国各地区的金融相关比率（％）

数据来源：1997—2005年《中国金融年鉴》

当然，在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模型的假设是进入金融市场融资的成本是固定不变的，其中并不存在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这点在中国是显然不成立的，因为“金融压抑是我国银行体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卢峰和姚洋，2004）。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进入金融市场融资不仅面临着进入成本上的约束，更为重要的是政府对金融部门的管制所导致的金融部门在信贷资金配置上对农户和中小乡镇企业的歧视。因此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的“倒U形假说”在中国可能也并不成立，而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才是导致中国扭曲了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最重要原因。(www.xing528.com)

中国地区金融发展不仅在量上存在巨大差距，而且地区间在金融结构，从而是金融发展的效率上也存在明显差异，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强度在地区间并非完全一致。具体来说，就是中国的金融制度呈现出计划金融与市场金融并存的“二元金融制度”（葛兆强，1997）。即东部地区市场金融成分较高，计划金融成分较弱；中西部地区计划金融占支配地位，而市场金融发育程度微弱（周立和胡鞍钢，2002）。政府的金融抑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就表现为其对国有金融机构施加行政性干预来影响信贷资金流向，而其对改革开放后发展起来的非国有金融机构却并不具有足够的影响力。因此我们可以用全部金融比率与国有金融比率之差来衡量各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的高低，同时该指标也可以反映政府对金融部门的抑制强度。该指标值越高，表明金融市场化程度较高，政府对金融部门压抑的强度较弱。我们分东、中、西三大地区绘制了1996—1998年该指标值的变动情况（见图4-6）。虽然由于数据的限制，我们无法判断出该指标值在长期内的变化趋势，但图4-6无疑直观地描绘了其在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的巨大差异，东部地区的全部金融与国有金融比率之差为70％左右，远远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这表明东部地区市场金融成分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而中西部地区仍以计划金融成分为主。

图4-6　中国各地区金融相关比率与国有金融相关比率之差（％）

数据来源：国有金融数据来源于《新中国五十年统计汇编》，全部金融数据来源于1997—1999年《中国金融年鉴》。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金融压抑是导致我国扭曲的金融发展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最主要原因，而由于东部地区金融的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了一定水平，中西部地区仍以计划金融为主，因此中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显著地拉大了城乡收入差距，而在东部地区则并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