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裘盛戎同志是五十年代初认识的。当时有一舍亲和盛戎同在一个剧团，盛戎与之闲谈，说起有一位署名“少若”的不知何许人，对他的戏很了解（我曾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裘盛戎的舞台艺术》）。那位舍亲便从中介绍，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京东安市场的一家清真爆肚摊上，边吃边谈，十分投机，然后一起走进吉祥戏院。我观摩了盛戎和谭富英合演的《清官谱》（即《打銮驾》）[3]，在后台还同富英先生畅谈了很久，这是我同富英先生平生唯一的一次谈话。
从这以后，每逢我去看盛戎的戏，总到后台同他打招呼，有时间就攀谈几句。北京市第一次文代会我被分在盛戎所在的小组（他是召集人），在小组中我除与盛戎接触较多外，还认识了韩君青（世昌）先生。屈指算来，已逾三十年了。
1956年，有一晚我在民主剧场看盛戎演《铡美案》，当时应亡友张金印君之嘱为他记录台词，于是我便一面看戏，一面笔记。因座位很显眼，盛戎以为我在用本本儿给他提意见，便请一位同志来打招呼，说散戏后一定要我到后台去找他。见面之后，说明情况，彼此拊掌大笑。但从这件事却能看出盛戎对艺术的虚心和诚意。
北京京剧团扩大以后，我就很少同盛戎见面了。有时通过张胤德同志略知他的近况，他也偶尔托人带信问候我。最后一次见面，约在“文化大革命”前不久，我们同在长安戏院看戏，剧场休息，我们碰到了。他说：“有些事我不大懂，得跟您聊聊，请您开导开导。”(www.xing528.com)
我没有来得及问盛戎说这话的涵义，但估计是他对当时“四人帮”搞的一套“戏曲政策”有想不通的地方。可这一愿望却终于没有实现。1969年我去干校前，他还托人告诉我，他“没事”了。然而直到盛戎去世，也没有再见到他。
（原载1986年5月《今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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