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明亭制度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调解与无讼的表现形式和目标

江西婺源县是“中国最美乡村”，有个古村落旅游点叫李坑，村中心小桥流水旁，矗立一座高高的亭式建筑，横跨于古老的石板路上，亭内两侧置有木凳，亭正面一块匾额高悬，上书三个大字：“申明亭”，两旁柱子挂一副木制对联，题曰：“亭号申明就此聚议公断，台供演戏借它鉴古观今。”不知此亭建于什么年代，中经几度重建或修建。但有一点可以确定，申明亭制度创自明代。

申明亭

朱元璋

据记载，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五年（公元1372年）创建申明亭，是用来读法、明理、彰善抑恶、剖决争讼小事、辅弼刑治之所。设申明亭处，也必设旌善亭，亭上书写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其制度规定，每里推选一年高有德者掌其事，曰老人，里长襄助。他定期向里中编户宣读并讲解明《大诰》《大明律》、明太祖的《教民榜》，使全里人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同时还宣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弟，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圣谕》六事，并讲说《宣谕》。《宣谕》是提醒众人须“各守本分，纳粮当差”。除执掌教化外，老人还剖断里中人户争讼之事。因为老人的任务是行教化，理词讼，宣讲皇上的圣旨或谕旨，所以地方上的官员、坊里的百姓，都隆礼以待，尊为“方巾御史”。

明代的申明亭制度，其实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重调解、尚无讼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是这种文化的一个载体。

无讼思想在中国的起源很早。《周易·讼卦》的卦辞是：“讼，终凶。”讼卦把争讼、诉讼判定为“凶”，这样就在人们心中植下了诉讼不吉利的文化心理因子。不过，真正提出无讼的是孔子。

《论语·颜渊》记载着孔子的这一主张：“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意思是说，我审理案件和别人差不多，不过我的理想目标是实现无讼。孔子曾担任鲁国大司寇，其职位相当于鲁国最高的政法主官或最高法院院长。所以，他的这番话倒不是信口胡说，而是有着切身体会的经验之谈。怎样实现无讼，孔子未做进一步解释。从他的仁学体系和流传下来的关于他处理讼案的故事来看，无非是两个方面：一是对于具体案件，凡是民事性质的财物钱债与闲气忿争，他通过德礼训导，使双方明理知礼，调解息讼。据说，孔子在担任司寇时，有一对父子为了琐事争讼，孔子问清缘由之后并不处置，而是把他们关在一起去自省，不再审讯，最后父亲请求终止诉讼。二是从整个社会来说，孔子的仁学有一套预防违法犯罪的理论和措施，力图从根本上构建理想中的无讼和谐社会。孔子的“无讼”，不是不“听讼”，也不是采取行政或其他强制手段压制诉讼、不准诉讼。他的“无讼”，不是眼前，而是未来；不是手段，而是目标。这一未来和目标的实现与否，全靠为政者、司法者的德政与德教以及个案中的仁政司法，或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和谐司法”的实施情况而定。当然，“无讼”也只是孔子的理想，不是他所看到的现实。他说：“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可见，实现“无讼”是长期的事。

弘扬无讼思想被历代儒家门徒视为己任。宋代理学大师朱熹在其《劝谕榜》中写道：“劝谕士民乡党族姻所宜亲睦，或有小忿，宜启深思，更且委曲调和，未可容易论诉。盖得理亦须伤财废业，况无理不免坐罪遭刑，终必有凶，且当痛戒。”意思是说，邻里之间如有纷争，尽量彼此反思委屈求和，若进行诉讼则双方得不偿失，甚至会遭受刑戮。

无讼思想对后世影响很大。历朝历代无不追求无讼，并经常出现在最高统治者的谕令中。如上述明太祖的《教民榜》。清代帝王同样乐此不疲，顺治帝的“顺治六谕”，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雍正帝的“圣谕广训”，都阐述了“敦孝悌”“重人伦”“明礼让”“睦亲族”“和乡党”“息争讼”的道理。

无讼成为德政的一种标识，官员的政绩考绩的指标。于是，尽量消弭诉讼就成了他们的重要事务。各级官员也都纷纷写劝谕文、立息讼碑。万里长江重庆忠县段有个著名景点叫石宝寨，修建三峡水库时为防淹没，在其周围筑了道钢筋水泥堤坝，蓄水后变成一个水上大盆景，很是壮观。石宝寨内有块“四戒碑”摩崖石刻。“四戒”是戒好讼、戒烟毒、戒赌博、戒酗酒。其“戒好讼”写道：“世人好讼终多凶，古训昭然今昔同；动辄骄横争意气，不知败诉悔无穷。告人无不坏良心，良心坏了不是人；虚伪刁诬见魍魉，钱财耗费败声名。”这是民国时期一个叫杨铮的区一级基层小吏篆刻的，说明无讼思想未因儒家思想不再是中国近代法制的指导思想而消失，官吏的息诉追求也并未随清王朝的灭亡而消退。(www.xing528.com)

四戒碑

这个姓杨的小吏认为诉讼都是“骄横争意气”，都是“良心坏了”，视诉讼为可耻，这并不是孔子“无讼”的原意，但却是无讼观念长期宣扬和流传中的实况。可见，凡事都有两面性，也都会物极必反。在消弭诉讼中，曲解者有之，作假者有之，瞒上欺下者有之，压制者有之，做表面文章、搞形式主义、政绩工程者更是大有之。不过，也总有那么几个认真践行儒学的，留下了一些“无讼”的佳话逸闻。

东汉吴祐为胶东相，每当有人到他这里打官司，他不是先上堂审案而是闭门反省自己的为政得失，认为是自己工作没处理好才会导致百姓争讼，在审理案件的时候，反复用儒家之道进行劝导；或者亲自去当事人家里去做调解工作，如此下来他治下诉讼大为减少，从而青史留名。

唐代循吏韦景骏做县令时，有一次，母子两人争讼，韦景骏还未审理就对母子二人说，他自幼不幸双亲早逝，没有福分赡养父母享人伦之乐。你们母子朝夕相见本应和睦相处，母慈子孝，不仅不知道珍惜反倒互相进行诉讼。看来是他这个父母官没有尽到教化的职责，全是他的过错。说完便掩面哭泣，取《孝经》让母子习读。母子二人受到感悟，各请改悔撤诉，后来乡间有慈孝名声。

古代社会，追求无讼不仅仅是皇帝、中央政府和各级官吏，还有家族组织、乡村自治组织、学馆私塾之类的教育组织等，久而久之，无讼，以及由之衍生的畏讼、惧讼、耻讼、厌讼为民众的普遍心理。古代流行的一些谚语以及民间歇后语，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心理。如“居家戒争讼，处世戒多言”，“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但存夫子三分礼，不犯萧何六尺条”，“读书人干预衙门词讼，便入下流”，“些小言词莫若休，不须经县与经州，衙头府底赔茶酒，赢得猫儿卖了牛”，“世宜忍耐莫经官，人也安然己也安然；听人挑唆到衙前，告也要钱诉也要钱”等等。造成民众这种诉讼心理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受到儒家无讼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古代司法黑暗造成诉讼成本居高不下，甚至倾家荡产，无讼息讼是民众利益权衡之下的一个无奈选择。但不管是统治者的刻意灌输，还是民众的无奈接受，在司法上追求和谐无讼是传统法律的一个重要特征，也是中华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历来学者所公认的。

古代的无讼追求也不仅仅是人伦道德说教，而是有着一定的制度保障的。这个制度就是调解。

早在西周时期，就设置有专门“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的调解民间纠纷的“调人”。秦汉以后，通过调解以息讼止争，成为朝廷的法制和各级官吏的重要职责。史载，汉代的胶东相吴祐、东郡太守韩延寿、桂阳太守许荆，曹魏时期东莞郡太守胡质，西晋时期洛阳令曹摅，南朝萧齐王朝东阳郡太守刘怀慰，隋朝硖州刺史赵轨，唐代道州刺史阳城、随州刺史李惠登，北宋永康军判官刘随、江宁知县苏颂，元王朝时期景州蓨（tiáo）县县尹吕思诚等，都是中国古代调解有方、息讼高明的“清官”“廉吏”。明代，调解被法律规定为民事诉讼的前置程序。明太祖制定的《教民榜》规定：“民间户婚田土斗殴相争一切小事，不许辄便告官，务要经由本管里甲老人理断。”不经由里老理断的，不问虚实，先将告状人杖六十，仍然发回里老去评理。当时，各乡均设有“申明亭”，由乡里老者调处民事纠纷，不愿和者，才准予告官，但官府受理后，仍然先要调解，调处达成的协议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以相同的事实和理由重新起诉。

古代中国，除了重大刑事案件，一般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主要是用调解的方式来解决。法官判案的原则是：“人有争讼，必谕以理，启其良心，俾悟而止。”通过道德教化“化有讼为无讼”，实现社会和谐。

诚然，中国传统法律中的无讼与调解，是建立在家族本位和社会本位的法律观念之上，不同于个人本位的权利法学，客观上漠视并扼制了中国人的个体权利意识，使得国人缺乏个人权利的自觉和为个人权利而奋斗的观念。然而，中国古代就是一个家族本位的熟人社会，崇尚伦理秩序，无讼和调解正是与这种社会结构相契合的，不应视为纯属统治者的主观妄为，实践中也取得了协和人际关系、稳定社会秩序，又节约诉讼资源和司法成本的效果，孔子和儒家提倡的无讼论的合理性正在于此。经过几千年历史的选择与积淀，重调解、贵和谐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重要特征，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法治国家中，通过现代化的洗礼，是能够有所贡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