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片校勘学的探究与发现

所谓唱片的校勘学可分两类。一类是同一唱段由不同流派的演员来唱，无论唱词唱腔，都各有不同，这就存在着一个对比校勘问题。再有，某些演员虽同属一个流派，但在唱这同一唱段时，其唱词唱腔亦每有出入，这同样也需要加以比勘。比如《捉放曹》，今已公认为谭派戏，但汪派的王凤卿和孙派的双处均有此戏“听他言”唱段的唱片。谭氏本人虽未录此唱段，而其传人余叔岩、言菊朋、韩慎先（夏山楼主）以及罗小宝等皆录有这一唱段的唱片，余派传人王少楼、孟小冬等也都有这一段的唱片和录音。如果我们把这些唱段搜集到一处，逐一进行比勘，便可推定何者为较原始的唱法，何者较为新颖，谭派前、后期的唱法有何不同，余派与谭派的唱法差异又在何处，以及余派传人对余腔又有何种变化发展，来龙去脉，细辨自明。

另一类校勘，是同一演员录唱同一唱段，由于时间地点不同，所唱自然各异。倘加比较，便知嬗变之迹。如梅兰芳唱的《醉酒》，在他早年东渡日本时曾录有唱片一张，无论唱腔唱法，悉依老路；至1931年，梅在高亭公司录有此戏唱段，唱法便与前迥异；解放后，他于1954年录有粗纹片唱片一套；后来拍电影时，重新录音，又与粗纹片所唱不同。^[1]倘顺序比勘，肯定大有收获。再如程砚秋《骂殿》唱段，1923年在百代公司和1928年在胜利公司各录有唱片一张；后来1946年程在上海天蟾舞台上演此戏，保存有实况录音；至五十年代，中国唱片社复请程录唱此戏，制成密纹唱片。前后相较，不仅能察及唱腔唱法之异同，即词句亦有改动。倘不互相比勘，便无法体会程腔今昔变化之大。再如马连良的《甘露寺》“劝千岁”唱段亦然。二十年代初，马在物克多公司录唱过一次，嗓音低哑，粗具楷模，后为胜利公司翻制，聊胜于无；1929年马嗓音大好，在蓓开公司再录第二次，影响至大，销路亦好；1938年在国乐公司更录第三次，已具马派特色，惜录音质量未善。而现在我们常听到的乃是马于1959年的录音，不独视前三次所录火候更深，连词句亦有更改。他如杨宝森《文昭关》《碰碑》《骂曹》诸戏，包括唱片与录音，各有好几套，侯喜瑞的《牛皋下书》，京、津、沪各有录音一套（北京的一套是唱片），而每一套均各有特点，只要仔细磨勘，自能发现其互异之处。这就是唱片的校勘之学。

最有意思的是，言菊朋于1929年在蓓开公司录有《审潘洪》念白唱片一张。他曾录过两遍，并且都制了版。其中一版平妥无疵，但稍病缓滞；另一版则嗓音有出岔之处，但不乏警句。片商便将前者公开发行了。孰意四十年代初，日商接管蓓开公司后复制此片，用的却是后一种底版。两相比较，各有千秋。而我却在无意中发现其各异，遂并藏之。此乃唱片校勘学中一个特例，故表而出之，以告世之唱片收藏家。(www.xing528.com)

【注释】

[1]光按，梅兰芳《醉酒》除唱片外，实况录音亦不止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