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抑制，民众自律：官不欲则民不窃

这则故事发生在孔子晚年。

话说孔子在鲁定公十四年时，任鲁国大司寇并代理国相事务，“与闻国政三月”，初见成效。可好景不长，鲁定公和当时的执政季桓子荒淫慵懒，中了齐国的离间之计，排斥孔子。孔子率众弟子离开父母之邦，踏上了漫漫的周游列国之路。是年，他56岁。不几年，鲁定公、季桓子相继去世。季桓子临终前，对逼走孔子一事有所悔悟，留下遗言，嘱儿子季康子接回孔子。季康子执政后，任用孔子学生冉求为家臣。冉求不负师门，率季氏兵甲一败吴军，再挫齐师。趁季康子高兴，冉求劝季康子接孔子回国，说鲁国要强盛非用孔子不可。季康子原本领有父训，表示同意。冉求又特别说明，自己的这位老师德高望重，如果真想起用，一定要以礼相迎，给以足够的尊重，不要用小人去牵制他。于是，季康子派遣三位大夫带着厚礼去卫国请孔子返鲁。这事发生在鲁哀公十一年（公元前484年）。这年，孔子68岁。

孔子周游列国图（局部）

回国后的孔子，已是“国老”资格，实际上只是一个像花瓶一样供摆设的国政顾问角色。不过，开始鲁国君臣还比较尊重孔子，至少表面上还向他请教一些政事。但这段所谓的“蜜月期”很短暂。

鲁哀公和季康子君臣比起他们的父辈来，在贪婪慵懒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孔子主张“以道事君”，坚守自己的政治主张，决不会见风使舵，阿谀奉承，更不会屈从权势，出卖政治贞操。这就决定了鲁哀公和季康子不可能与孔子合作得好，季康子也不可能接受孔子的为政方略。

很快，他们之间的政见分歧就在刑事政策上爆发出来了。

《论语·颜渊》中记载了孔子与季康子之间关于惩治盗贼问题上的两则对话。

一则直接谈盗贼问题。季康子苦于盗贼太多，一日，向孔子求教：“国老，眼下国内盗贼蜂起，闹得人心惶惶，你看如何是好？”孔子的回答大出季康子所料，硬邦邦地说了句：“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这等于是指着季康子的鼻子骂他：“如果你自己不贪求财货，即使是奖励偷盗，他们也不会去当窃贼的。”季康子权倾朝野，哪受过这等责辱？但自己贪财名声在外，又碍于孔子的声望，不好计较，只得悻悻咬牙，强压怒火，把话题引向别处。

另一则，季康子鉴于上次在盗贼问题上的被动，明确提出要用重典治国。他对孔子说：“我想通过杀掉无道的人来保护有道的人，你以为如何？”这其实是在向孔子挑战，把孔子逼到墙角上：你总不敢公然袒护“无道”吧！什么叫“无道”？“无道”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具体到季康子所问的语境，主要还是指的盗贼。孔子自然看得透季康子那点心计，他毫不妥协，不给对方任何一点钻空子的机会，冷冷地来了一个反问：“子为政，焉用杀？”把他顶了回去。看到季康子愣在那里，他便说出这“焉用杀”的道理：“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子欲善而民善矣”与“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是一样的逻辑。前者是正着说，积极地实施德政；后者是反着说，消极地去符合德政。为了从正面把道理说透彻，老夫子做了一番详细的讲解：“在上位者的品德好比是风，广大小民的品德好比是草，风往哪里吹，草就必定会往哪里倒。”意思很明显，如果你们身居高位的官吏们能吹出一股德惠下民之风，老百姓自然会同心同德；如果你们为政者清廉不贪，老百姓能安居乐业，衣食无忧，哪里还会去偷盗？(www.xing528.com)

从上面两次对话可以看到，季康子所谓的“道”与孔子所主张的“道”是不相同的。季康子的治国之道就是四个字：严刑重罚。孔子主张“德政”，施惠于民，以德化民，实行民本政治。

有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的功能就是惩治犯罪，偷盗无论如何都是一种犯罪行为，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不能改变其犯罪性质，因而必须受到应有的惩罚，如果是抢劫、杀人越货一类，处以极刑也是罪有应得，不能一概地说“焉用杀”。孔子在盗窃猖獗、无道之徒横行之时，还宣称“子欲善而民善矣”，说什么“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无非是唱唱高调，空口说白话，于治国无半点裨益。由此可以看出孔子不懂法律是什么，贬低法律的作用。

其实，这正是唯刑罚观点的为政者、法律匠与高瞻远瞩的思想家、法学家的分野之所在。

把政治、社会、经济等问题统统撇开不谈，谁偷盗就惩治谁，偷盗愈演愈烈就刑罚越来越重，直至以“杀无道”的名义大开杀戒，这是一种单向度的治国之术和司法理念，相当于报复主义和重刑主义的刑罚主张。这种刑事政策导致的结果就是“窃钩者诛，窃国者诸侯”的极端不公平。

孔子“子欲善而民善矣”的论断，其最具有人类性价值的地方是承认“民”能从“善”，认为他们眼下所表现出来的不善是被不善的政治所逼的。其中所蕴含的逻辑是：没有不是的民众，只有不是的统治者；有什么样的官员，就有什么样的民众。当时的鲁国，连年战争，又旱涝频发，为政者却不恤民瘼（mò），一味重苛暴敛，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于是“饥寒起盗心”，于是逼良为娼，偷盗财物者有之，铤而走险者亦有之。所以孔子主张“焉用杀”。他曾严厉批评当政者不对民众施以教育就加以刑杀的做法，说这等于是给无知的民众设个陷阱，是一种“虐”政。孔子的主张，类同于后世的教育主义的刑事政策。

由此看来，孔子与季康子的分歧，是教育主义刑事主张与报复主义刑事主张的不同；也是综合型法律思维与单向度的唯刑罚治国之术的区别。这里，已经孕育了战国时明朗化的儒家与法家在法律观上的论争。

古往今来，历代志士仁人都爱引用孔子的这段政治箴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对于广大民众，如果仅仅用行政命令来管束他们，用刑罚手段来惩治他们，他们会因为害怕而规避受罚，却没有廉耻之心；如果施以德政来引导他们，用礼来教育和规范他们，他们就不但懂得廉耻而且遵守法纪，能自觉约束自己的行为。显然，前者是季康子们的做法，也是后来法家的主张；后者是儒家提倡的德政。孔子一再说，为上者要“为政以德”。德政的内容相当广泛，但最起码的、也是最消极的做法，便应当是为政者“不欲”。官“不欲”则民“不窃”。问题不在于官“不欲”后民能不能做到“不窃”，而在民“不窃”的这个前提——官“不欲”，尽管是德政中最起码的、最被动消极的低标准，恰是几千年来的历代统治者没有兑现过的，或者说是压根不想兑现的。

也许这正是孔老夫子的这个德政定则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