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冬，石家庄为奚啸伯先生诞辰七十五周年举办了纪念演出。啸伯泉下有知，亦堪瞑目了。
我同啸伯先生订交于五十年代，当时由啸伯的高足欧阳中石介绍，第一次在中石家中同啸伯见面，真是一见如故，欢若平生。后来便不断过从，经常晤聚，直到啸伯去了石家庄，才失去见面的机会。
从“四清”运动起啸伯就受到冲击。[1]“十年浩劫”中更是苦不堪言，有口难辩，终于病倒。七十年代初他病情加重，我为了安慰啸伯，还诌了一首小诗写成条幅寄给他，他很高兴。[2]他的病逝很突然，中石怕我难过，未敢及时通知我。等我知道消息，啸伯骨灰已寒，使后死者遗恨无穷，百身莫赎了。
啸伯虽是言菊朋及门弟子，却对余叔岩十分崇拜。每次谈天，话题几乎离不开余先生。当他未下海时，北京曾有“四大票友须生”之称，而啸伯居首，即奚、管、陶、莫是也。管绍华艺事平庸，只靠陪王玉蓉灌唱片才站住脚。陶畏初人极聪明，学余派有似处，惜早卒。莫敬一也是余派，听说后来流落丰台，不知所终。独啸伯毅然下海，继余叔岩、言菊朋之后，先与马连良、谭富英相颉颃，后又与杨宝森争一日之短长，经过数十年苦心奋斗，在天赋条件并不理想的情况下，终于杀出一块地盘，自成家数。据说他的《失·空·斩》曾博得上海票界名宿程君谋先生的首肯。韩慎先先生在世时对啸伯也不时指点，啸伯对韩老始终铭记不忘。我在六十年代曾以五律一首赠啸伯，只记得最末两句：“余、言今往矣，君占一枝春。”今啸伯亦往矣，惜哉！
啸伯一生忠于艺术，为人正直谦和。我曾以“虚心好学，精虑覃思”八字概括他对艺术的态度。记得五十年代，有一天我于午前往访啸伯，他刚起床，而调嗓琴师已至。他就让我清唱。那时我刚从刘曾复先生学会谭派《朱砂痣》，便唱了一折“认子”。啸伯是有心人，过了好几年，他对我说：“您给我说说《朱砂痣》吧。”我当时颇为吃惊，一代名家，怎么会找我这个外行说戏，当即逊谢不遑。啸伯却说：“尽管您只会一出，而我会一百出，可是我要把您这一出学会了，我就会一百零一出了。”其虚怀若谷可以想见。于是我就介绍啸伯认识了刘曾老。啸伯乃如饥似渴，向刘老学了若干出戏，并对我说：“刘老的艺术真高明。我自以为我唱《战北原》很不错了，可是听刘老一唱，我还得从头学起。”还有一次，我同啸伯在宣外菜市口等公共汽车，谈起他当年唱“合作戏”演《五花洞》的张天师十分精彩。跟着我联想到《青石山》的吕祖，便请教他的唱法。他说：“我不会，您给我说说。”于是我俩放过汽车不上，竟站在路旁“说”了一出《青石山》。啸伯虚心好学，于此可见一斑。
啸伯的《白帝城》曾得言菊朋真传，他此戏早年全宗言派（啸伯给我说此戏时，仍按言派路子多唱一段快三眼）。到中期和晚年，经过反复揣摩，唱法屡变，只要把他四十年代所录的百代唱片《白帝城》和晚年同一唱段的录音加以比较，其差别自然分晓。在他赴石家庄前夕，还把《取帅印》出场的西皮摇板改成二黄三眼，连词带腔都已想好，并曾向我连唱几遍。可惜经过“十年浩劫”，我已忘得一干二净（听说欧阳中石还是会唱这段《取帅印》的）。由此可见，啸伯对艺术的精虑覃思，也是终身不懈的。(www.xing528.com)
早在三十年代，我就看啸伯的戏了。后来他加入了梅先生的承华社，乃崭露头角。最精彩的一次，是1936年天津李宅堂会，啸伯临时代余叔岩演《群英会》。座上宾客原是憋着一股看余叔岩的心气儿来看这出戏的，结果啸伯居然大孚众望，在与程继先、萧长华、侯喜瑞、董俊峰诸老同台演出的严峻考验下，演来头头是道，一下子就把观众给唱服了。难得的是，啸伯的鲁肃竟宗谭路（余、言此戏都是谭路）而不学马派，仍能唱出俏头火候，足见身手不凡。后来据闻这次演出是余叔岩亲自推荐的，因此啸伯本人也格外高兴。
敌伪统治时期，啸伯在北京挑班，与侯喜瑞、裘盛戎、侯玉兰等同台。我这时看他的戏较多，如他与裘合演《骂曹》《二进宫》双出，以及《取洛阳》连演《白蟒台》，还有《捉放》《斩郑文》等。奚、裘二人都大卖力气，彼此“摽着劲儿”唱，十分过瘾。还有一次啸伯贴《奇冤报》，侯喜瑞演包拯，更值得大书特书。
1957年在北京新侨饭店有一次内部演出，啸伯与张君秋合演《南天门》，这是我解放后看啸伯的戏最满意的一次。后来还看过他的《杀惜》和《白帝城》等戏。六十年代初，有人想为啸伯出一本集子，啸伯嘱我写一篇东西，全面评价他的表演艺术。我写了一篇近两万字的论文。后来事成泡影，这篇东西由啸伯交给了某人，至今不知去向。三十年一晃过去了，我却只能写下这两千多字的短文来悼念故人，也算是“慰情聊胜无”吧。
1986年3月写讫，4月改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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