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香莲》，本名《赛琵琶》，是清代乾嘉以来最为流行的花部戏之一。据焦循《花部农谭》所载，此戏情节的后一半同今天的舞台演出本有些出入。《农谭》记秦香莲“闯宫”以后，陈世美竟派遣刺客到旅店谋杀香莲母子，幸被店主人救走，逃到三官堂神庙。香莲“自缢求死”，为三官神所救，并把兵法传授给她。于是香莲挂帅征西，立功回朝，并有机会亲自审问自己负心的丈夫陈世美，“数其罪，责让之，洋洋千余言”。现在淮剧的《女审》，还保存了此戏的部分原始情节。但原剧结尾却与已经改编过的淮剧不同，陈世美并未被杀，而是在被秦香莲痛骂一顿之后“团圆”了，像汉剧、湘剧中老本的《陈世美不认前妻》都是这个演法。一场尖锐的矛盾竟以妥协性的喜剧告终。这实在是“败笔”。
到了秦腔里，秦香莲挂帅征西和大团圆的情节被改成韩琪杀庙，包拯铡美。清末，秦腔又翻成京剧，其中《铡美案》一折特别流行。全国解放以后，我们又把这个戏重新进行了一次全面整理，成为现在各个剧种一般的演出本《秦香莲》。
顾名思义，《赛琵琶》的作者认为这个戏是赛过《琵琶记》的。近来大家都认为此戏的产生，是由于人民对《琵琶记》不满意，因此才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编撰的。但《琵琶记》原是元明之际的文人高则诚根据宋元南戏旧本《赵贞女蔡二郎》改写的，而《秦香莲》则是人民群众依照自己的想法，又把最早的主题给恢复过来，并把思想内容加以丰富提高。这实际上正是体现了古典戏曲中两条道路、两种倾向的斗争。本文即就这一发展过程表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
宋元南戏中以谴责封建知识分子忘本负心的主题的剧目不少。就我们所知，除《赵贞女蔡二郎》之外，还有《王魁负桂英》《张协状元》等。这种剧目的产生应该有其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赵宋王朝是历史上有名的重文轻武的朝代。北宋统一后，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专制政权，就实行所谓“文治”政策，把从唐代开始的科举制度大大放宽了尺度，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尽量网罗。于是，数量远比唐代为多的读书人都通过科举制度爬上了政治舞台，入于帝王“彀中”而为其所御用。这就使得从六朝以来为门阀制度所限制、一直争不到政权的非贵族阶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有了加入封建统治集团的机会。甚至一些破落的地主阶级和中产人家子弟，也在这种政治诱饵下为了求“功名仕进”而不惜下“十载寒窗”的功夫。果然，不少人也就从这条道路爬上去，变成了既富且贵的官僚地主。
一批批读书人爬上了封建统治集团的高位以后，就产生了两极分化。有些士大夫，由于来自民间，为他们的经济情况和社会地位所决定，他们对人民的生活和斗争有较多的了解。为了缓和矛盾以保持皇权的统治，这些士大夫往往能或多或少地照顾到多数被剥削者的利益，替人民说些好话，办些好事。在人民的眼中看来，他们是一些“不忘根本”的人，因此每每受到人民的爱戴，甚至广大人民还把自己的理想希望也寄托在他们的身上。这些人就是戏曲小说里经常出现的“清官”形象。我常想，从汉代就有了所谓“循吏”，何以反映在宋元以来的戏曲小说里，倒是宋代的清官如寇准、包拯之流最为突出？这一方面当然同戏曲小说产生的时代有关，一方面也是由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另外，一部分爬到统治集团里的封建知识分子，虽然出身并不高贵，可是由于利欲熏心，慕虚荣，图权势，只要一邀帝王宠信，立刻就甘心投靠，并掉转头来残酷地欺压老百姓。这在人民眼中看来，就是一些忘本负心的家伙。其中最惹人憎恨，并使人民感到最卑劣无耻的，是所谓“皇亲国戚”。因为他们倚仗裙带关系才高踞封建统治阶级的最上层，有着封建道德所不能制约的或“王法”所无从干预的特权，从而可以胡作非为，成为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戏曲小说里的太师、国舅、驸马、衙内以及宰相的女婿之类，大都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物。王魁、蔡伯喈、陈世美就是这类人物的代表。
《赵贞女蔡二郎》的原本今已只字不存，我们仅能从零星的材料中知道赵贞女（即赵五娘）到京寻夫，被蔡二郎残忍地用马踩死，蔡最后遭雷轰毙命。《王魁负桂英》的结局则是由敫桂英的鬼魂把王魁活捉了去。这是人民对忘本负心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控诉和揭露，并依照自己的愿望给这些人以应受的惩罚。但这两个戏从南宋时就受到封建统治者的干涉和禁止。宋元之际的文人周密就曾经为王魁辩护。到了高则诚手里，忘恩负义的蔡二郎被搽上了“全忠全孝”的脂粉，成为有仁有义的蔡伯喈；赵五娘的性格善良贤惠得可怕：结局则是衣锦荣归，光宗耀祖。这本彻头彻尾为封建统治阶级服务的戏曲，竟把《赵贞女》的原本给吞噬、湮没了。在明代，更出现了与《王魁负桂英》针锋相对的戏《桂英诬王魁》，文人王玉峰写的《焚香记》更让桂英还阳，同王魁百年偕老。这一切，都是活生生体现出两条道路、两种倾向的斗争的事例。(www.xing528.com)
然而这只是问题的一面。在事物发展的过程中，矛盾双方还有互相制约、互相影响的一面。因此，即使是民间艺人所写的剧本，往往也有倾向性不鲜明、观点模糊的地方。像早于《琵琶记》的《张协状元》就是如此。剧本在前面写张协曾亲自杀害为自己茹苦含辛的妻子，到结尾却依旧让他们团圆，与拟话本中《金玉奴》的故事十分类似。这种自相矛盾的处理手法，就大大降低了剧本的思想水平。像这样以妥协性的喜剧情节收场的戏曲小说是不少的。我看这对《赛琵琶》的结尾是起着消极影响的。
此外，我们还必须提一下明代的弋阳戏《高文举珍珠记》。这个戏在今天的赣剧里还保留着，在北京也演出过。这也是一本出自民间艺人手笔的戏文，但显然接受了《琵琶记》的影响。男主角高文举软弱怯懦的形象就是从蔡伯喈派生出来的。不过这个戏的思想性比《琵琶记》确有所提高，这主要表现在高文举的原配妻子王金真同续娶的温氏之间产生了尖锐矛盾。这比《琵琶记》里牛小姐同赵五娘“两贤相遇”的情节已跨进了一大步。但剧本中温氏的性格仍嫌不够完整。当王金真前来寻夫时，这个反面女主角却说出了“大小自有分定，她先居高门，若来时我就让她为大”的话。这显然是受牛小姐的影响所致。而且剧本写温氏凌辱王金真，是由于家人张千的教唆。于是罪魁祸首从温氏转移到张千，使矛盾的深刻性、尖锐性大为减弱，并且还替温氏开脱了罪名。结尾以“大团圆”收场，也未脱《琵琶记》的窠臼。但是，这个戏却出现了包公。这就把从宋代以来封建士大夫内部分化的情况反映得更为具体了。通过包公对温阁老（他同牛丞相是一流人物）的打击和对温氏的惩治，剧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人民的理想和愿望。这应该是受到元代杂剧中公案戏的长期影响所产生的结果。而由包公来主持“公道”的结局，更成为秦腔《秦香莲》的直接的借鉴。
《赛琵琶》比《珍珠记》更有所发展。它扬弃了《琵琶记》《珍珠记》里卑怯懦弱的男主人公形象，直接继承宋元南戏旧本《赵贞女》《王魁》的主题，并把矛盾摆在陈世美和秦香莲之间。这比矛盾摆在王金真和温氏之间要有战斗性。在《赛琵琶》里，招赘状元的不是宰相的女儿而是皇帝的姊妹了；秦香莲的处境也比赵五娘、王金真更艰难，因为她还有一双儿女；陈世美的反面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也比王魁、张协展示得更清楚：这一切，都使矛盾发展得更加尖锐而鲜明起来。民间艺术就是这样逐步提高的。
从以上简括的介绍，我们清楚地看出民间戏曲艺术所经过的迂回曲折的过程，并且看到在发展中确有斗争，又在斗争中有成长。《赵贞女》《王魁》等戏文固然强烈地反映了人民的爱憎，但赵贞女的被马踩却意味着弱者只能凭命运摆布，缺乏斗争性；蔡二郎和王魁的伏辜，都是靠了超现实的力量。好像只有老天爷或鬼魂才能为人间铲除不平，人民自己却无能为力。《珍珠记》的作者虽已懂得应该从现实社会中去找解决矛盾的办法，可是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清官身上。到了《赛琵琶》，秦香莲竟能亲自出面审问陈世美，揭发他一系列的罪行，当然是有了更高的发展；但是秦香莲仍不免一度“自缢求死”，而且“戏不够，神仙凑”，《女审》的大快人心依然建筑在三官神梦传兵法这一超现实情节的基础上，特别是“团圆”的结尾，终有狗尾续貂之嫌。直到秦腔和京戏的“铡美”，才更符合人民的想法，要求坚决彻底地解决矛盾。像京戏《铡美案》里包拯所表现的那种“宋王爷到此我也不饶”的坚决态度，显然是人民把自己的优秀品质装到他的身上了。但包拯的形象毕竟还带有鲜明的阶级烙印，他铡陈世美是经过一番斗争的。如果不是秦香莲公然指出他们“官官相护有牵连”，包拯就会用三百两银子把此案不了了之。而且包拯究竟不是人民，利用他这个清官的铡刀来解决矛盾，无疑仍是阶级社会中受统治阶级思想的局限性的充分表现。特别是陈世美死后，落在秦香莲身上的依然是悲剧性的命运。可见只要有阶级存在，就必然存在着根本无法解决的矛盾。这也正是古典作品无可弥缝的历史局限和阶级局限。
1961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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