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ldsmith(1969)在《金融结构与发展》一书中,曾经尝试回答了如下三个问题:一是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市场和中介——如何随着经济增长而改变,二是总体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三是金融结构是否影响了经济增长的速度。Goldsmith(1969)对上述第一个问题的研究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他证明,随着国家和地区的发展,银行占国民产出的比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同时,随着经济的扩张,相对于银行规模来说,非银行金融中介和股票市场增长更快。对于第二个问题,经过后续文献的研究,也已取得了突破性进展(Levine,2004)。[11]但关于第三个问题的答案,尚有待进一步的取证挖掘。
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制度安排,具有典型的金融抑制特征,其中,包括垄断的银行结构。虽然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末放开了企业债券市场,并于90年代初成立了正式的股票市场,但迄今为止,中国的金融体系仍然是以银行业为主导(Ayyagari,2008)。[12]不过值得关注的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中国银行业结构在改革时期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改革之初的完全垄断发展到后来的寡头垄断(于良春和鞠源,1999),再到当前多种金融机构并存的局面。[13]同时,中国经济在转型期持续高速增长。上述两方面原因使得中国是一个研究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想案例和样本。但金融结构是否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效率,这在现有文献研究中却未能得到充分的评估。因为,仅有的少量相关文献也只是关注了银行业的集中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没有关注银行业集中度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的影响,并且,银行业集中度是否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速度,这在现有文献研究中也尚未达成共识。例如,Boyreau-Debray(2003)较早关注了中国银行部门的多元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银行部门的多元化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增长。但其他的文献却发现银行业的集中度并未显著地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王红,2005;于良春和王会宗,2007)。林毅夫和姜烨(2006)研究了银行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匹配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银行业结构如果与经济结构相匹配将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反之,则会阻碍经济增长。(www.xing528.com)
鉴于此,本节将在经验上进一步识别银行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与现有文献研究不同的是,本节不仅评估了银行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总体影响,而且,还进一步检验了银行业结构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各项来源(资本积累和生产率增长)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评价银行业结构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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