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之际，《荆》《刘》《拜》《杀》和《琵琶记》都是有名的南戏剧本。其中《荆钗记》的命运是比较不大亨通的。若干年来，《琵琶》《拜月》始终脍炙人口，当然不在话下；即以刘知远《白兔记》而论，如《磨房产子》、《井台认母》（即昆曲《出猎回猎》）这些有关键性的单折戏，也一直活跃在各种地方戏中。就连《杀狗记》这样一本思想性较低、艺术性较差的戏，今天也还有《杀狗劝夫》《杀狗劝妻》等剧目在绵延它的生命。至于《荆钗记》，则确较冷落。除了川剧的《刁窗》和昆曲的《见娘》还比较习见外，观众已对王十朋、钱玉莲的故事很不熟悉了。
近年来发表的一些学术论文，对南戏《荆钗记》也嫌贬得太低，甚至给人以一无是处的感觉。有的同志竟对《荆钗记》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认为它的思想内容还在《杀狗记》之下，是一部纯粹宣传封建道德、表扬义夫节妇的坏戏；在艺术方面则简单地给以“语言无味”“贫乏”“沉闷”等断语。我则认为，《荆》比《拜》《刘》确较逊色，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却不比《琵琶记》差，特别是把《荆》列在《杀》之下，无论如何也不易使人心服。这次重庆川剧团把《荆钗记》经过改编，带给首都观众，我想，这对挽回此戏的命运是有一定帮助的。
我们并不否认《荆钗记》原本确实存在着大量宣扬伦常礼教和醉心功名利禄的封建糟粕，也不否认剧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确不够鲜明，情节不免牵强，结构不免枝蔓，语言不免枯燥。但其中也还有不少动人的情节和朴素自然的对话和曲文，在主要的几场戏里，人物个性还是比较突出，而且也表现了他们的内心矛盾的。我看，现存的南戏《荆钗记》原本似乎倒是比较原始的，大约还没有经过很好的加工。其中有一些台词是酸腐的学究滥调（如《会讲》《春科》等出），显然是明代有了八股文以后的产物，那可能是为了插科打诨，由文人添塞进去的。
从剧本的思想性来看，王十朋和钱玉莲的拒绝重婚，固然是受了封建道德的影响，可是王之敢于抗宰相以致贬官，和钱之坚决不受利诱而终于投水，都应该是足够获得人民同情的表现。钱贡元为了爱才，把女儿许给贫苦的书生王十朋，并且招他入赘，以便拯济他困窘的生活。王十朋能够上京赴考，主要还是靠了丈人的经济援助，使他没有后顾之忧。这样，他的拒婚就不仅是单纯的道义关系，也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做基础。通过十朋和玉莲的拒婚，更反映出封建势力（宰相的淫威和继母的虐待）对于这一对无辜夫妇的残酷迫害。在阶级社会里，他们面临这种残酷迫害而能始终坚定不屈，这当然比蔡伯喈的停妻再娶和赵五娘的逆来顺受更值得肯定。另外，原剧处理十朋母子，玉莲父女，王、钱夫妇，以及他们之间婆媳、翁婿的关系，也比较符合封建社会人与人之间的正常情况，比《琵琶记》里所表现的那种虚伪矫情，要使人感到亲切真实。原剧写晚娘对前房女儿，义父对新收的义女显得无情少恩，而其间又有程度上的不同，这也能曲尽封建社会的人情世态。以上都是南戏原本《荆钗记》值得肯定的地方。(www.xing528.com)
经过改编压缩，这次重庆川剧团的演出本对原剧的处理还是比较成功的。改编本突出了王、孙两家的贫富悬殊，强调了万俟丞相的炙手可热和以贵压贱，使男女主人公与封建势力之间的矛盾更为鲜明尖锐，从而使人物的斗争性加强，这显然比原剧提高了一步。同时，封建说教成分几乎削减得一干二净，也使人感到胸襟一快。但改编本中的男女主人公所表现的言行举止，依然有着受伦常礼教制约的地方，从他们身上仍可看出阶级烙印，这种改法既符合推陈出新的精神，又没有忘掉历史条件，因此容易为观众接受。原剧的枝蔓冗长部分，改编本也删汰得较利落，脉络一清二楚，手法简洁可喜。近年来有一些明清传奇的改编本往往嫌改得没有血肉，缺乏核心，这个改编本基本上没有这个毛病。对于人物和情节的处理，如钱贡元因见休书怄气致死，孙有乾这个人物（南戏原本作孙汝权）始终不出场，孙有乾与钱玉莲的继母是姑侄关系等，都有助于剧情发展的逻辑性和结构的精练。特别是《荐亡》一场，较南戏原本大为发展丰富，不仅唱词优美，穿插入扣，而且表演细腻生动，应该是全剧最精彩的一折。缺点是：《刁窗》以前的几场戏稍嫌沉闷，《见母》一场不及昆曲《见娘》那样曲折细致，还有待于进一步加工。
最后还想谈一下对重庆川剧团演出方面的意见。一、剧中悲喜两种气氛处理得不够和谐，而且有些简单化。比如《饯别》一场全用欢悦手法出之，不见丝毫伤离惜别之意，不仅减弱了感染力，而且显得不符合古代生活的实际情况。最末《团圆》一场，男女主人公应该有痛定思痛、悲喜交集的感情才更为深入逼真；只是一味高兴，终嫌情绪潦草，给人印象不深。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钱孙氏不免有表情过火之嫌，使观众对这个人物感到开心有余，憎恨不足。钱玉莲在开头结尾处是以幽娴贞静的姿态出现的，但《刁窗》一场却骤然给人以强硬愤狷之感，显得有点突如其来，对她思想起伏变化的过程缺乏交代。假使在前几场把钱玉莲处理得似懦实强，似柔实刚，在艳如桃李的表象后面蕴蓄着凛若冻霜的品质，那么一到矛盾爆发，就自然形成高潮，将会收事半功倍之效。三、《投江》《荐亡》两场是悲剧情节发展到最浓烈的地方，无论锣鼓和唱腔，都充满凄厉怨懑的情调。与此同时，场面竟奏起与川剧乡土气息最不协调的西式乐曲，显得与唱腔不相干，其效果是适足以使剧情破坏而不是使气氛加强。我以为这一点是最值得考虑的，故此提出来聊供参考。
1961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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