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成本及优化路径

理论上，经济改革可以有两种推进方式：一种方式是在制度变革中不先触及既有的利益格局，而是通过改革交易环境使效率提高；另一种方式是通过调整既定利益格局形成新的制度均衡（林毅夫等，2002）。经济学文献往往将第一种方式称为“渐进主义”（gradualism），而将第二种方式称为“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大爆炸）。支持“休克疗法”的一些学者认为速度是经济改革的关键，因此，政府在实行经济改革时应充分利用“机会之窗”（window of opportunity），[4]尽可能加快经济改革的速度和创造不可逆转的改革趋势（如Lipton and Sachs，1990）；支持“渐进主义”改革理论的学者则认为“休克疗法”忽略了经济改革的不确定性和面临的政治约束，它们强调经济改革应循序渐进，因为，这样能够减少利益集团对改革的“事前”和“事后”政治约束（Roland，1994）。不同于东欧及前独联体国家的“休克疗法”，中国的经济改革选择的是一条渐进式改革道路。不论是改革之初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行和推广，还是后来对非国有制企业的扶持和鼓励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每一步都深深地烙印着“渐进主义”的理念。

虽然时至今日，关于“休克疗法”和“渐进主义”两种转轨方式哪种更利于转轨经济体的长期经济增长仍然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至少从目前来看，“渐进主义”改革获得了更大的成功。从表2-1中可以看出，选择渐进式改革道路的中国，其实际GDP增长率在各个时期都明显地高于选择“休克疗法”的东欧和前独联体国家。东欧和前独联体国家在其改革初期的1990—1994年间的经济增长率均急剧下降，随后的经济表现也并未表现得如“休克疗法”所预期的那样迅速转向“J”形曲线的上升部分，只有波兰等少数国家比较迅速地恢复了增长，其他国家的“J”形增长曲线的下降部分似乎被拉得过长，俄罗斯甚至直到最近几年才逐步走出衰退的阴影。中国自1978年实行“渐进主义”的经济改革以来，实际GDP保持着年均9.9％的高增长率（国家统计局，2011），这在世界各国中一枝独秀，被很多学者称为“中国的奇迹”（林毅夫等，2002）。

表2-1　东欧及中国GDP实际增长率（％）(www.xing528.com)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库（IFS）。

在学术界，对中国和东欧国家在经济转轨期间的经济表现为何存在如此大的差异有很多不同的解释（Sachs et al.，2003），但根据上一节提出的理论逻辑，我们认为中国在经济转轨时期之所以取得了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绩效，主要是因为中国较好地控制了经济改革中的阻力，降低了经济改革的成本，进而使得中国经济的转轨路径处于或相当接近于成本最小的最优转轨路径上。Laffont and Qian（1999）也认为，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主要是由于率先推行经济改革的地区或部门是那些投资机会多，但在旧体制下的期望获益很小的地区或部门，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经济改革在政治上受到的约束（即降低了改革的阻力）。其实，中国经济改革所体现出的增量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逻辑和“做大蛋糕”等特征无一例外地都起到了减少改革阻力、降低改革成本的作用。首先，增量改革并不首先整体触动到旧体制下的利益格局，这避免了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集团采取联合的集体行动来抵制和反对经济改革。当经济改革深化到不得不对既有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时候，增量改革也不会一下触动所有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是把对既得利益格局的调整分散到了经济改革的不同阶段，从而平滑了经济改革中的阻力，避免了大的社会动荡。另外，中国经济改革还有一个重要特征，即政府把新增的资源重点投入到那些在旧体制下被抑制的部门，这些部门从旧体制中获得的收益很小，它们往往是经济改革的支持者，因此，这样的资源配置策略也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改革的收益。其次，“摸着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逻辑具有试验推广的性质，如果一项经济改革遭遇到的改革阻力过大，及时修正改革路径的成本也较小，避免了激起过大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同时，这也避免了因改革决策失误而造成过高的成本支付。最后，“做大蛋糕”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社会总产出的持续增长，从而增加了可在各个利益集团之间进行分配或对经济改革中的利益受损者进行利益补偿的产出总量，使得“改革尽可能具有‘帕累托’改进的性质，把改革的成本和风险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上”（林毅夫等，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