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率抑制下的租金配置及其影响

早在20世纪70年代，麦金农（1988）就发现，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为了早日推进工业化，往往对金融部门采取抑制政策，主要表现为政府利用行政力量人为地压低利率，并对信贷实行配额配给，扭曲了资源的配置。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所能满足的往往只是重点发展的现代部门和国有大中型企业或少数特权阶层的资金需求，而为数众多的小企业、小商人和农户则被排斥在金融市场之外，结果是加剧了经济的二元化倾向。麦金农（1988）的金融抑制理论很好地刻画了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安排逻辑：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中央政府人为地压低利率以保证稀缺的资本被优先配置于城市工业部门（林毅夫等，2002）。

赶超战略虽然在改革开放之后已经逐渐被弱化，但中国政府为了继续以低廉的价格汲取金融资源来补贴城市部门与国有企业，仍继续采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对利率实行严格管制的货币政策。虽然自1995年以来，政府也试图对利率实行逐步市场化的改革，但改革的步伐显得很艰难，存贷利率也只被允许在规定的范围内浮动[6]。正是由于政府需要廉价的金融资源来平衡经济改革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中国的利率一直被人为地压低在市场出清的利率水平之下（见表2-3）。

表2-3　中国存贷款利率和城乡储蓄（1979—2004年）

续表

资料来源：通货膨胀率和存贷利率来IMF数据库（IFS）；城乡储蓄存款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对贷款利率的管制，使得政府所偏好的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可以以低廉的价格获取足够的金融资源来满足其自身的利益需求；同时，政府也可以以直接贷款人的身份获取金融资源以给予国有企业和城市部门补贴。虽然存款利率被人为地压低将导致资本积累的不足（麦金农，1988），但中国的经验并没有为这个理论提供有力的支持。由于政府以国家信誉的形式为国有银行大量吸收储蓄存款提供隐形担保，消除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的风险顾虑（世界银行，1997），这实际上给予了国有银行储蓄存单拥有者增加了一个正的风险贴水利率，以及由于“中国资本市场尚不发达，金融资产品种少且替代性弱所造成的‘强迫储蓄’”（王国松，2001），导致了居民储蓄同利率之间的弱相关关系（李焰，1999）。因此，虽然中国的存款利率一直被压抑在很低的水平，但居民储蓄却节节高升（见表2-3），这保证了有充足的银行储蓄可被政府用于对利益集团的转移补贴。(www.xing528.com)

我们借鉴Hellmann et al.（1995）的“金融约束”模型说明在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租金的配置情况。假设经济中包括五个部门：作为资金供给方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同时，他们还以资金需求者的身份出现；资金需求方还包括大企业和小企业（包括乡镇企业），大企业布局在城市地区，小企业中一部分布局在城市地区，另一部分则在农村地区；以及作为金融中介的银行。在图2-2中，S表示信贷市场上的资金供给，由于居民储蓄对利率不敏感，因而其是相当陡峭的；D表示资金需求；rE为市场均衡利率；QE为市场均衡贷款水平。

图2-2　利率抑制条件下的租金配置

如果政府控制存款利率为rD，但不控制贷款利率时，均衡贷款利率将由市场需求曲线决定为rL，此时贷款量QE′小于均衡贷款量QE，出现了信贷资金供给的不足，rL-rD就是租金。若政府只以监督者的身份出现，则这些租金就只为银行部门占有，其中居民的租金贡献为rE-rD，企业部门的资金贡献为rL-rE。按照Hellmann et al.（1995）的“金融约束”理论，当银行占有租金后，就有动力和实力扩大营销网点，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由于其还假定居民储蓄只对银行的服务质量和范围敏感，银行部门服务范围的扩大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将会提高储蓄水平，促使资金供给曲线又移至S′。由于政府规定了储蓄利率上限，此时的信贷市场的均衡利率反而低于没有政府干预时的水平，信贷水平也高于没有市场干预时的水平，这就意味着“金融约束”政策促进了金融深化。

如果政府部门同时控制贷款利率为rL′，此时贷款需求将是QE″，其远远大于贷款的供给量QE′，信贷市场上出现了超额贷款需求，此时，银行将对有限的资金进行信贷配给。农业生产由于具有很强的季节性，且容易受到自然条件变化的影响，天生就具有较高的风险性；同时，银行与农户和中小企业之间面临着更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且农户和中小企业也缺乏用于信贷抵押的资产，这就决定了农户和中小企业必定不会成为银行在进行信贷资金配给时优先考虑的对象。银行将会优先把有限的信贷资金配置给信息透明度更高，且能提供贷款抵押的大企业和城市居民，而小企业和农村居民（包括城市低收入居民）则只能在信贷市场的边缘徘徊，只有在大企业和城市居民的信贷需求被满足以后，他们才有可能获得贷款。此时的租金分配为：获得信贷资金的企业和居民占有的租金为rE-rL′，银行占有的租金则为rL′-rD。由于银行占有的租金相比于政府不对贷款利率管制时所获得的租金已大幅下降，因此银行将不会扩大服务范围和提高服务质量，储蓄供给也就不会如Hellmann et al.（1995）的“金融约束”模型中所预言的那样将会增加。利率抑制所创造的租金来自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而获取租金的是银行和得到银行贷款的企业和居民。根据上述分析，在贷款利率被抑制的情况下，获得贷款的一般是城市大企业和城市居民（主要是城市高收入居民），而小企业（包括城市小企业和农村小企业）和农村居民（也包括城市低收入居民）只能获得少量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