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代公司经营沿革及优化方式

罗先生在文中谈到百代公司的创办和发展，可以说非常详尽准确。但对这家公司经营的沿革和唱片的版本还有说得不够全面的地方。今就我所知，简述如下。

百代公司钻针唱片最早的出品是直径十四英寸的。这一点已罕为人知。五十年代初，有一次我在前门外廊房头条冷摊上忽然见到一批唱片，都是百代钻针由内转外、片心刻字的，而尺寸却比通常见到的十二英寸的大出一圈儿来，只有谭鑫培、刘鸿昇、汪笑侬这三人的唱片。由于他们的唱片我已入藏，不想再买，为了好奇，只拣了一张谭鑫培的《卖马》《洪羊洞》，以不足一元的代价买回。但因片身太大，我的唱机无法置放，便把它捐赠给当时的中国戏曲研究院了，经手人是张宇慈、吴春礼两位同志。后来研究院举办展览会，这张特大唱片还曾展出过，这也算是一件有纪念性的事了。

我们通常见到的百代钻针片都是每张直径十二英寸的，共两种。一种是片心刻字，由内转外的；一种是片心以红色雄鸡为商标，由外转内的。前者始于清末第一批录制的钻针片^[1]，直到民国初年都是如此；后者则从民国十年（1921）前后开始采用。百代公司的资方本为法国商人，这从法文“Pathe”译音读为“百代”即可证明。第一批唱片的片心都刻有“巴黎”字样，可见是从巴黎制版后运来我国发售的。就我所见，片心还有刻着“上海”“扬州”“广东”等字样的，当是百代公司在中国的分厂或代理厂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一度被德军占领。百代公司的产品乃改在比利时出厂。这从由内转外片心的菱形戳记上也可以得到反映。原来的戳记刻的是“Made in France”（法兰西制造），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生产的百代钻针片，原有的菱形戳记被划去，另刻有“Made in Belgium”（比利时制造）字样的戳记于片上。因此，如果我们从由内转外而片心刻字的百代钻针片发现戳记上的这一特点，即可推断它们是在1914至1918年这段时间里出厂的。大战结束后，法商重新经营百代唱片，片心便改成红色雄鸡商标，片纹也改为由外转内了。(www.xing528.com)

二十年代末，在中国的唱片公司一下子多了起来（详下文），百代公司已不能再以落后的钻针唱片竞争于市场，于是先改进钻针片的片心标识（一律用天蓝色为质地，取消了红色雄鸡商标图案），继而发行十二英寸的百代钢针片，最后一律发行十英寸的钢针唱片。这时唱片厂商已由法国人易为英国人，电气化设备亦大有改进。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以前，百代公司发行了一批很受欢迎的京剧唱片，如梅兰芳等录制的半部《玉堂春》，高华、杨宝森合唱的半部《桑园会》（各为每套三张），以及马连良的《苏武牧羊》反调唱段（一张）等，销路都很旺。曲艺则以刘宝全的《大西厢》最受欢迎。不久，王玉蓉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在百代公司连续录制了三套唱片，即与马连良合唱的《武家坡》，与管绍华、吴彩霞、沈曼华、李宝櫆等合唱的《四郎探母》，以及与陈少霖合唱的《芦花河》。抗日战争开始，百代公司也被日商接收，继续靠王玉蓉这几套唱片赚钱。进入四十年代，百代公司先后邀马连良、奚啸伯等人录制少量唱片，如马之《煮酒论英雄》《十老安刘》《八大锤》《打渔杀家》《草船借箭》等，奚之《白帝城》《珠帘寨》《空城计》等，都比较受欢迎。其中以《借箭》一片音响效果最差（马与李洪福合演），连唱片商店的售货员都劝顾客不要买。未几，公司特邀程砚秋录制了三张《锁麟囊》，成为风靡一时的热门货。至今中国唱片社还一再进行复制，不仅翻制成密纹片，而且录入盒式录音带，销路一直不衰。可惜的是，与录制《锁》片同时，程先生还灌了一张《法门寺》，只出了极少几张样品，未及正式出版而抗战胜利，百代公司也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那张《法门寺》竟因连底版也不知下落而从此失传了。

当三十年代百代公司生意最兴隆时，还设立了一家分号，名曰丽歌公司。每张丽歌唱片要比百代唱片售价低好几角钱（胜利公司也设有分号，名曰宝塔公司，性质相同），但并非没有高质量的产品。当时崭露头角的李世芳、张君秋、裘盛戎等，第一批唱片都是由丽歌录制的。此外也有高庆奎、郝寿臣、时慧宝、裘桂仙等人的唱片。名票李止庵（适可）录制的余派唱段《沙桥饯别》，后来也由丽歌发行。照我推测，百代公司之所以把一部分唱片交由丽歌发行，不外两个原因：一是录制成本低，二是资方认为某些唱片比较滞销，故降价出售。但收藏唱片的人是不计较这些的。从唱片的内容和演唱者的水平看，丽歌公司的产品同样有稀世之珍在内。因谈百代公司，附带提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