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公司发行戏曲唱片的相关问题优化

罗文云：

据我所知，发行戏曲唱片的公司除百代之外，先后还有“胜利”（Victor）、“歌林”（Columbia）、“高亭”（Odeon）、“得胜”、“大中华”、“孔雀”（Peacock）、“蓓开”（Beka）、“开明”（Brownswick）、“长城”（GreatWall），以上除美商“胜利”和法商“百代”两家录音、制片部门都系自己管理外，“歌林”“高亭”“得胜”“蓓开”“开明”“长城”等，大都是合资组织，专门经营唱片录音的版权业务（录音后将蜡盘托给外国厂家代为印制唱片）。“大中华”因系盘自日本商人之手，所以也有自己的制片部门。该厂的地址在虹口大连湾路。“孔雀”公司的唱片，也是由该厂制片的。

我在前文已谈及胜利、百代两公司经营之沿革，但对胜利公可还应有一点补充，即这家公司到三十年代成立了一家分公司，名“宝塔”。事实上是把胜利公司出品的而在厂家认为滞销的唱片换个名义降价出售。我见过的宝塔唱片，有谭小培、杨宝森、刘叔度、侯喜瑞等人的唱段。除宝森所录四张唱片外，其他诸家我均见过胜利原版的产品，足以证明这家所谓的“宝塔”公司只是胜利的分号而已，其地位与百代之分号“丽歌”是完全相等的。

“歌林”实即哥仑比亚，我所见到的所谓“哥仑比亚”京剧唱片，只有与老晋隆、乌利文、谋得利同一时期发行的古老货色，其公司译名为“克伦便”而非歌林。以歌林公司名义发行的京剧唱片我一张也未见过，这可能由于我所知太少。至于“得胜”，似乎京剧唱片也不多，故谨从盖阙。在罗文列举诸家公司之外，就我所知，天津曾有一“昆仑”公司，而我所见之唱片仅一张王庾生录制的《阳平关》。天津又有“传声”公司，多录有刘叔度的唱片，1949年至1950年，我在北京东单广场旧唱片摊上屡见，因片质不佳未买。“昆仑”和“传声”大约都是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出现的小厂，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出现了一家“北海”公司，商标用的是北京北海公园的白塔，曾邀姜妙香、李蔷华、白玉薇等人录过唱段，片质亦极劣。其中有价值者，我以为只有姜先生的一张《白门楼》（西皮导板、三眼转二六）。这是四十年代昙花一现的事。

在百代、胜利两家公司之外，高亭公司是很有权威的一家出版京剧唱片的大厂。就我所知，其经营沿革也有些曲折。最早，这家公司叫“利喴”，创办时间也在清末，但所录唱片质量较胜利伪劣制品要高得多。以我所知见的为数有限的利喴唱片来看，没有一张是赝品。利喴公司所产皆为钢针片，直径较常见的十英寸的唱片大出一圈儿，却比百代的钻针片要小一些。其商标与后来高亭公司所用者全同，故知其为高亭公司之前身。现在有些收藏单位，在登录片目时往往径用“高亭”字样，其实那只是根据商标图案而名之。利喴公司的唱片，片心有两种颜色，一种是红黄色间用的，另一种则为纯白色。其分别的用意不详。比如我见过的一张王凤卿的《鱼肠剑》，另一面为三麻子的《十面》，《鱼肠剑》片心为红黄色间用，《十面》片心则为白色。在“利喴”时代所录制的京剧唱片，就我所知，有王凤卿的《鱼肠剑》和《捉放曹》（两个唱段不在一张唱片上），龚云甫的《行路训子》（二黄三眼，头二段，此系吴恩裕先生所藏，我借来听过，后璧还。今已不知去向），许荫棠的《摘缨会》（一面）与田际云的《献长安》（一面，合一片）。《献长安》与《战蒲关》为前后部，田片所录，实即《战蒲关》王霸的唱段。田本唱老生出身，故有此唱段，后改花旦，艺名想九霄。此片乃上海图书馆所藏。此外尚有王雨田的《双槐树》（文化部艺研所所藏），贵俊卿、路玉珊《戏凤》，朱素云《射戟》，讷绍先《碰碑》《牧虎关》《铡美案》等（皆李青云所藏）。而从“利喴”版翻制为高亭版的唯一的一张京剧唱片，则为刘鸿昇的《探阴山》和《铡美案》（两面合为一张），也是刘保留下来的唯一的一张花脸唱片。

正如罗文所云，高亭公司是1925年由徐小麟集资组织的。但据我所知，有人认为开始组织和录音，可能自前一年就已起步，至1925年唱片始正式出版。理由是有的记载认为高亭公司第一批录制的唱片正确的时间为1924年，我本人从前也是采用这一说法的。不过我目前的看法倾向于罗先生文中所说的始于1925年，因为解放后人们写文章多用公元纪年，而解放前的文章则多用民国纪年，而1925年为民国十四年，有的记载大约把十四年误作1924年，才提前一年的。这里需要对罗文进行补充的是，高亭公司最初出版的唱片也是使用钻针的，片心为黄色。至今还有陈德霖、余叔岩、陈彦衡等人的高亭钻针片为公私收藏者所藏弆。上文我所说的那张刘鸿昇由利喴片翻制为高亭片的花脸唱片，最初也是翻成了钻针的（我本人即收藏过）。后来我得到了钢针制品，才把钻针的那张送人。高亭钢针片最初片心为红色，至1929年以后乃改用蓝色，稍后更把片上字体统一，片心则一直为蓝色。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商接管了高亭、蓓开两家公司，所翻制的唱片一律改用黑色片心，片号也重新排过，在片号前用“OD”字样代表高亭，用“BK”字样代表蓓开。抗战胜利后，这种黑色片心唱片不再印制，而高亭公司的光荣历史任务也从而结束了。

大中华唱片公司最早名为“中国唱片公司”，后乃改名大中华。在“中国唱片”时期所制唱片，片心为咖啡色；改名“大中华”后，片心改用红色。最早的唱片不得早于1921年，亦不迟于1925年。马连良在“中国唱片”时期曾灌有《珠帘寨》《骂曹》等片共三四张，敝箧均未入藏。华粹深先生手中曾藏有这一时期马片全目，惜早已被毁灭。我1943年在南京一家旧货店中曾听过《骂曹》，因那一次购片较多，手头已无余款，遂割爱而失之交臂。后来几次托沪友问津，一张也未觅到。其特点是马当时嗓音极低哑，与百代钻针片调门近似；而锣鼓声又与1925年高亭公司马之唱片所伴奏者相同。故以此推定其产品当在1921至1925这几年之间。马的这批唱片后来再也没有翻印过。与马片同时所录，有罗小宝《汾河湾》一张，《捉放曹》与《八大锤》合为一张，及郭仲衡唱片若干张。这都是根据片心标识判定的。

大中华公司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后，随即易名“孔雀”。不少原来由大中华公司出版的唱片，都改由孔雀公司重印，片心为淡蓝色。我见到不少唱片，如王少楼、杨宝森、谭富英等人的唱段，无一非大中华出品的翻版。罗文在106页上有云：“据经理王寿岑说：该厂（指大中华）还代替别家唱片公司如‘孔雀’（京剧）、‘峨嵋’（川剧）灌制唱片。”而根据我本人收藏唱片的具体验证，所谓孔雀唱片，实即抗日战争时期临时改换厂名的权宜之计形成的产物。在1937年以前，是没有一家所谓孔雀唱片公司存在的。(www.xing528.com)

“蓓开”公司在清末即已有之，片上只有Beka字样而无中国厂家名称，片心呈浅蓝色，所出版的唱片内容有真有伪。六十年代初，我从吴恩裕先生处曾借到一张讷绍先的《大回朝》，确是真品。其中最有名的就是余叔岩以小小余三胜艺名在这家公司所录的两张半唱片：《李陵碑》一张，《空城计》一张，《打渔杀家》一面。经多方确证，这两张半唱片并不假，只是把叔岩的艺名漏掉一个“小”字，成为“小余三胜”了。这家公司所录尚有龚处（云甫）、许处（荫棠）等人的唱片，其可靠性均值得怀疑。究竟这家公司出了多少唱片，今已无法统计，姑从略。

1929年，蓓开公司正式重新开张，仍用Beka字样，中文厂名则定为“蓓开”，商标为一钟形，片心呈红色。进入三十年代，片心红色未改，只把字体统一。抗日战争爆发，日商在接管高亭公司的同时，也接管了蓓开，翻制旧片的片心一律改为黑色。至抗战胜利，这家公司也就中止营业了。

开明公司创办于1929年，是瑞士商家经营的。唱片声音很响，质量也不错。片心初为黑色金字，后改为金色黑字。产品初出，风靡一时。可惜进入三十年代，很快就倒闭了。因此开明版本的唱片，相对来说，也就成了较为稀罕的珍品。三十年代中期，有人把开明唱片的旧版予以翻印，改称“双龙公司”，由于唱片内容较佳，一时还颇有销路。我所见到的翻印品，有马连良、言菊朋和韩慎先（夏山楼主）等人的唱段。只是这种无源之水、无根之木是无法持久的，未几便如昙花一现，自然消失了。

长城公司唱片正式出版于1931年，资本较为雄厚，是德国商人投资，由天津票友叶庸方任中方经理人。这家公司出版的唱片质地较细，纹路较密，发音清晰，但易于磨损。片心大都为红色，只有余叔岩所灌制的《摘缨会》《宿店》以及《乌龙院》《失街亭》（合为一张）这三张和四大名旦合录的《四五花洞》是黑色片心。片上字迹无论红、黑片心皆用银白色书写。余叔岩在长城公司一共录制了四张唱片，除上述三张外，还有一张《打渔杀家》和《打严嵩》（各一面），因系晚出，故片心为红色。这张唱片叔岩自己认为不满意，要求作废，故迟未发行。后来公司因叔岩索价已甚高，再废掉一张，实在太不合算，便挽友情商，又补送了一笔钱，叔岩才允许公开发行。如果今天的收藏家保存有这张唱片的原版，还能看到《打渔杀家》的那一面上有一条凹下去的斜线，这就是当初报废时在底版上划的印迹。长城唱片售价一直要比其他公司的产品高出一两角钱。而余叔岩的这几张，还有杨小楼、梅兰芳合灌的《霸王别姬》和四大名旦的《四五花洞》，又比一般长城唱片售价高出一至二角钱。尤其是余叔岩的《打渔杀家》《打严嵩》的那一张，尽管叔岩本人不满意，但买唱片的人却因物以稀为贵而格外重视，于是唱片商便认为奇货可居，往往售价比其他三张又高出一至二角钱。可见余叔岩当时在听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了。

长城公司唱片都是在北京录音，然后运回德国制片的。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特别是上海失陷后，海运受到梗阻。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幕，长城公司便停业了。因此有一批唱片虽已录了音，却始终未能出版，其中包括韩慎先和王琴侬合录的《桑园寄子》（这是慎老亲自对我说的）。到四十年代初，日商除翻印了高亭、蓓开等旧片外，也翻印过一批长城旧片（有的长城片如杨、梅合唱的《霸王别姬》还曾由一家名百乐的公司翻制过。百乐为国乐公司的分厂，这是1938年在敌占区由日伪出资兴办的，不久即易主，改名太平，片质甚劣），质量远不如前，片身一触即碎，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不过长城公司自创建以来，诚如罗文所述，由于中方经理叶庸方“对发展业务颇具雄心”，所制定的灌制唱片计划也“立意创新，决不步人后尘”，因此出版的唱片有很多都既有高水平的艺术价值，又具备史料性的文献价值，对京剧的贡献是大有功劳的。

在罗文的末尾，还提到一家“新乐风”唱片公司。这是香港的一家厂商，它出版的京剧唱片我只见过梅兰芳和姜妙香这两位大师的唱段。他们录制的时间大约在二十年代末至三十年代初。其他不详。唱片数量虽少，却是有志于收藏梅、姜两家唱片的人所必须问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