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优化增长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直都是经济学家关注的重点。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积累是一国经济起飞的首要条件，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早期研究文献，强调金融中介在决定一国储蓄率和投资水平中的重要作用。但由于资本边际报酬的递减，物质资本的积累并不能解释长期的经济增长，因而，金融中介通过作用于物质资本积累来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就是有限的。随着内生增长理论在20世纪90年代的兴起，技术进步（生产率增长）取代了资本积累而被认为是驱动经济长期增长的唯一因素，这为研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开启了新的视角，金融中介能否以及如何促进生产率增长自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心，并逐渐认识到金融中介在项目甄别、风险分散、企业监管以及交易平滑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Levine，2004），其可将资本配置给最有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企业，从而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和促进技术进步。因而在理论上，无论是作用于资本积累或是生产率增长，金融发展显然都能够促进经济的增长，大量的跨国研究也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

但中国经济转型期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却可能偏离经典理论的预期，[1]因为中国经济转型时期的内生性金融制度安排，造成金融资源的配置并未遵循效率原则。现有经验研究的结论也表明，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间的正向关系可能并不十分牢靠。虽然有文献研究发现了金融发展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周立和王子明，2002），但更多的研究却认为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李广众，2002）和仅仅流于表面（Aziz and Duenwald，2002）。事实上，这些质疑金融发展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文献并不怀疑金融体系所具有的储蓄动员和资本集聚的功能，它们主要是认为政府对金融部门的过多干预使得金融市场具有明显的部门和地域分割特征（Boyreau-Debray and Wei，2005），并导致金融部门信贷资金配置的低效率或无效率。

在经济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可被分解为投入要素量的增加（要素积累）、质量的改进（技术进步）和使用效率的提高（技术效率的提高）。虽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持续的高速增长，但全要素生产率对中国经济高增长的贡献却并不是十分突出。最近的研究显示，虽然全要素生产率（TFP）对中国经济增长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但其相对贡献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却出现了急剧的下滑，中国经济的投入驱动型增长特征越来越明显（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Zheng and Hu，2006）。这意味着随着在改革初期的农业改革、工业改革以及对外开放等政策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一次性水平提升效应的潜力耗尽以后（郑京海，2008），简单依靠追加要素投入这种粗放的增长方式将不足以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www.xing528.com)

因此，为了更全面地评估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本节使用经Färeet al.（1994）改造后的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测算中国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检验金融发展对中国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