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与研究内容简介

6.1.2.1　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历程

经济学的实验研究在西方经济学界已经有比较长的历史了，在l8世纪30年代就已经初现端倪，具体是以l738年贝努利所进行的有关“圣彼得堡悖论”实验作为标志。“圣彼得堡悖论”涉及的是一场猜硬币的赌博。以后，经过较长时间的沉寂，直到20世纪30、40年代才出现复兴。当时有两项最有影响的早期实验研究，代表了实验经济学发展的两个主要特点：一个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爱德华.H.张伯伦在l948年对市场行为的实验，旨在检验什么是经济理论最基础的结果，即在市场完全竞争的前提下，市场价格在供给和需求之间建立起来的均衡水平将使边际购买者和边际出售者所持的价格是一样的。但当时他并不满意于实验的结果，并且放弃了进一步实验的打算。另一个是莫斯特勒（Mosteller）和诺杰（Nogee）在l95l年所进行的研究在不确定性条件下个人偏好的实验。应该说实验经济学的产生是与博弈论联系在一起的。l952年，位于圣莫尼卡（Santa Monica）的兰德（RAND）公司召开了由心理学家埃斯特斯（Estes）发起的“决策过程中的实验设计”会谈。赴会者来自数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各个领域。会议讨论了关于实验主体的行为如何正确反映实验条件的问题。这导致西蒙（Simon）的主观的、客观的和本质的理性之间的重要区分。受西蒙的影响，心理学家西德尼·西格尔（Sidney Siegel）把问题引向深处，特别注目于选择状态中的收益（payoff）结构问题。西格尔同马丁·舒比克（Matin Shubik）以及其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对策论的学生们一起建立了不同的“可操作的游戏”来描述不同类型的竞争和交易的条件。尤其是在l953年阿莱（Allais）经过反复实验提出了与效用理论相反的观点——阿莱悖论，引发了经济学者对实验的重视。

实验经济学的真正发展是在20世纪60年代。在l948年张伯伦的实验之后的几年里，史密斯对张伯伦的实验方法很感兴趣并有所涉及，以后当他在普度大学任教时开始进行应用尝试和改进。他的第一篇实验经济学论文是l962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期刊》上的《竞争性市场行为的实验研究》，l965年，他又在该刊上发表了《实验性拍卖市场与瓦尔拉斯假定》，为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也为他自己奠定了实验经济学开创者的地位。

到了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的实验方法才被正式赋予了新的名字——实验经济学，开始得到许多基金的大笔资助。一方面，这意味着社会对实验方法的重视和承认；另一方面，资金也切实地推进了实验经济学的发展，一系列大规模的现场实验把个人偏好的研究范围扩展到了测量所得税等因素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以后发展到测量人们对电力、住房和医疗服务的需求问题上。尽管如此，实验经济学方法仍无法得到主流经济学家的认同。

近20年来，实验经济学在一批学者的推动下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分支，相关的论文经常出现在主流期刊上。这些成果大大地丰富了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实验方法也从一种偶尔为之的研究方法，变成了研究经济现象的通用手段。许多基本领域已成为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并在更多理论中得到应用。为此，该领域的先驱者——史密斯成为200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之一。

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l927年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的戚奇托，曾就读于加州理工学院电气工程学专业，获理学学士学位（l949），并获堪萨斯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l952）和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l955）。l955年至l967年其在普度大学任教，l968年至l975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任教，l975年至今在亚利桑那大学任教。同时，他也是耶鲁大学等著名院校的访问学者。他还是美国经济学会杰出会员、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人文与科学院院士、安德森年度顾问教授、l995年度亚当·斯密奖获得者，担任过公共选择学会会长、经济科学协会会长、美国西部经济学会会长、私有企业教育协会会长，兼任《美国经济评论》《经济行为与组织》《风险与定性》《经济理论》《经济设计》《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经济学方法论》《科学》和《加图》等期刊的编委。史密斯被誉为“实验经济学之父”。

史密斯为创立实验经济学研究领域奠定了基础。他开创了一系列实验方法，为通过实验进行可靠的经济学研究确定了标准。他创立了“风洞实验”理论，提倡在实施经济政策前可以先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运作，例如在决定是否开放电力市场、是否对公共部门实施私有化等问题上进行实验等。他建立了用于检验经济分析尤其是可变换市场机制的工具——实验室测试方法。他在用实验方法检测价格理论中，首次提出真实市场不可能达到市场出清条件下均衡价格的结论。他的选择性市场机制实验表明，一个运作良好的市场不一定要有大量的买主和卖主；一个拍卖者的预期收入依赖于他选择的拍卖方式等。因此，史密斯的研究成果对确立把实验方法作为经验主义经济分析中的一个必需的工具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他的许多实验被奉为实验经济学的典范。

按照传统的观念，经济学研究主要建立在人们受到自身利益驱动并能作出理性决策的假设基础之上。长期以来经济学被普遍视为一种依赖于实际观察的经验科学，或者是建立在演绎、推理方法基础之上的思辨性哲学，而不是在可控实验室中进行检测的实验性科学。然而，现在经济学研究越来越重视修正和测试基础经济理论的前提假设，并越来越依赖于在实验室里而不是从实地获得的数据。这种研究源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但目前正在相互融合的领域：一个是用认知心理学分析方法研究人类的判断和决策行为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卡尼曼与史密斯一起分享了2002年的经济学诺贝尔奖；另一个就是通过实验室实验来测试或检验根据经济学理论而作出预测的未知或不确定性的领域。

6.1.2.2　实验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实验经济学早期的兴趣点很广泛，而文献主要朝着三个不同的方向演化。其中第一类的一个极端是爱德华·张伯伦（Edward Chamberlin，l948）提供给被试者一个具有更高效率的自然市场版本。之后的文献主要讨论了新古典价格理论的预测问题。实验文献的第二类探索方向是主要表明对非合作博弈理论的行为内涵感兴趣。这些博弈实验是在不太接近于类似自然市场的环境中进行的。例如，报酬往往是以表格（标准型）的形式给出的，它回避了市场的许多成本和需求结构，却为博弈理论均衡结果的计算提供了便利。第三类探索方向是有关个体决策的实验，关注更简单化的环境。其中，唯一的不确定性来自外生随机事件，而不是其他行为人的决策。个体决策实验的兴趣主要来源于检验期望效用理论行为特征的想法。尽管这些文献的分界线会随着时间变化而越来越模糊，但是仍然有必要分别讨论这三类发展方向。

l）市场实验

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首次出版于l933年，它是受到大萧条中市场失灵现象启发而创立的一种理论。张伯伦认为，他的理论所作出的预测可以在一个简单的市场环境中，利用研究生作为经济行为人而得到检验（至少是启发式的）。

张伯伦在l948年报告了第一个市场实验。通过让学生被试者交易一叠标示着价值和成本的纸牌，他导出了这一市场的需求和成本函数。通过交易，卖者能赚到他们交易的产品成本和他们协商出的合约价格之间的差额。与此相似，买者能赚到他们交易的产品价值和他们达成合约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张伯伦实验中的收益是假设的，但是他的学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假定收益的激励，这一过程形成了一个非常具体的市场结构。例如，收到一张成本为l.00美元的卖者卡片的学生，在l.00美元“梯级”处将有一个完全无弹性的供给曲线。这一个学生将在高于l.00美元之上的任一价格供给一单位。同理，收到价值2.00美元的买者卡片的一个学生，在任一低于2.00美元的价格下将有一个完全无弹性的需求。

卖者和买者具有不同的成本和价值，因而个体需求和供给函数有同样的直角形状，但是有着不同高度的梯级。在这些条件下，市场供给函数的产生是由个体成本从最低到最高进行排序的，然后水平地对不同卖者进行加总。同理，市场需求函数的产生，是由个体估价从最高到最低进行排序的，然后水平地加总不同的买者。从市场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的交点处就可得到竞争性的价格和数量预测。

这些市场的交易是未受管制的，并且主要是无组织的。允许学生在教室自由活动，并以分散化的方式与其他人协商。尽管市场结构是竞争性的，但是张伯伦发现实验结果却显著地偏离了竞争性市场的预测。他指出，具体而言，交易的数量大于由供给和需求相交所确定的数量。

张伯伦的发现最初在理论上是被忽视的。事实上，张伯伦自己也差点忽略了这一结果。鉴于实验方法的创新，这一结果并不出人意料。但是以哈佛研究生为身份参加张伯伦的这个初始实验的史密斯却对这一方法很着迷。他认为张伯伦对于实验结果的解释是带有误导性的，而这种误导可以在教室市场中被证明。史密斯推测，让学生在教室四处走动所发生的分散化交易，并不是检验被广泛认同的具有完全竞争理论的合适制度情境。为此，史密斯（l962，l964）发明了一个“双向拍卖”实验制度作为替代方案，在这一方案当中，所有竞价、要价和交易价格是公开的信息。他证明了这样的市场能收敛到有效的、竞争性市场应表现出来的理论价格和数量。

尽管与张伯伦的拒绝竞争性价格理论结果相比，史密斯支持竞争性价格理论的结果在经济学家中只产生了微乎其微的初始研究兴趣，但是史密斯开始研究交易制度的变化对于市场结果的影响效应。这方面的后续研究工作主要关注基于制度和结构变化的竞争性价格理论预测的稳健性^[2]。

2）博弈实验

第二类实验研究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研究者主要为心理学家、博弈理论学家和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他们中的大多数一开始就对著名的“囚徒困境”中的行为很感兴趣，其中最为明显的第一个明确的论述见Tucker（l950）。问题如下所示：囚徒A和囚徒B被指控合伙犯罪，他们被安置在单独的私人房间里并给予坦白的机会。如果只有其中的一个坦白并且供出对同犯不利的证据，那么另一个人将被判处7年的徒刑，而坦白的那一个囚徒将作为从犯只需服l年的刑罚。然而，如果两人都坦白，那么他们每人将被判处5年的刑罚。如果每个人都不坦白，那么每人最多被判处对应于较轻犯罪的2年刑罚。在矩形当中，这些选择如图6.l所示，其中，判刑用负数表示，因为它们代表时间损失。图6.l中所有加粗的数字都是囚徒B的。每一个格子中的排序是成对的，数字分别与囚徒A与囚徒B的刑罚相对应。

图6.1　囚徒困境

这一博弈显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如果两人都不坦白，那么他们的境况将变得更好，但是，都知道在任何情形中每个人都有坦白的动机，因此“应当”坦白。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开始时并不确信人类的思考会产生一个共同引发的不理想结果，因而出现了有关囚徒困境实验中被试者共同决策的大量文献，旨在检验影响合作与背叛的决定因素。

标准的寡头定价问题是囚徒困境的一个直接应用：尽管对比竞争的情况，合谋将使每个寡头获得更大的收益，但是每个卖者都有背叛的动机。因此，Sauerman和Selten（l959）、Siegel和Fouraker（l960）及Lawrence、Fouraker和Siegel（l963）针对寡头垄断情形中合作和竞争的经典研究，与心理学家针对囚徒困境的研究对应了起来。结果是，经济学家对受到更为复杂的市场环境所驱动的寡头博弈很感兴趣。

3）个体选择实验

第三类实验理论关注的是简单情形中的个体行为，其中个体只需要进行最优化而无需策略性行为。这些实验主要用于评价不确定性条件下的选择问题的原则，这一理论是由Von Neumann和Morgenstern（l947）以及Savage（l954）所创立的。

在这一类型的实验中，被试者必须在不确定的远景或“彩票”之间作出选择。彩票只是不同奖金的简单概率分布，许多这类实验旨在寻找基本预期效用理论的明显反例。例如，考虑有争议的“独立性公理”。通俗地讲，这一公理表明在两个彩票x和y之间的选择，独立于出现的或者没有出现的（因而也是“无关的”）彩票z。通过给被试者展示两种彩票A和B，公理可以得到检验。如果参与者显示出对于x的偏好胜过y，那么实验者随后可以检验一个50/50获得x附加某种第三类彩票z的机会，是否更偏好于一个50/50获得y附加z的机会。通过这类质疑，我们已经观察到了大量的、一致性偏离这一公理的结果。这一研究引发了激烈的争论，并且引导人们努力去设计一种新的一般性决策理论，使其不和实际观察到的人类反应所背离。

并非所有的个体决策问题都涉及预期效用理论。例如，May（l954）有条理地诱导出一系列无风险替代方法的非传递选择。其他一些在之后会进行讨论的显著的例子，包括用于检验序贯搜寻问题中最优购物规则的行为内涵（Schotter和Braunstein，l98l）的一系列实验。检验斯勒茨基·希克斯（Slutsky-Hicks）消费理论的实验已经用人类被试（Battalio et al，l973）和白鼠被试（Kagel et al.，l975）在进行了。对白鼠的激励是指它们在给定数量的杠杆按压活动中所获得的团状食物的数量。一些白鼠被试中呈现出一个向后弯曲的劳动力供给曲线，这表明，工资的增加导致更少的杠杆按压次数。

6.1.2.3　实验方法：优势与局限

在任何科学中，实验方法所提供的主要优势是复制性和控制性。复制性是指其他研究者有能力再现某一实验，因而独立地证实某研究成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复制性是所有非实验的观察性调查研究的一个问题。从自然发生过程中所得到的数据被记录在一个独特的并且不可复制的时空背景之中，在这个背景中其他非观测因素是不断变化的。经济学中的问题是复杂的，因为经济数据的收集和独立的证实是非常昂贵的。而且，经济学同行几乎没有对数据的收集过程施加专业的可信度，所以经济数据通常并不是经济学家出于科研意图而收集的，而是由政府部门或者商业人士为其他目的而收集的。基于这一理由，往往很难确认所得数据的有效性。从自然发生市场收集更好的数据是可能的，并且在这一领域确实有作出改进的强有力的证据。这不仅相对便宜，而且独立进行的实验研究还具有可复制性，这反过来提供了仔细收集相关数据的可能性。

控制性是操纵实验条件以使得观察到的行为能用于评价替代性的理论和政策的能力。在自然市场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控制性的缺失。显著的自然数据有时在原则上可能存在，但是此类数据要么不能收集，要么收集到的太过于不精确，以致不能在替代的理论上进行区分。在其他例子中，相关的数据不能收集，仅仅是因为不可能发现匹配理论假设的经济情形。在自然情形中控制的缺乏在许多经济领域的研究中导致了关键的数据问题。例如，在个体决策理论中，人们会非常惊讶地在实验室之外观察到许多这样的情形，而在实验室中个体所面临的问题却可以直接用于检验期望效用理论。博弈论的预测往往也很难用自然数据进行评价。许多博弈理论模型表现出多重均衡。博弈理论学家通过忽略一些被视为“不合理”的均衡而频繁地窄化结果的区间，并且往往是在非常精致的基础上，比如在达到博弈均衡的路径中，发生前所未有的偶然事件时所秉持的自然信念（“偏离均衡路径”的信念）。这类事件几乎不能用非实验数据进行评价。

更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很难控制从自然市场中所得到的数据，甚至所得数据根本不足以用来检验即便是最为基本的新古典价格理论。例如，以“市场将自动产生有效率的、竞争性的价格和数量”这一简单命题为例，给定一组特定的市场需求和供给曲线，这一命题的检验需要价格、数量以及市场效率的数据。但是观测者会发现供给或需求是很难被直接观察到的。当然，有时我们可以用成本数估计供给，但产品的多样性让成本的估计也显得异常复杂，学术研究往往希望将市场的复杂性参数度量指标简化，诸如对数线性或者完全的产品同质性，而这些条件在非实验室市场中是根本无法实现的。需求甚至更难观察得到，因为没有类似于消费者成本数据的东西。

尽管使用经济计量方法可以从交易价格数据中估计市场供给和需求曲线，但是这一估计过程的基本假设前提是价格总是在均衡附近的假定（保持需求不变，然后移动供给，它可用于识别出需求；相反的情形也可估计供给）。不过，在没有假定市场是均衡的情形下也有可能估计供给和需求，但是在这一情形中有必要作出非均衡本质的具体假定。在这两种情形中，对于一个市场而言，如果供给和需求的估计都是基于市场是否或者如何实现均衡的特殊假定，那么任何试图对于市场均衡趋势进行评价的尝试都是存在问题的。

因而，用自然数据对市场命题进行的检验是一系列相当复杂的初始和辅助假设的联合检验。除非辅助假说是有效的，否则初始假说的检验几乎是不能提供任何确凿的证据的。一方面，负面的结果并不能拒绝理论。如果辅助假设是错误的，即使理论是正确的，也会出现貌似与理论内涵相矛盾的结论。另一方面，即使是非常具有支持性的结果也可能是误导性的，因为一个检验可能基于错误的理由产生“正确”的结果；初始假说可能没有解释能力，然而，辅助假说可能因为充分错误而产生明显的支持性数据。

在检验主要假说时，实验室方法可以大大减少相关的辅助性假设。例如，当我们检验张伯伦和史密斯提出的成本和价值引致过程，即对市场产生竞争性价格和数量的预测结果能力进行检验时，我们可以便利地在没有功能性形式和产品同质的假设市场下进行，而这些假设对自然发生市场估计竞争性价格预测的过程中通常是需要的。实验方法可以引导一个能被研究者完全理解的控制环境，提供一个最小化的理论检验。如果我们的理论在被控制的“最理想”实验室条件下都无法发挥作用，那么显然即可证明这一理论是有问题的。

当然，实验经济学也一直备受争议，除了实验数据的不足外，批评者也常常怀疑经济学实验方法的价值。例如，最原始的保留意见之一：经济中的相关决策者比构成绝大多数被试群体的本科生或者MBA学生更为精明。这一批评与某些实验类型（例如期货市场的交易研究）的相关性要强于另外一些实验（例如消费者购物行为的研究），但是无论如何，这个争论主要涉及被试者的选择而不是实验本身的有用性。如果在相关市场中的经济行为人与本科生的思考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被试者的选择上将会引发质疑。不过，有学者已经从自然发生的市场中所招募的决策者行为中对这一疑惑进行了检验，例如，Kagel和Levin（l989），Smith、Suchanek和Williams（l988），Mestelman和Feeny（l988），以及DeJong等（l988）。他们从多个实验中证明了被测人行为通常与更为标准的（并且代价更低）学生被试群体所表现出来的行为没有显著差异。像Smith、Suchanek和Williams（l988）在使用学生以及商业和专业人士作为被试者时，都在实验资产市场中观察到了价格“泡沫”和“崩盘”。

第二个关于采用实验方法的直接保留意见是，经济学家最感兴趣的市场是复杂的，而实验环境往往相对简单。不过，与其说这是对实验本身的批判，不如说这是对理论本身的批评。的确，一个简单实验情境中的理论表现也许并不能推广至更为复杂的自然情境中。如果的确如此，并且实验是以与相关经济理论相一致的方式进行组织的，那么可能理论本身就忽略了自然经济中的本身就不可忽视的“复杂性”这一潜在重要特征。另一方面，如果理论在一个简单的环境中能够运行的话，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和足够的证据期望它在一个更为复杂的自然世界中也能够运行。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实验并不是万灵药。实验设计、执行和解释的相关事宜需要不断地审查。例如，虽然关于被试群体和环境简化的顾虑并不是直接抛弃实验方法的正当理由，但是这些话题确实值得引起关注。虽然有证据表明相关专业人士的使用并不总是影响到实验结果的，但是许多研究确实表明被试者的表现会随着参与者能力的代理变量变化而变化，例如Davis和Holt（l99l）在他们的研究中使用研究生代替本科生后，实验结果就发生了和之前不一致的结论。

同理，如果研究者的目的在于作出有关自然市场表现的论断，那么实验市场的相对简化可能是一个严重的缺陷，经济学家一般都熟知那种“过分吹嘘”自身研究成果的压力，这样做是为了从那些对相关政策研究感兴趣的机构那里吸引更多的资金。实验研究者几乎无法对这样的诱惑免疫。例如，经济学家常把悦耳易记的研究假设条件赋予实验的前提，然后将实验结果放在一个更宽广的政策框架中去解释，这么做太容易了，以至于将有关博弈论均衡概念的研究与政策扯上关系确实显得牵强。在实际中我们不难发现，囚徒困境实验的任何一种变化都很难为有关产业政策提供有效信息。(www.xing528.com)

建立和控制实验环境的技术难题也是有效实验的重要阻碍。当实验的目的是诱导个体偏好信息时（与此相反的情形是：先给定引导偏好集合，然后考察群体的相互作用），这一点尤其突出。例如，许多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跨期权衡的认知。人们是否预期到今天的税收减免必然伴随着以后税收的增加，或者是会自然地考虑多久之后税收可能增加？而实验室行为人是否关心未来一代将发生什么？实验室行为人是否有馈赠的动机？显然对最后两个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尽管这些很明显是行为问题，但是它们很难在实验室中被解决。许多人可能只在真正的现实中才认真地考虑遗产问题，在其他时间特别是虚拟的实验室中有关意识行为的反应可能会完全被测试者所忽略。尽管已经设计了详细说明计划以解决诱导话题，但是公平地说，实验经济学家在偏好诱导方面并不比偏好引导方面做得更为成功。此外，在实验室中引导一些经济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技术上是否可行，此类问题仍然存在，比如，无限空间或者风险规避。

总而言之，实验方法的优势是决定性的。然而，实验的方法与其他经验研究技术是互补的而非替代的。而且，在一些情境中我们只能从实验中获取相对较少的内容。保持对于实验技术新奇性的初始迷恋，而不要不动脑子地将其运用于期刊上的每一个问题或者模型上，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6.1.2.4　实验的类型

复制性实验总会引来批评，这就迫使那些进行实验的人细致地考虑设计和执行实验的合适程序以及评价它们的标准。然而，实验研究有各种各样的目标，并且有合适的程序。在此，我们列出了几个较为典型的金融学代表实验作一简短评述：行为假说的检验、理论压力检验（敏感性检验），以及经验性规律的记录。

l）行为假说的检验

应该说经济学中实验方法最普遍的用处在于对相关理论的证伪。通过构建一个尽可能满足某个具体理论结构性假设的实验环境，理论的行为内涵可能得到很好的诠释，那么，在这一环境中糟糕的预测能力则自然是对相关理论的证伪。

当然，构建理想的环境可能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环境必须与相关模型的结构性假设相一致，这一任务不可能在一次实验中完成。尽管许多所谓“至关重要的实验”魅力无穷，但是有重大进展的“典型性代表性”实验还是很少见的。因此，经验评价的过程更应该经常地涉及理论学者和实验者之间不断的互动，并且应该更多地考虑理论最初忽略的元素。例如，张伯伦对于市场不能够产生竞争性结果的证明就引导史密斯去考虑交易规则对于市场表现的效应，并且最终使得理论学家广泛地思考那些以前被忽略的重要制度因素。通过这些方式，实验促进了理论学家和经验研究者之间的对话，这样的对话会迫使理论学家将模型以可观察的变量的方式具体化，并且使得实验设计者为了获得所必需的结果在实验控制手段方面设计得更为精确和仔细。

2）理论压力检验（敏感性检验）

如果在一个最小化的实验环境中我们不能拒绝一个理论的关键行为假设，那么下一步的逻辑将是开始架接实验室和自然发生市场之间的联系。其中一种解决方法是针对“理论明显偏离现实”的简化假设的敏感性。例如，在简单的实验室中，根据完全竞争理论和完美竞争能力组织行为，如果它们不能够容纳无限数量的行为人或者更小的正的进入成本，那么这些理论只有有限的实用价值。通过用逐渐减少的卖者或者使用正（并且递增）的进入成本检验实验室市场，就可以检验每种理论对于其简化假设的稳健性。用这种方式对理论进行的系统压力检验往往不可能采用非实验手段获得。实际上这就凸显了实验经济学的优势。

另一个理论压力检验的直接应用涉及信息。许多博弈理论假定完全信息，或者是在一个精心设计的有限维度上的不完全信息。但是在一些应用中（例如产业组织），如果理论预测的准确性对于市场结构参数的细微不确定性很敏感，那么使用的博弈理论就会显得过于简化和理想化，使得实验结果不具现实参考价值，这自然失去了我们研究的意义。

也有一些并不属于此类情况的典型问题。例如，当没有给予其他被试者关于报酬函数的信息时（Lawrence、Fouraker和Siegel，l963；Dolbear等，l968），非合作性（纳什）均衡的概念有时更有预测能力。这是因为被试者并不需要完全按照理论家的方式计算非合作均衡策略；他们需要做的是对在先前博弈中所观察到的其他人决策的经验分布作出最优的反应。

3）搜寻经验规律

这是一种极具价值的经验研究的类型，是将所观察到的经济变量之间关系的特殊规律性记录下来。Roth（l986）指出，实验能够发现并且记录这样的“特征事实”。这一研究在实验室市场中很容易进行，因为在其中几乎很少存在或者没有度量误差，而且实验者知道基本的潜在需求、供给和信息条件。但在现实市场中，我们很难下结论说某个具体行业中的价格在竞争性水平之上。例如，在边际成本或者秘密的折扣不能很好地被度量的情况下，完全竞争市场的条件是很难被满足的。在经济学文献中关注经验争论的任何一个人（例如，产业组织中的集中利润率）都会因为从市场实验中有所收获而感受到其吸引力，即使所得出的结论在理论应用上是极其有限的。

6.1.2.5　实验交易制度

经济学家向来排他的以结构性特征的形式审视经济学问题，例如被试者数量、他们的禀赋、初始信息、偏好、成本和生产技术。这些必须在实验中引导的结构性特征，往往被称为环境。由史密斯和其他人所发现的交易规则的行为实验，由于其对学科发展的重要性，已经使经济学家重新考虑制度环境的重要性。用不太严谨的逻辑来讲，市场制度将支配经济互动的规则具体化了：经济学家开始更多地关注信息和决策的性质和时间，以及从这些信息和决策到交易者货币收益的映射方式。这不得不说是来自实验经济学的作用。

在经济学问题的分析中增加一个交易制度（环境）的具体说明，类似博弈理论学家经常采用的分析性方法：博弈理论学家和实验经济学家认为，对有关问题制度性和环境性成分的清晰说明是非常必要的。只是，博弈理论学家使用了一些不同的术语。他们阐述一个问题，需要识别出可行策略映射到每个参与人的效用“报酬”和扩展型博弈的每个组成成分上。相关的成分是由包括参与者的数量、他们的报酬函数以及他们的知识（信息集合）等一系列因素。在博弈理论和实验术语之间可能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例如，诸如佣金和交易税等一些与报酬相关的因素，可被视为交易制度的组成部分。诸如价值或成本等其他与报酬相关的因素，界定了环境的组成部分。每一术语都有它的益处，并且各自用于不同的地方。

不管实验的类型和研究的焦点是什么，我们都可以具体化制度性的规则和其他环境特征。只是许多相关教科书中并没有对交易规则给予足够多的阐释。例如，在通常的教科书中，可能最早开始呈现的就是反复实验机制及其著名的拍卖人假设，以证明价格接受的竞争性行为是合理的。在一个反复实验机制中，一个拍卖者喊出一系列价格。每个行为人通过真实地显示行为人想要的购买或者售出数量，在所考虑的价格下对公告作出反应。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交易者是“价格接受者”。当供给的数量等于需求的数量时，就会达到一个竞争性的并具有约束力的配置水平。在通常的微观经济学教材中竞争性的结果是假定的，至少直至不完全竞争一章之前；而在不完全竞争中，几乎（严格地讲）不存在自然发生市场中的古诺数量选择模型等不同的制度，很可能会产生非竞争性的结果。忽视这一制度细节是不幸的，因为在实验交易规则中我们发现只有很小的变化，对于博弈理论的预测以及所观察到的行为都会产生很大的效应。因而，制度设计的话题可以说是实验经济学的核心。

实验经济学家倾向于同时通过制度和类似传统经济学中提供研究假说的方式对实验进行分类。这两个维度在实践中是密切相关的。例如，史密斯的双向拍卖通常用于研究金融市场。公开标示清单价格的制度通常用于有许多小买卖者的零售市场的分析中。理解不同的制度是如何相关的，这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观察一种制度中的交易行为所获得的直觉，有助于理解密切相关情形中的行为。接下来的部分将介绍一下决策制度和序贯决策制度的主要特征。

l）同时决策制度

该制度开始于Cournot（l838）试图用清晰便捷的方式表达简单的数量选择框架，因为许多寡头垄断理论是用这一制度进行表述的。例如，在古诺制度中，卖者被试者会被允许同时选择数量，然后每个卖者被告知所有卖者所选择的总数量。这一市场数量依据一个模拟的买者反需求曲线确定，它能以表格的形式给予被试者。被试者使用他们自己的成本信息计算他们的货币利润。被试者可能或者不可能有其他卖者成本的完全信息。市场中有任意给定数目（但数目有限）的买者和卖者，并且没有人在其中发送价格信息，因为价格是内生的。这一古诺（标示数量）制度的一个严重劣势在于它包含一个关键的行为假设：在生产出产量之后，竞争将驱使价格向下或向上直至不存在过剩供给（需求）的价格水平。

数量竞争的古诺模型的最为突出的替代方案是Bertrand（l883）的价格竞争模型。伯特兰（Bertrand）模型的一个重要含义在于，即使是在高度集中的市场当中，价格竞争也会导致竞争性的结果。给定一个同质化的产品过剩容量和同时的价格标示将会导出这一结果，因为每个买者一直都有降低任一普遍的超竞争性价格的动机。这一预测结果的外部性已使得一些评论家把古诺模型辩解为适用于只有有限卖者市场中的一个合理的竞争性价格结果。例如，Spence（l976）指出：“数量版本（即古诺版本）捕捉到了非完全价格竞争的那部分心照不宣的协调，我认为它描述了许多（现实）工业的特征”。然而，这些论断不能被用于证明实验市场中古诺制度所宣称的外在施加条件。这些观点充其量仅表明了相反的一面：使用价格选择制度可用于检验所导致的价格是否接近古诺数量选择博弈模型中均衡条件所确定的水平。

合理地使用古诺制度可用于检验基于古诺模型的理论预测的实验分析。但是，更为明显的解决价格确定机制的理论以及理论检验，将允许更为直接地模拟自然发生市场过程的动态性。基于这一理由，有必要执行这样一种制度，在这一制度中更少的行为假设“深嵌”在交易机制当中。包含着“企业可自行设定价格”的伯特兰模型有着显著优势，因为这同卖者独立发布和调整价格的自然市场十分类似。

卖者公开标示“目标”价格的例子在现实市场中是很自然的事情。例如，假定卖者在一个不容讨价还价的基础上报价。这一设定价格行为的实验实践通常是在明码标价的拍卖形式中使用的。在这一情形中，卖者独立地选择一个价格和一个最大化的数量限制。在已经选择了价格和数量限制之后，价格是显示在黑板或者所有交易者的计算机屏幕上的，然后从一个等待的状态中选择买者。第一个选择的买者从卖者处以他们标示的价格作出购买决策。当一个买者已经购买了所有需要的单位后，随机地选择另一个买者并给予同样的机会和价格。当所有的买者都已经有购物机会或者当所有的卖者都售光单位时，交易时期结束，然后计算收益，紧接着通常是一个新的交易时期开始。

允许市场一方在一个不可协商的基础上标示贸易条款，这代表了一个重要的行为非对称性。为了预期这些效应，想象一个双边的垄断情形，在那当中可以交易单个单位。卖者有l美元的成本，买者有2美元的价值。在没有结构化的双边谈判中，人们可能预期交易者在中间的某个位置达成价格协议。但是如果交易制度使卖者能以一个不容讨价还价的价格要价，那么人们可能预期卖者提取大量的可获得的剩余。理论上，卖者在任一低于2美元的价格之下能卖出单位。但是极值价格需求在这一情形中有点让人生气，因为行为人有时会拒绝在一个非常不公平的条件上达成提议的合约。那种只有一个卖者和一个买者，并且只交易一个单位的明码标价制度，被称为最后通牒谈判博弈。由最后通牒博弈所提供的制度延伸至明码标价寡头垄断的情形：在实验室实验中，允许卖者标示要价的总体效应是提高了价格并且降低了市场效率（Plott和Smith，l978；Plott，l986）。

存在许多密切相关的制度，使得一些行为人在一个不容协商的基础上标示协议的条款。调换明码标价中买者和卖者的角色（例如，允许买者标示竞价，然后随机地选择卖者作出销售决定）即实行明码竞价拍卖，在这一情形当中，买者提交标示的竞价给单个卖者，他提供一些固定的数量单位N给最高的竞价者，从而产生了一个歧视性拍卖。例如，如果提供2个单位产品，而4个竞价者提交l5、l7、l0和9的竞价，那么前两个竞价者分别在价格l5和l7处获得单位。这一拍卖之所以被称为歧视性的拍卖，是因为赢者必须支付他们自己的竞价价格，并且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卖者进行了“价格歧视”。美国财政部每周就是使用变化的歧视拍卖把国库券卖给大买家。当只有一个单位或者部分“奖金”时，在歧视拍卖中的高竞价者赢得拍卖并且买者以他或她的竞价价格购买拍卖品，它是最高价格，或者是“第一”价格。单个单位的歧视拍卖有时被称为第一价格密封竞价拍卖，与歧视性的情形相反的是，有可能设计一个机制以销售多个单位，从而所有的N个最高（赢者）竞价者支付一样的价格。当统一的价格具体化为最高的拒绝竞价时，这一制度被称为竞争性密封竞价拍卖。在前面的例子当中，有2个单位竞价分别为l5、l7、l0和9，前两个竞价者获得单位，但是他们支付同样的价格l0。因为所有的赢家竞价者支付同样的市场出清价格，所以这一制度能形成一个公开的印象。第二价格密封竞价拍卖是只有一个标的的竞争性密封竞价拍卖的特殊情形；最高的拒绝竞价是第二个最高的价格，它是赢家竞价者必须支付的价格。

当一个实行同时决策制度的拍卖是双边拍卖时，买者提交竞价并且卖者提交要价。一旦竞价以递减顺序从最高到最低进行排列，而要价则是从最低到最高的递增顺序进行排列，然后在竞价和要价数组的相交处确定价格。这一双边制度消除了与只允许市场一方提交价格报价相关联的市场表现的不对称性。票据交换所拍卖的变化版本可用于股票交易。例如，纽约股票交易所每天是以票据交换拍卖开始的，在之前连续的基础上进行交易。

2）序贯决策制度

序贯决策制度更难进行理论上的分析，但是它们更接近许多金融、日用品和生产者产品的市场制度规则。我们从最为复杂的张伯伦分散化协商制度开始进行分析。

正如很早之前所提及的，张伯伦允许被试者自由地在房间中闲逛。每个卖者（买者）可售出（购买）一个单位，其成本（保留价值）列示在实验者给定的卡片上。在完成合约之后，买者和卖者将把价格报到教授的讲台上，并且在报出价格的时候将价格同时也写在黑板上。我们都知道，张伯伦实验的结果是：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相交所预测的竞争性价格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偏离，而这主要是因为交易数量过高所导致的结果。

张伯伦把高销售数量归结为谈判过程的分散化性质。他用一个模拟支持了这一推断。在模拟当中，他通过桌子上的成本和价值卡片随机地抽取出3个买者的卡片和3个卖者的卡片，并在子市场的竞争性均衡中完成了所有交易。没有交易的卡片单位被归还到桌子上，并且这一过程重复多次。这一模拟产生的交易数量超过了竞争性水平，并且交易的数量随着模拟的子市场规模的增大而下降。（值得指出的是，使用人类交易者的实验和使用允许外生具体化决策规则的模拟行为人之间存在差距。）尽管张伯伦实验的收益是假设性的，但是Hong和Plott（l982）在受金钱激励的被试者之间的分散化交易中观察到过剩的交易量，在这一实验当中的被试者能够通过电话与另一方进行双向交流^[3]。

史密斯（l962，l964）用他的双向拍卖引导了更多的价格一致性和更少的超额边际交易。在双向拍卖规则下，作出竞价的任何一个买者须举起他或她的手并且在得到确认后在市场中公开公布竞价。卖者的要价也是公开公布的。所有的竞价和要价都写在黑板上，正如它们所作出的一样。只有最吸引人的价格或者要价是有效的，才是可被接受的。任何一个买者在任何时间可自由地接受一个有效的竞价，并且任一卖者能接受一个有效的要价。一般来说，会增加一条“改善法则”，也就是说，新的竞价应该比现有的有效要价高，而新的要价应该比现有的有效要价低。它是这样的一个拍卖，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如在通常的拍卖中所预期到的那样，竞价上升并且要价下降。竞价或者要价的接受构成了通常使之前所有竞价和要价无效的有效合同，但是允许授标新的竞价和要价。在分配给市场时期的时间结束后，市场关闭，被试者计算他们的收益，然后重开市场，通常是给予每个买者或卖者同样的初始禀赋的单位价值或成本，并且没有遗留存货。在这些稳定的市场环境下，总供给和总需求函数在每期开始时是一样的，交易者没有得到其他交易者的价值和成本的信息。

虽然史密斯（l976）回忆他“并没有真的预期竞争性价格理论会得到支持”，但双向拍卖确实给这一理论提供了最好的证明机会。尽管如一些边际上可盈利的单位可能在实验中无法完成交易，但是史密斯实验产生的价格和数量都是出人意料地在竞争性水平附近。

由于其稳健表现，双向拍卖成为最普遍使用的实验交易机制。而且随着计算机科技的发达和使用越来越普遍，这一实验目前基本都是由计算机系统及其相关软件来完成的。当然，在实验进行过程中，学者们还增加了一些“改进规则”和“排队序列”，它存储了在最高未偿付竞价水平之下的竞价（或者反过来排序的在最低未偿付要价水平之上的要价）。附带排队序列的改善规则（一个电子的“专家指导书”）提供了被观察价格的最小变动性，它有点类似于证券交易所的一些显著交易特征。

双向拍卖制度显著的竞争性趋势，已经在各种设计的成百上千个回合中得到确认，它表明完全信息以及大量的交易者并非是竞争性均衡结果收敛的必要条件。史密斯（l976）得出这样的结论：

传统竞争性价格理论的信息具体化是非常言过其实的，事实是，双向拍卖交易者并不需要知道其他交易者估值条件的任何情况，或者是拥有任何市场供给和需求条件的知识或者认识，或者是有任何交易的经验（尽管经验可能加速收敛）或者满足作为一个价格接受者的稀奇古怪的不相关的要求（在双向拍卖中每个交易者都是价格制定者），我们依然能够得到收敛的竞争性价格均衡。

要价拍卖是这样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卖者能序贯地给出要价，并且买者能够接受任一个要价，但是并不作出竞价。这一制度可能类似于消费者通过互联网络进行购物，相同物品的价格直接可见，可按消费者的心里预期进行相关排序和选择。相反，一个竞价拍卖是指相反的情形，即买者序贯地作出竞价，但是卖者只显示他愿意接受的价格。此外，实验规定在市场当中至少有4个买者和4个卖者。最后，值得指出的是，只有一个卖者的竞价拍卖在这种情况下本质上属于一种英式拍卖（但是不存在拍卖人），即卖者等待竞价上升直到只剩下一个活跃的竞价者。这是用于古董和艺术品的常见拍卖类型，在荷式拍卖中，一个销售行为人序贯地降低价格直至买者同意支付卖者的价格。价格通常是由一个机械指示器显示，如同时钟的指针，它会下跌一个价格刻度直至买者按下按钮停止时钟。第一个这么做的买者以时钟停止时生效的价格获得一个单位。荷式拍卖的名字来源于它在荷兰花卉市场批发交易中的广泛应用。

本部分所介绍的两种制度我们可以看到其更偏重的是对市场价格形成机制的实验。这自然与有关理论较为直接和便捷的解读相关。此外，实验结果也可马上获得，这样的检验也很少会引起相关理论界的争议，而实验所做到的又恰巧是理论本身通过其他途径验证所欠缺的。这也自然成为实验经济学得以继续发扬的契机。正如本书所试图分析的个体投资行为偏差那样，实验室分析表现出的和传统期望效用理论相悖，这其实是实验经济学为理论界所作的另一贡献，他给出了和其他验证理论方式不同的结论，这样就使得更多的理论应用者想要从多种角度去解读金融市场，以寻求最佳的相关解释方案。我们会在后面的分析中给出更多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