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时代，公众参与决策的形式应当也必须具有多样性，我们既可以继续发挥听证会、座谈会以及协商会等传统参与形式的功能，也可以积极探索和完善网上征求意见、社区基层访谈等新型参与形式。这些参与形式可以针对不同程度、不同类型的利益相关者“各显神通”，以共同保障重大行政决策公众参与制度的顺利、有序运行。具体而言，其基本情况大致如下。[27]
第一，网上征求意见主要是针对所有潜在的利益相关者，由于这个范围往往很难划定，因此大都是由这些利益相关者自身来决定是否进行参与。在信息化时代，可以预期，这将是未来重大行政决策实践中使用频率最高、受众面最广、反馈意见最多的参与形式。对于网上征求意见的具体制度设计，则需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①发布的载体。应当做到常规渠道和补充渠道，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有机结合。决策主体的官方网站可以作为一种常规发布渠道，并专设意见一栏。但是，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再加上政府网站的辐射范围有限，行政机关除了应当在政府网站发布最完整、最全面的决策相关信息，还应当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以及互联网（微信、微博）等补充渠道广泛发布指引信息，以使更多的利益相关者能够知晓决策事项，为其参与做好铺垫。②发布的内容。公民参与主要发生在决策方案的起草阶段，因此，发布的内容应当主要集中在决策的具体事项、决策的相关背景、方案的大致文本，反馈意见的途径及期限等。另外，考虑到广大公众的文化水平，决策主体有义务制作清晰、平实、易读的引导性、说明性文字，向公众解释决策方案的具体内容，提示决策方案的关键要点。[28]
第二，座谈会、协商会主要是针对一些利益相关者的代表、一些社会组织以及可能对决策施加影响的政府部门等。这种参与形式的理论依据为协商民主理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是对代议制民主的一种局部继承和修正——在协商中理解彼此偏好，继而调整自身偏好，并实现偏好转换，使之与公共目标要求更加接近，以求达成共识。[29]对于座谈会、协商会的具体制度设计，则需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①代表的选择要广泛。座谈会和协商会的目的，就是要使决策机关能够“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和掌握最全面、最真实的民间信息。因此，与会代表不仅要包括利益相关者中的“代表”，还要包括一些相关社会组织的“代表”以及人大、政协中的“代表”等。②代表的选择要公正。不同于指定、邀请、自愿报名等方式，对于利益相关者中的代表，主要是采用随机抽样的方式来确定。同时，还要确保社会组织代表的中立性和专业性，以发挥他们的独特作用。对于人大、政协代表，则要坚决扮演好他们的监督者角色。③提供充分博弈的机会。要分组、分次进行讨论，决策主体绝不能作观念上的引导，继而保证每一位代表都能够享有充分、平等、均衡的发言机会，最后还要将每一位、每一组以及每一次的发言和讨论情况都记录在案，以供随时查阅和佐证。[30](www.xing528.com)
第三，社区、基层访谈主要是针对那些利益与决策事项最为密切相关的群体。这种参与形式有其独特的作用和价值，可以说是迄今为止最“接地气”的一种参与形式。同网上征求意见相比，社区、基层访谈有着更强的针对性和主动性，决策机关不是守株待兔式的坐等意见，而是主动到居民社区、田间地头，面对面地听取群众的意见，从而填补了网络和传统媒体覆盖不到的范围；同座谈会、协商会相比，社区、基层访谈有着更强的现实性和真实性，决策机关不需要遴选出精英式的代表。虽然访谈对象在表达意见时或许不是那么系统、完整，但往往更为真实、贴切，使行政机关更易获得第一手的资料。故此，对于社区、基层访谈的具体制度设计，也要注重如下几个方面。①适用的对象必须特定。决策事项所可能涉及的利益相关者众多，不可能让行政机关全部都去面对面地进行访谈。所以，此种参与形式必须针对那些利益与决策事项最为密切的群体。②决策主体应当发挥主动性。根据决策事项与基层、社区的关联度，决策主体应当积极、主动到一线了解情况，收集基层的意见和建议。③访谈形式要轻松。决策主体在访谈过程中应当坚持形式的随意性和实效性，这样才能创造相对轻松的环境，继而使基层群众敢于畅所欲言，而决策主体的主要职责则是倾听。以广州市荔湾区旧城改造决策为例，自项目开始首轮征询之日起，荔湾区城市更新改造办工作人员会同当地街道和居委会人员，采取逐户上门摸底、征询意见等方式，收集改造区域内居民对项目改造方案的意见和建议，获得群众的一致好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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