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席!
各位先生,各位同志:
我因为家里有病人,不能参加这次盛会,很遗憾。我衷心祝愿会议圆满成功,胜利结束!
我想谈几点意见,供各位专家、学者和与会的同志们参考,说错了,请给予批评。
从1958年纪念关汉卿以来,转眼就是三十年了。三十年来,我们对关汉卿的研究,对整个元代杂剧的研究,以至于对我们祖国古典戏曲的研究,不能说没有成绩,但成绩不算很理想,甚至于这几年还有一些看法、观点是给我们的传统戏曲泼冷水,持否定态度的。有些人认为连中国戏曲都已经过时,应该消灭了,何况关汉卿!当然,这不是多数人的意见,更不是在座的参加这次会议的同志们的意见,如果他持这种看法,他也就不来开这个会了。可是,毕竟这一类的意见在社会上还是有影响的,因此,作为古典戏曲研究工作者的担子就更重了,我们的研究工作就有必要做得更科学,更扎实,更有说服力,成果更大,看问题更准更深,这样,才能使那些常有民族虚无主义色彩的形形色色的观点、意见不攻自破,我们的振兴戏曲的口号才能真正落实,见诸行动。
说到对关汉卿的研究,我有几点不成熟的想法。第一,1958年那一次作为纪念世界名人来对关汉卿及其作品进行研究,我以为有两个方面值得考虑。一是对关汉卿本人的身世、履历、生活经历等等研究得有点钻牛角尖了,本来材料就很少,找来找去无非是那么一点儿文献资料,可是在这上头做文章的可不少。结果,到底关汉卿是“太医院尹”还是“太医院户”,至今也得不出结论。而且就算有了结论,对关汉卿的剧作的研究究竟有哪些帮助?这实际上跟放着《红楼梦》本身不研究,只去考证曹雪芹本人的故居在哪儿是十分类似的。很多同志不满意把研究“红学”弄成钻“曹学”的死胡同,那么我们研究关汉卿,也应该引为鉴戒才好。当然,我并不反对研究关汉卿的生平,而是不希望过分钻牛角尖,搞烦琐考证。这一点希望同志们不至于误会。二是1958年纪念关汉卿的时候,似乎对于关汉卿有点“拔高”,不够实事求是。比如,关汉卿说自己是“铜豌豆”,这到底应该怎么理解?还有,关汉卿本人及其作品中究竟有多少爱国主义思想?关汉卿有没有那么高的觉悟水平,竟成了反对蒙古贵族统治阶级的汉族英雄人物的代表?最近有的专家学者对近年来关于曹雪芹的评价也有类似的看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把曹雪芹说得太好,捧得太高了?而在1958年,对关汉卿可确实有这种倾向。从这一意义来说,我们应该还关汉卿的本来面目,而这丝毫无损于关汉卿的伟大。(www.xing528.com)
第二点想法,关汉卿既然是剧作家,写出来的杂剧剧本既可以当文学作品读,又可以,而且这一方面乃是更主要的,拿到舞台上去演出。可是,几十年来,从戏曲艺术的角度来分析研究关汉卿的剧本,从比重上看,可远不如分析关汉卿作品的思想内容方面的多。思想性当然重要,而从戏曲的特点去分析钻研关汉卿杂剧的艺术性,至少也同样重要。可是我们在这方面下的功夫远远不够。比如说,关汉卿的戏跟其他杂剧作家的本子到底有多大的差距?为什么关汉卿的戏写的就是比别人好?中国的传统小说跟古典散文是一脉相承的;而杂剧、传奇里的曲文实际上就是中国古典诗词的继承和发展。现在赏析古文古诗词已成风气,甚至有点泛滥成灾了,而真正把杂剧、传奇里的曲文当作诗词性质的文学作品来进行分析欣赏的,我看还不多。因此我建议,要多多注意关汉卿作品的艺术特点,既要把剧作看成“戏”,也要把曲文看成“诗”,不能只是翻来覆去谈《窦娥冤》里的高利贷问题呀,上不上鬼魂的问题呀,窦娥发的三桩誓愿有没有进步意义呀,这样谈,只能原地踏步,对认识、了解、深入研究关汉卿这个伟大作家毕竟帮助不大。当然,请大家也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主张不讲作品的思想性的意思。
第三点想法,正由于过去太重视作品的思想性了,有些戏,尽管对它们的著作权不大怀疑,可是总认为它们思想性不强,于是研究得不够。比如对《陈母教子》,对《玉镜台》,是不是还可以再研究研究,先不要一棍子打死。当然,如果真是坏戏,也用不着给它们“平反”;可是,即使进行批判,也得批到点子上。最近我有个体会,感到对某个作品进行批判是非常非常难的。有些作品硬是批不倒。孔子、孟子没有批倒,李后主、李清照也没批倒,甚至连《琵琶记》,明明是一个毛病很大的传奇剧本,可是至今也并没有批倒。《铁冠图》禁了多少年,可是观众只要一看《贞娥刺虎》,都认为有“戏”,耐“看”。连一出没有准谱儿的《别母乱箭》有人看了也说不错。我们的批判水平之所以太低,就是由于我们的研究水平、科研质量和研究工作者的学术素养还不够高。我常想,如果我们的批判水平能达到《反杜林论》和《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那样高,也不至于一听到资产阶级自由化就又感到心有余悸了。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把关汉卿的剧作进行改编、移植的问题。《窦娥冤》杂剧到了明朝变成了《金锁记》传奇,可是那属于再创作而没有打着关汉卿的旗号。正如田汉同志重新把白蛇故事改写成京剧《金钵记》,并没有把昆曲《雷峰塔》搞成“四不像”。去年我为了反对把汤显祖的《邯郸记》改成卢生跳迪斯科而得罪了不少人,事实上,这跟把关汉卿的原剧改得面目全非,一点儿也没有把关汉卿原剧的精神面貌保存下来的某些改编工作,其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而后者在今天的某些剧种或某些剧团里演出的剧目中,并不是没有,《窦娥冤》就是一个明显例证。因此我呼吁,我们对关汉卿剧作的改编、移植工作一定要谦虚、慎重,尽量不要改变原作的主题思想,不要改变原来塑造得比较成功的典型性格,让观众还能从演出中认出这是关汉卿的戏而不是八十年代什么现代主义或荒诞派作家的手笔。
近来还有一种意见,说八十年代的青年人将不满足于什么关汉卿、汤显祖,什么杨小楼、余叔岩、四大名旦。我说不然,关汉卿、汤显祖也好,杨小楼、梅兰芳也好,他们将永远伟大,千古不朽,正如诗人中的李、杜,词人中的苏、辛,不管谁满意不满意,反正他们是伟大而不朽的。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因为读不懂《资本论》就得修改《资本论》,也不能因为你不能理解关汉卿、汤显祖,就让关汉卿的剧中人搞七百二十度转体运动,让汤显祖笔下的主人公跳迪斯科。谢谢大家!
(原载《河北师院学报》198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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