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老的中华法系传统中包含着不少有恒常价值的法律智慧，应当尊重，值得尊重。譬如，受孔子“使无讼”“和为贵”的思想影响，全社会比较重视运用调解、协商的方式解决法律纠纷。又如，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观念支配下，能宽容别人，尊重对方的利益和人格。再如，强调“政者，正也”，“为政以德”的从政理念，上上下下非常关心和重视立法者、从政者、司法者的道德品质的提升，而这一点正是建设现代法治国家的重要基础。另如，有一套“世轻世重”、一张一弛、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和法律艺术，如此等等。
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和法治国家建设发展到今天，不能再靠移植西方法律这样一条腿走下去，必须加上另一条腿，这就是回采法的历史，发掘传统中华法系的智慧。
然而，由于一百多年移植西方法律的历史，社会受到了欧美文化一元论和西方法律中心主义的影响，中华法系及儒家法文化传统被集体遗忘，存在着不少常识性的误解和曲解。因此，回采法的历史过程中，同时必须正本清源，辨误去诬。
例如，“儒家人治，法家法治”之说，就是十分常见的一种误读。法治理论来自西方，其理论要旨与帝王专制水火不容。法家之学主张君主“独断”“独听”“独视”“独治”。韩非、商鞅都反复强调：“权者，君主所独制也。”“权制独断于君则威。”“独视谓之明，独听谓之聪。能独断者，故可以为天下主。”其极端的君主绝对专制主义一目了然，哪里是什么法治理论！(www.xing528.com)
诚然，儒家也主张君主政治，但同时强调民本思想，是民本主义的君主政治。从君主政治角度上说，儒法两家没有本质上的对立，君主政治只能导致人治，都应划入人治思想之列。儒家法家的区别只是君主专制程度上的差异。儒家是相对柔性和开明的君主主义，法家是绝对专制的君主主义。他们之间的论争不是法治与人治的对立斗争。在刑事法律主张方面，法家提出有罪必罚、不避贵贱是有积极意义的，但一味强调“严刑重罚”“轻罪重刑”恰恰违背刑法法治原则。相比之下，儒家主张“罪刑相应”“中刑中罚”，以及提倡“慎刑”“恤刑”，倒更符合刑法科学，也比较人道和理性一些。
这样的误读还有不少，兹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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