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礼与刑罚：政教关系和相互依存

“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这是中国的传世法典《唐律疏议》中的名句。

《唐律疏议》，顾名思义，是唐朝的成文刑事法典。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李世民父子以及其后的唐高宗李治、唐玄宗李隆基等都重视法典的制定与修订。李渊以隋朝《开皇律》为基础编成《武德律》。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命长孙无忌、房玄龄等参酌隋律，修订《武德律》，于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颁行《贞观律》，奠定了《唐律》的基础。永徽年间，唐高宗命长孙无忌、李绩、于志宁等据《贞观律》修订《永徽律》，又令长孙无忌等对《永徽律》逐条逐句进行疏证解释，以阐明律条文义，并通过问答形式，剖析内涵，说明疑义，撰成《律疏》30卷，于永徽四年（公元653年）颁行。后世称《律疏》为《永徽律疏》《唐律疏议》等，是中国现存最古、最完整的帝制时代刑事法典，也是东亚最早的成文法典之一。

本篇第一节说过，中国古代法律从汉代开始走上了“法律儒家化”之路，经过将近六百年的努力，到《唐律疏议》的颁行，意味着这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基本完成，儒家法作为中华法系的基本形态业已定型。“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也就成为“法律儒家化”的标志性语言。

孔子创立“仁学”，对为政者们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对于广大民众，如果仅仅用政令去约束，用刑罚去整治，他们虽因恐惧而不敢犯罪，但却失去了廉耻之心；如果用道德去引导，用礼仪去规范，那么他们就会知廉耻，恪守礼法，也就不会违法犯罪。这句话突出了德礼之“导”。“导”，即教育引导。孔子这番“道德齐礼”的话，已很接近《唐律疏议》关于“政教”的名言了。汉代中期，先是荀学后裔贾谊倡言“重德教”“兴礼乐”。他说：“夫礼者，禁于未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这里的“法”就是“刑”，“禁”不是禁止，而是防范、预防。贾谊批判秦代和汉初独任刑罚的做法，言辞激烈。不过，德礼和刑罚不只是一个“禁未然”一个“禁已然”的关系，还有一种相辅相依的关系。这一点，董仲舒看到了。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为外壳，复兴孔学，从“德为阳，刑为阴”出发，推导出“大德小刑”、先德后刑的“德主刑辅”论。阴阳和合一体，相辅相依，从而提出了以威辅德、明刑崇礼的“政教”学说。到《隋书·刑法志》，开篇就说：“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人有格心；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人有遁心。”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把孔子的“道之以德”直接改为“教之以德”，从而更突出了“政教”之“教”的本义。编修《隋书》是唐初君臣共襄之举。《唐律疏议》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可以说是由《隋书·刑法志》的这段话直接转换过来的。

德礼与政刑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法的一个核心命题，不仅型塑着中国古代法的基本精神气质，而且构成了中华法系发展的一条主线。

古代的礼，包括礼仪、礼制和礼义三个层次。从礼的内容来看，几乎包括了古代中国政治、民众生活的各个层面。国家礼制涉及皇室内部、婚、丧、继承、祭祀等，以及国与国、中央与地方、君与臣的关系。社会礼仪关系父子、夫妻、兄弟、师生、宾朋等各种人与人的关系。前者如祭祀之礼，有祭天地、祭山川、祭祖宗、祭百神等，谁有资格祭、怎么祭，都有严格的规定。譬如祭祖宗，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一庙，庶人不能立庙只能祭于居所。又如，自秦汉始，只有天子才能祭泰山。所以，祭礼其实就是宣示统治的合法性、正当性，僭越祭礼就是挑战合法性，图谋不轨，就是谋反大罪。

“德”的主要内容，属于家庭血缘伦理，包括孝、悌、忠、信等，属于礼的内在价值层面。在周公制礼时，“德”与“礼”是一体的，后来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礼沦为纯粹的外在仪式，“德”的精神失落，所以在《左传》中赵简子问子大叔揖让之礼，子大叔回答说：“是仪也，非礼也。”这说明此时儒家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转而将礼的关注焦点转到礼的价值核心。到了孔子以仁释礼，重新将德的价值注入到礼之中，“礼”与“德”重新统一起来，所以后世我们才有了所谓德礼的这个概念。(www.xing528.com)

“刑”，古代有两种含义。一为“型”。西周铭文中写作“井”，右边加了个立刀，下为“土”。“井”代表的是一种秩序，我们今天汉语当中“井”还保留着这个含义，如“井然有序”“井井有条”。西周实行井田制，田界整齐清楚，权属明晰，加了“刀”，意味着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来维护这种秩序。“型”，又引申为“范”。做陶器、铁器都得有型范、型模，也就是规范、规矩、规则。所以，“型”体现的是一种靠着国家强制力维持的秩序、规则，这其实与现代“法”的含义已经很接近了。“刑”的第二种含义就是“罚罪”，即刑罚。孔子的“齐之以刑”，就指的刑罚。

应当指出的是，这里的“德礼”为“本”，“刑罚”为“用”，是讲“德礼”与“刑罚”两者在“政教”中的地位与作用。“政教”不完全等同于“政治”，以及“治政”“治国”等概念。所以，把这句话理解为或解释为“德礼”为治国之本、“刑罚”为治国之用，是不大符合原意的。《唐律疏议》在说明“德礼”与“刑罚”两者关系时，以“政教”两字表述非常确切，非常有智慧，可谓得儒家思想之精义。“政教”之重点在教化而不在惩治。儒家把“德礼”看作是教化，这比较好理解。有趣的是，他们把“刑罚”也视为教化之具，就很难能可贵了。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近现代刑法学理论认为刑罚的功能可分为“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有的学派特别强调“教育刑主义”。由此看来，儒家把“刑罚”作为“政教”手段的观点，是有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的。

孔子的“德礼”为本，要旨有二。一是德教、礼教，即“道之以德，齐之以礼”，而且是“富之”“教之”，先富后教。二是德政，即利民、惠民、富民，最起码也要“使民以时”，“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这两者缺一不可，而且没有德政就谈不上德礼之教。

这样看来，德礼和刑罚在“政教”中的地位和功能，大致是两个方面。一是本末、体用、主辅关系，即德礼之教为本、为体、为主，刑罚的惩戒性预防教育为用、为末、为辅。二是相互依存关系，即德礼教育依赖刑罚强制而起作用。单纯的道德宣教，必然是迂腐与苍白的。

德礼刑罚，相辅相济，从统治者角度看，对于提升统治的正当性，预防犯罪，降低犯罪的数量和频率，以达到长治久安和减少管理成本都是有利的。从被统治者的角度来说，比起法家的独任刑罚、严刑峻法、酷吏政治，要来得更利于民生。综合权衡，德礼与刑罚这种主次关系的安排不能不说是在当时最有效、最好的一种方式。可见，《唐律疏议》被誉为“得古今之平”的法典并非虚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