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北京晚报》上看到一篇评论青年武生演员刘子蔚表演《火烧裴元庆》的文章，题为《风华正茂大武生》（作者张岚方）。全篇充满了赞美揄扬之辞，可以说从标题到内容都极尽表彰夸耀之能事。读完之后，感到文章同我从电视屏幕上所见有不小距离。出于对刘子蔚同志这样一棵“好苗子”的爱护之诚，情不自禁地想谈一点个人观感。
刘子蔚这出《火烧裴元庆》我已看过三遍，恰好代表他这不算很长的舞台生涯的三个时期。第一次是他在中国戏曲学院毕业前夕；第二次是他在本院实验剧团赴沪演出的前后（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正是他把这出戏唱“红”了的阶段；第三次就是在第一届中国艺术节的这次演出。总的观感是他进步不大，而最近一次的成绩却更不理想。如果说他“风华正茂”，那么他的风华究竟能维持多久，我是很担心的。
我说他这次演出成绩不理想，倒不是指他耍锤时有一次失误（前两次看时，我以为要比这一次稳健得多，并无失误），而是指作为一位日趋成熟的“大”武生所应有的条件，刘子蔚至今尚未具备。第一，脸上没有“戏”；第二，靠旗一连乱了几次，说明他基本训练尚未“过关”，或者说得不客气一点是退步了；第三，真正的大武生不能只凭“双锤出手”“摔打扑跌”这一系列属于“撇子武生”范畴的本领博得观众一时的掌声，而应摆脱练杂技或翻筋斗这样初级阶段的表演，走唱念做舞、表情身段全面发展的道路。因为不这样，一旦刘子蔚年事日增，到了翻不动、耍不动的时候，他的舞台生命想不结束也不可能了。这岂不很危险吗？
半个多世纪以来，属于大武生范畴的演员，杨小楼、尚和玉给后人树立了典范；接下来有孙毓堃、茹富兰，然后是杨盛春、高盛麟、傅德威、王金璐。这些人是够得上称为大武生的。此外自南而北的李少春、厉慧良，虽在北方而艺兼南派的李万春、钟鸣岐，以及北昆的侯永奎，也都各有一部分属于大武生戏路的剧目。如果真能博采众长，下苦功夫，今天的武生演员并不愁没有轨迹可循、衣钵可继，而发展创新的前途也是广阔的。关键在于是否虚心好学，是否坚忍不拔、锲而不舍。
最后，还想说一句，要想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武生，只会一出《火烧裴元庆》是远远不够的。
写于1987年中国艺术节期间(www.xing528.com)
附记：
本文写成，投寄《人民日报》副刊。编辑部同志竟把这看成大事，立即反映到刘子蔚同志所在单位中国京剧院。院方始而怕此文见报，影响演员参加京剧青年演员大选赛的名次，失去获奖的可能性，继而又因刘子蔚要自费出国深造，唯恐此文发表，导致人才流失。为了怕这个青年人一去不返，中国京剧院院长吕瑞明同志还亲自光临寒舍，当面解释，希望我顾全大局，收回稿件，不再发表。院方领导对刘子蔚的关怀，可谓用心良苦，无微不至。我当然也要懂得“成人之美”，一切照办。这样一篇小文竟产生如此周折，诚非区区始料所及也。
然而这件事使我至今感慨系之。刘子蔚并未因有人发表了捧他的文章便改变出国初衷，而我扪心自问，恐怕我这篇小文之被撤回也未必就能使他心存感激，“倦飞而知还”。这里面实际上反映出两个问题。一是在今天的社会，上自达官贵人，下至略有知名度的每一个人，无不喜捧场不喜批评，只愿别人报喜以求锦上添花，不爱有人报忧以免丢了面子。这个毛病已延续了几十年，大约也是积重难返了。二是我们的某些在位者（我不是指瑞明同志）只在“不看僧面看佛面”上下功夫，却不去认真研究一下为什么我们的“好苗子”“有出息的尖子”一有机会便离乡去国，致使我们的各条战线均出现了后继乏人的严重危机。长此以往，伊于胡底，不仅使有识之士寒心，而且是会造成民族文化艺术总崩溃的岌岌堪虞的局面的。说心里话，我绝对不相信我的这篇小文会产生多大影响，因此决定收入本书以验证之，并附记原委及感想如上。[3]
1989年新年后五日校后附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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