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研究的背景及问题

金融部门是一国的资源集聚和资源配置活动的中介，因此，将金融部门视为国民经济的核心部门一点也不为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Schumpeter在1911年论述的那样，金融部门由于能将社会储蓄配置给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因此，其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核心地位。一系列经典文献的研究指出，高效率的金融部门具有信息生产和信息分析、项目监控和公司监管、风险分散和风险管理、储蓄动员和储蓄积聚、交易平滑等多样职能，能够提高经济的资本积累率和资本配置效率，对一国长期的经济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能力（Levine，2004）。同时，金融发展对收入分配还具有所谓的“涓流效应”（trickle-down effects），即金融发展通过降低低收入阶层的金融市场进入门槛，进而降低了各阶层收入分配的不平等（Greenwood and Jovanovic，1990；Agihon and Bolton，1997；Matsuyama，2000）。大量经验研究也发现，不论是在国家或地区层面、产业层面以及企业层面，金融发展水平对经济增长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King and Levine，1993；Levine and Zervos，1998；Rajan and Zingales，1998；Demirgüc-Kunt and Maksimovic，1999；Beck et al.，2000；Beck and Levine，2003），并且，显著地降低了贫困率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Li et al.，1998；Jalilian and Kirkpatrick，2001；Honohan，2003；Beck et al.，2004）。

但是，对于像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体来说，金融发展的故事却与经典理论的预期截然不同。因为，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中，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的现象，即政府对金融体系的过度管制和干预，使得这些国家的金融体系长期处于一个不发达和低效率的状态，致使这些国家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投资效率低下，经济增长步履维艰，低收入阶层也难以获得所需的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即便像中国这样一个已经连续32年保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的经济体来说，[1]由于政府过度管制和干预造成的金融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也并不是十分牢靠（张军，2006）。同时，衡量居民收入分配平等程度的基尼系数伴随着金融规模的扩张而持续上升（见图1-1），[2]也表明中国金融发展在促进收入平等分配方面的积极作用，可能也与经典理论的预期相去甚远。

图1-1　中国居民收入之基尼系数（1978—2008年）(www.xing528.com)

那么，首先，转型经济体为何会普遍存在金融抑制的现象，并因此造成了金融体系的低效率？其次，转型经济体中受抑制的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到底是怎样的？最后，什么样的金融改革有助于缓解甚至消除转型经济体中的金融抑制，进而促进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不难理解，上述问题的答案不仅对于理解转型经济体中的金融制度安排逻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转型经济体的政策实践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但现有研究还缺少对上述问题的全面界定和评估。

鉴于此，本书将以中国经济的转型经验为背景，首先为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制度安排和金融抑制提供一种逻辑自洽的理论解释；其次，使用经验数据系统评估中国经济在转型期的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以及收入分配的影响；最后，在理论上阐述了实行金融开放政策对提升中国金融体系效率的重要作用，并在经验上评估金融开放政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积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