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中国经济具有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虽然已连续30多年保持高速增长，但中国经济城乡二元分化的结构性矛盾却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和，城乡收入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还呈持续恶化的趋势，“到2004年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是世界最高”（李实和岳希明，2004）。

对于发展中国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形成，西方学术界认为主要是由于这些国家所采取的歧视农业和农村，以及偏向城市的经济政策所导致的，并主要从该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结构出发给予解释。[1]这些理论也被国内学者用来很好地解释了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的形成和演变。林毅夫等（2002）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央政府选择并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是导致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形成的根源。由于赶超战略违背了当时我国劳动力丰裕而资本稀缺的比较优势，中央政府只有通过降低工业生产成本才能维持这些不具有自生能力企业的生存，从而内生出一系列扭曲价格的宏观政策环境，以及以计划为基本手段的资源配置制度和没有自主权的微观经营机制三位一体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结构下，不仅农业的生产剩余被强制转移为工业生产积累，而且由于在不具有自主权微观经营机制的安排下，农业部门自身的生产也缺乏活力和效率，农业生产受到极大的破坏和制约，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日趋恶化。虽然1978年年底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解决了集体农业生产中存在的激励不足问题，释放了被压抑的农业生产潜力，农业产出大幅增加，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格局暂时得到缓和，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城市利益集团的压力以及传统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障碍”（Yang，1999；蔡昉和杨涛，2000），使得我国城市偏向的经济政策在改革开放后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城乡二元的经济结构也并未得到根本性的缓解。

虽然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但是如果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长期存在和不断恶化，不仅会限制发展中国家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从而阻碍经济的持续增长，而且可能还会由此而引发社会不稳定，破坏已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同时，“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仅是城市现代部门的工业化，更是包含农村落后的农业部门的工业化”（张培刚，1984），消除城乡二元分化的经济结构本身也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内在含义。[2]根据纳克斯的“贫困恶性循环论”，发展中国家城乡经济发展差异实质上体现为城乡实物资本获取能力上的差异，即农村地区陷入了“资本短缺→农村资源生产率低→农民收入水平低→农村储蓄能力低→资本短缺→……”的恶性循环，因此加速农村地区的资本形成是打破其经济发展恶性循环，实现由“城乡二元”向“城乡一体化（融合）”的协调发展的关键。(www.xing528.com)

金融部门在物质资本的集聚和配置过程中具有核心作用，因此，金融发展对城乡二元经济的转换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那么，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金融制度，对城乡二元经济的转换具有什么样的影响，便是一个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研究课题。在本章中，我们将系统论证中国经济在转型时期的金融发展对城乡融合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