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苛重，负担民众，可与虎相提并论

上一节说到，孔子把季康子数落了一顿，说是社会上的“多盗”全是你们逼出来的，“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那么，孔子批评他们多“欲”有没有根据呢？根据是有的。其中最明显、最严重的一条是用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

季康子想加征赋税的事，发生在他向孔子请教如何治盗之前。当时，孔子刚刚回到鲁国。季康子可能吃不准孔子的态度，所以先叫冉求出面。他以为，孔子得以归国完全是冉求出面求他的结果，孔子再刻板也不会完全不念这么大的一个人情。假如孔子能同意，那对他的支持作用就大了。所以，他无论如何也得侥幸试一试。而这个冉求，正春风得意，也把自己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了。当他满怀希望地跑到老师那里，把季康子“欲以田赋”的想法一说，孔子就冷淡但不失礼节地说：“我不懂得赋税上的事。”这冉求却不知趣，一而再，再而三地追着要孔子表态，孔子只是不吭声。冉求急了，恳求孔子：“您是国家的元老，我们都等着您拿意见好去办事，您为什么不说话呢？”其实，当着众弟子的面，孔子不说话，已算是给足冉求面子了。待众人散去后，孔子把冉求叫到一边，严肃地告诉他：“君子办什么事，都要拿礼作为标准来衡量。这个标准就是，对老百姓的施舍要力求丰厚，事情要做得适度、符合中道，向百姓征收赋役要尽量轻微。那么，照老规矩按丘收税就够了。如果不按礼的标准征税而要贪得无厌，那么即使按田亩加征赋税，还是满足不了的。况且，他季康子如果要办事合乎法度，那么鲁国的开国之君周公立的典章制度都在那里；如果要破坏这些典章而随自己的私意办事，又来向我征求什么意见呢？”这则故事在《左传》《国语》中都有记载。《左传·哀公十一年》的原文是：“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于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于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苛而行，又何妨焉？’”冉求被说得脸上白一阵红一阵，心里直怪老师是不是老糊涂了，在外漂泊了十几年，还那么不开窍，得罪了季康子，以后能对你有何益处？但当着老师的面，又不好发作。

季康子自然不会理会孔子的反对。第二年，也就是鲁哀公十二年（公元前483年），他就不顾一切开征田赋。而冉求却为虎作伥，帮助季氏“聚敛”财富，使季康子富得流油，家产远远超过作为诸侯的“周公”治下的鲁国一国之财。孔子气得直翘胡子，直接将冉求逐出师门，对学生们说：“你们听好了，冉求已不配做我的学生，你们大家可以鸣鼓而攻之！”这是《论语》中记载下来的孔子痛骂学生骂得最厉害的一段话了：“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逐出师门，并发动学生一致声讨，已是一位私塾先生能够对学生采用的最严厉的惩罚手段。足见，孔子对搜刮民脂民膏的聚敛行为是多么痛恨！其维护轻税原则的“周公之典”又是何等坚定！

鲁国长期实行周公旦的籍田之法，十取其一，提供劳役地租。如发生战事，则增收军赋，一丘出马一匹、牛三头。季氏加征田赋，是在保留原有军赋的情况下再增收新的军赋，十取其一变成十取其二，即要出马二匹、牛六头。鲁国百姓当然苦不堪言。

有若

孔子晚年还有一个学生叫有若，比孔子小43岁，对孔子思想“学而不厌”，笃行不辍。他的相貌和孔子非常相像，孔子去世后，弟子们思念老师，就把有若当作老师一样地对待。有一次，鲁哀公问他：“今年又遇到灾荒，粮食歉收，国家日用不足，你有什么好主意吗？”有若不像冉求，为了保住官位，顺着竿爬。他毫不迟疑地对应道：“尊敬的君主，那就恢复周公的‘彻’法吧！”“彻”法就是籍田之法，税率为十取其一。哀公一听，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现在已是十取其二了，我还担心不够花，怎么能恢复‘彻’法呢？”有若耐着性子，说出一番道理来：“我的君主啊！只要百姓富足了，你做君主的难道还会不富足吗？反过来，如果百姓不富足，你这个君主又拿什么来使自己富足呢？”有若的话秉承师训，又有发扬，说得好极了，成为儒家反对重赋、关心民生，实行轻徭薄赋的财税法律主张的至理名言。原话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在《论语》的《颜渊》篇中。

鲁哀公自然听不进有若的劝诫。事情就如本节开始所说的那样，季氏不怕天怒人怨，一意孤行，加征赋税。(www.xing528.com)

在农业社会，田税用以维持国家机器运转，田赋用以军事开支，税赋都得向农民征收，国家的税赋法律和政策对农民来说是性命攸关的事。孔子倡导德政，减轻税赋是德政中最主要的、也最具有真金白银含量的内容。为此，老夫子反对苛税重赋堪称是不遗余力。成语中有一条叫“苛政猛于虎也”，就是孔子留给我们的遗产。

故事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那日，孔子带着子路等一班弟子去齐国。从鲁国去齐国，泰山是必经之地。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泰山一带，人烟稀少，林木森森。孔子一行来到泰山之侧，隐隐传来忧伤的哭声。孔子立起身来靠在车前的横木上望去，见不远处树林中一座新坟，一个妇人在墓前悲泣，便叫子路前去问个明白。子路急急赶到妇人跟前：“敢问这位大嫂，你哭得这么伤心，一定是遇到了什么伤心的事，我老师很关心，能告诉我们原因吗？”那个妇人擦去泪水，抽泣着应道：“我们家真是遭了大难了！前些年，我的公公被老虎吃了，接着我的丈夫也被老虎吃了，现在是我可怜的儿子，又被老虎吃了。呜……”这时，其他弟子扶着孔子走了过去。孔子听到虎患如此严重，便探下身去，安慰妇人，劝她：“那为什么不离开这里呢？”妇人见孔子师徒是真心关心，便道出真情：“这里荒山野岭，山高路远，官府管不过来，可以躲开苛刻的暴政。”孔子闻言，好不悲凉，长叹一声，说：“学生们啊，你们可要记住，苛刻的政治比老虎还要凶猛可怕啊！”

子路

抨击归抨击，但“苛政猛于虎也”的情形，历朝历代都在延续。唐代文学家、思想家，与韩愈齐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因参与改革，贬官永州（今湖南零陵），面对残酷的政治迫害和艰苦的生活环境，矢志不渝。在永州，他置身民间，更知百姓疾苦，写出千古名篇《捕蛇者说》。作者讲了一个捕蛇者“蒋氏”的故事。“蒋氏”告诉他，自己的祖父、父亲都为捕毒蛇顶替赋役而被毒蛇咬死，自己捕蛇已历12年，记不清有多少次差点被毒蛇咬死。作者很同情，表示可以帮他给管事的说说，就别再干捕蛇这一行了。没想到“蒋氏”连连谢绝，说他的邻居们大多“非死即徙”，只有他因捕蛇而“独存”。柳宗元闻此言而“愈悲”，感慨万千：孔子说“苛政猛于虎也”！我以前还有怀疑，今天从蒋氏身上，才相信孔子说的是实情。他写出了与“苛政猛于虎也”同样的名句：“孰知赋敛之毒，有甚于是蛇者乎！”

在中华传统法文化中，轻徭薄赋、恢复先王的十一之税是一个千古不衰的话题，“苛政猛于虎也”也成为历代有良心的儒门士子抨击暴政的不朽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