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理解法家的法势术治理方略的重要性

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学术繁荣。其中，儒、墨、道、法是影响比较大的学派。儒家在中国传统思想上的影响不必多言。先秦时期法家的治国理论，在中国古代政治法律思想史上也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并在秦国统一六国、建立君主专制王朝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汉代以后，在统治阶级“霸王道杂之”的国策之下，法家理论又被吸收进了正统法律思想之中，成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法家的代表人物大多是战国时期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思想家，早期有李悝和吴起，中期有商鞅、慎到、申不害，末期有韩非和李斯。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纵论先秦六家学说时，将他们以“法”名家，称为“法家”。其实，法家不光重法，同时重势、重术。其中，慎到是重“势”派，强调以权势制御臣下，方可执法行罚；申不害是重“术”派，认为君主应采取阴术驾驭群臣，主张将计谋、权术与酷法重罚结合起来；商鞅是“变法”派，提出了信赏必罚、“壹法”“壹刑”、轻罪重刑等主张，在秦国推行奖励耕战、什伍连坐等法令。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则将“法”“势”“术”糅合为一个理论体系。

“法”指法令，其内容主要是以严刑峻法打击豪强、推行耕战。法令是公开的，所以叫作“明法”；法令是统一的，所以称为“壹法”；刑罚的适用是一体的，不分亲贵，所以叫作“壹刑”。“势”就是威势、权势，必须由帝王独掌。“势”看不见，摸不着，但真实存在，其实就是君主至高无上的行赏施罚大权。“术”指驭臣下的智谋、策略和手段，包括阴谋诡诈、机巧算计。“术”是不能公开的，是暗藏的，故称“阴术”。“术”又是人人都能用的，君主尤其要防备大臣、近侍、宠姬、爱子的谋权篡位之术，以术制术。君主驭臣之术也叫作“南面之术”。法家认为法、势、术都是君主不可离开的工具，没有权势，就无法推行法、术；没有权术，虽有政权和法令也制止不了“奸臣”；而没有法令，便无从督察、管理和制裁。

上节说到，梁启超将法家的这套理论简约化地称为“法治”“势治”“术治”。他还有一个“物治”说，批评法家把人当作无生命的物一样整治。

韩非子有个“以法为本”的说法。有人认为，这说明法家的“法”“势”“术”三者中，“法”是根本，最重要。其实，《韩非子·饰邪》篇的原话为：“故先王以道为常，以法为本，本治者名尊，本乱者名绝。”下文又说：“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以法为本”是针对当时一些国君以智巧为本说的，不是就“法”“势”“术”三者比较而言的。《韩非子》的《难三》篇有“人主之大物，非法则术也”。《难势》篇说：“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由此看来，“术”与“法”不相上下，“法”与“势”并存并重。韩非子并没有将法置于术、势之上。至于“法”的内容，法家谈得最多的是“赏”“罚”二字。《商君书》中屡屡强调，赏罚之间要“赏少罚多”，比例是“赏一罚九”。打开法家的书，充斥行赏施罚的词语，而且罚要必、要重、要严。说是对轻罪要重刑重罚，人们才不敢犯轻罪，也就更不敢犯重罪了，便可以“以刑止刑”。还说这样才是真正的爱民，而轻罪轻判则会助长侥幸心理，实际上是引诱人们去犯罪，这才是残民害民。这套逻辑也亏得他们能想出来！在刑法学理上，犯什么罪就判相当的刑，叫罪与刑相适当，这是个刑法法治原则。轻罪重罚恰恰背离了“法治”。再说，这种做法在政治上也不明智，“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商鞅治秦，弃灰于道者断其手，连轻罪都要砍手砍脚，重罪也不过是死。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就是这样被逼出来的。可见，梁启超把法家说成是“法治”，与真正的“法治”根本不是一回事。

韩非子

商鞅

诚然，法家的“明法”“壹法”“壹刑”“壹赏”学说有不少积极意义。譬如“亲亲尊尊恩绝”，“一断以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在特权充斥的社会里，虽不能做得到，但也着实叫人解气。这是法家提出“任法而治”“以法治国”或“垂法而治”值得肯定的地方。

法家关于“势”的学说涉及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与儒家的有德者得天下和“为政以德”保天下的合法性学说不同，法家认为，得天下与保天下都靠以军事和政治暴力为后盾的权势、强势、威势。君主地位的获得决定于权势的大小，不在乎道德或才能的高低。君主制服臣民的根本手段是权势，并非什么“仁爱”之心。权势才是“令行禁止”的有效保证。龙能够腾云驾雾靠的是势，失去势掉到地上，蚯蚓不如；人君失去了权势，便什么都不是。法家指出，“法”是“君臣共操”的治国工具，“势”则必须由君主“独制”，叫作“权制独断于君”。法家始终强调君主应当“独视”“独听”“独制”，告诫他们：“能独断之谓王。”所以权势这个东西才是君主的命根子，是绝对不能借人的。(www.xing528.com)

那么，如何才能获得和保持这种“势”呢？于是而有了关于“术”的学说。法家之术，专指君主制驭官吏的权术，主要用于发现和防止大臣、近侍、后宫妃嫔、诸子篡权夺位或者阳奉阴违。法家的“南面之术”核心是“潜御群臣”之术，其中包括“疑诏诡使”（下达可疑的命令，故意制造事端）、“倒言反事”（说反话做错事，以检验臣下是否忠诚）、明知故问等制驭臣下的“暗术”，即阴谋诡计。

这样就形成了以术防奸、固势——以势驭臣、制民、出令施法——以法督臣惩民、重刑治国的理论体系。其实，在法家的这套绝对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中，“势”才是处于核心地位的要素，“法”是“势”的产品，“术”则为“势”而生。这便是法家霸道政治的内在逻辑。

下面，再归纳并说明四点：

第一，法家认为，人都是“好利恶害”的，统治的方法只需持“赏”“罚”二柄，因其“好利”而以“赏”诱之，因其“恶害”而以刑惩之，且赏不必多而罚必须重。法家还有一大借口，说古代的人纯朴，因此尧舜禹可以搞德化，而今人口大增，物质匮乏，道德水准一代不如一代，尧舜禹的“三代”之法已过时了，治当世之人就只能用“赏罚”，不能靠“仁爱”。法家的这种“好利恶害”的人性论和人类道德的历史退化论是其“法”“势”“术”的理论基础。

这里要说明一点，过去多说法家所持为“历史进化论”，恐怕不当，他们应为道德退化主义论者。他们对人类的德性毫无信心，此点根本不同于儒家。孔子说“性相近”，反对“不教而杀”，认为庶人犯法是因为“上失其道”。孟子主“性善”，说人人都有“四端”，道路上的行人“皆可以为禹”。儒家对人的德性充满着信心。可见儒、法两家的治国理论在出发点上就根本不同。由此也就决定了儒家之法更具人类性，是阳光的、积极的、批判的和有德性的；法家之法是阴暗的、偏执的、酷性的和过度适应帝王的。

第二，法家的“以法为本”并非是比较“法”“势”“术”三者的地位谁更重要之说。权势论才是法家理论的重心，是其统治合法性的答案，也是其“任法”“壹法”“壹刑”的基石。其权术论是以权势论为旨归的。在权势之治下，“一断以法”“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都是会打折扣的，而且往往成为政治倾轧中血性残杀的工具。

第三，梁启超关于法家是“法治”“势治”“术治”“物治”的说法仍然是一种简约化、省略化的用语智慧，法家的“以法治国”与真正的“法治”不是量的差别，而有着质的不同。法家以权势为核心的君主绝对专制主义理论只能归结为人治学说，而且是典型的极端人治论。

第四，自秦王朝开始的中国帝制时代，“霸王道杂之”和“外儒内法”是历朝历代帝王奉行的统治之术。从这个意义上说，既不存在纯正的儒家之治，也不存在纯粹的法家之治。然而，不能否认，自《唐律疏议》颁行以后，儒家之法在立法上成为正统，成为中华法系之魂。也正由于此，正派的儒家知识分子始终以此为旗帜，与酷法苛刑开展着体制内的合法性批判，维系着中华法系的人类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