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珂勒惠支:工人画神的艺术之路

时间:2023-07-16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身为一个女性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题材集中在母爱和以工人为主的劳动者。今日德国已经以一个独特的方式给予了珂勒惠支一个高度的赞赏。反映出珂勒惠支对时代的重重担忧。克林格尔对《农民战争》赞赏不已,将他设立的“罗马别墅奖”授予了珂勒惠支,让她到佛罗伦萨的罗马别墅进行为期一年的创作。两度造访罗丹工作室,也更加深了珂勒惠支对雕塑的热情。珂勒惠支的首次回顾展在1917年举办。

珂勒惠支:工人画神的艺术之路

珂勒惠支博物馆所在的Fasanenstrasse是南北走向,与东西向的著名的选帝侯大街相交。从动物园火车站往西南方向走去,大约要10分钟。

博物馆位于大街的24号,其北侧有一个不属于馆方所有的花园,却成了博物馆很美的前景。共有4层展区的博物馆收费7欧元收藏有上百件木刻和70件素描,还有很多有关共产主义运动的宣传品,放在第4层介绍的,是受珂勒惠支影响的其他现代画家

因为鲁迅的鼎力推荐,凯绥·珂勒惠支很早就被中国人所熟悉。

作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以及社会黑暗和压迫的积极反抗者,鲁迅十分喜爱并高度评价珂勒惠支的作品,他曾引用罗曼·罗兰的话说:“凯绥·珂勒惠支的作品是现代德国的最伟大的诗歌,它照出穷人与贫民的困苦和悲痛。这有丈夫气概的妇人,用了阴郁和纤秾的同情,把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里了。这是做了牺牲的人民的沉默的声音。”就美术史的意义而言,鲁迅当时首先将珂勒惠支版画引进中国,使之成为中国进步木刻青年临摹学习的经典,对中国现代版画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身为一个女性画家,珂勒惠支的作品题材集中在母爱和以工人为主的劳动者。人类共有的同情心被她深刻阐发,为真诚和善良的劳动者奉献了一曲美的颂歌。

今日德国已经以一个独特的方式给予了珂勒惠支一个高度的赞赏。

位于著名的菩提树大街东端的新岗亭,是1816年到1818年由伟大的建筑设计师申克尔设计的,属于柏林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范之作。申克尔当年的造型为低矮的立方形,建筑前边的几根多利安式的柱廊显得简洁端庄,三角形楣饰上的胜利女神像是以浅浮雕的方式雕刻的,建筑两旁安放将军们的塑像。

新岗亭

这个建筑最早的使用功能是作为普鲁士部队的警卫室。在1930年开始用于纪念在第一次大战中阵亡的将士,1960年之后,被改成国家纪念馆,纪念在战争和暴政中失去生命的受害者。

馆内面积仅仅有300平方米左右,也仅仅在中央位置摆放了一尊雕塑,只是从顶部有自然光投射下来,并只照亮了雕塑及其周围的部分区域。那尊雕塑是1993年放进去的,就是用珂勒惠支的雕塑《圣殇》放大制作的。

《圣殇》创作于1937年到1938年间,高不过39厘米,其形象是一个母亲怀抱着死去的孩子。反映出珂勒惠支对时代的重重担忧。

珂勒惠支1867年生于柯尼斯堡,这个地方在二战后被割让给苏联并被苏联改名为加里宁格勒。

珂勒惠支的父亲身为一个瓦匠,但酷爱藏书和读书,珂勒惠支因而从小就接触到诸多德国文学作品,她尤其喜欢歌德的创作。荷加斯、伦勃朗、戈雅的版画作品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珂勒惠支从14岁开始习画,那时就特别喜欢到工地和码头画速写。在柏林和慕尼黑女子艺术学校学习期间,她受马克斯·克林格尔的艺术理论影响颇深,克林格尔认为有的题材如果用素描去表现会达到更好的效果的观点,让珂勒惠支决心致力于版画的创作。

1891年,珂勒惠支与医师卡尔·珂勒惠支在柏林成婚。卡尔在政治上倾向社会民主党,他在贫民窟行医,珂勒惠支因而对劳工生活有了贴身了解,并常常以前来就诊的病人作为自己创作的题材。她在后来回忆道:“当我接触了这些妇女,她们是来找我丈夫帮忙的,有时也找到了我,这时我就完全为一种思想所激动,我想到无产者的命运和这种命运的后果,在社会上还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卖淫和失业。它使我感到痛苦和不安,这就是我为什么必须而且经常表现人民这一主题的理由,以此抒发我的气愤,因此,使我面向生活。”

珂勒惠支的成名之作是1897年面世的《织工的反抗》。她从小就熟悉海涅的诗歌《西里西亚织工》,1893年又在柏林观看了豪普特曼的戏剧《织工》,她认为这次演出对其创作是一个里程碑,而她创作的蓝本正是海涅的《西里西亚织工》。

费时5年,这部作品的最终形式是三张石版画结合三张蚀刻版画,它们是《贫困》《死亡》《讨论》《织工队伍》《攻击》《结局》。

当1898年“伟大的柏林艺术展览”在一个火车站大厅举办时,《织工的反抗》引起了轰动,尤其是感动了一般观者和许多工人。已经83岁的大画家门采尔也在它们面前伫立凝视,最后还郑重建议评委会授予这组作品以金奖,但威廉二世皇帝十分讨厌这样类型的“贫民窟”艺术而否决了这一建议。展览结束后,德累斯顿美术馆馆长迈克斯·勒尔马上收藏了该幅作品并颁发金牌给珂勒惠支,随后《织工的反抗》被送往伦敦参展,又再度获奖。

《织工的反抗》大获成功,让珂勒惠支被聘为柏林女子美术学校的教师,负责教授版画和人体写生课程,为她带来了一份微薄却固定的收入。1901年,她又正式成为柏林分离派的成员。

1902年开始,珂勒惠支又用6年时间创作了反映16世纪德国宗教改革时期这一历史的版画组画《农民战争》。描绘了农民不堪被奴役而奋起抗争再到失败的主要过程。(www.xing528.com)

无论是《织工的反抗》还是《农民战争》,珂勒惠支的本意都不在于强调阶级冲突,她也不美化革命,只是力图清楚地交代反抗或革命的原因、过程和结局,将反抗或革命的权利交由观者来决定,但客观的结果是她被视为一位社会主义艺术家

克林格尔对《农民战争》赞赏不已,将他设立的“罗马别墅奖”授予了珂勒惠支,让她到佛罗伦萨的罗马别墅进行为期一年的创作。珂勒惠支只是借机做了短期游历,并没有进行创作。但佛罗伦萨教堂中的中世纪雕塑和祭坛画对她之后的雕塑创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两度造访罗丹工作室,也更加深了珂勒惠支对雕塑的热情。从1910年开始,她就将创作领域伸及雕塑,主题都是母亲—保护者。

珂勒惠支的次子彼得一战时死于比利时前线,这一悲惨事件导致珂勒惠支刻画了不少战争景象,表现对孩子的追忆,也反应她对时代的感受。她承认:经历战争冲击之后,她不再是一个革命分子,而是转为一个追求可以带给人民和平的改革主义者。

满怀深情,用时18年,珂勒惠支为彼得塑像,雕塑的主题起初是其子,后来变成一对哀悼的父母,其实那是她和丈夫卡尔的化身。这尊珂勒惠支创作的最大型塑像于1932年安放在比利时弗拉兹洛战争公墓,彼得和25000多名德国军人埋在那里。

珂勒惠支的首次回顾展在1917年举办。2年后,她被聘为普鲁士艺术学院教授。战后的魏玛政府也很重视珂勒惠支的创作,委托她绘制很多官方宣传画,还在1928年委托她为普鲁士邦的文化部官员,负责普鲁士艺术学院高级研究班的教学。1929年,她被授予德国表扬艺术和科学成就的最高荣誉奖章,被视为大师级的重要艺术家。

第三帝国时期,珂勒惠支曾签署抵制纳粹的声明,因而被迫从艺术学院离职,丈夫和儿子也一度被禁止行医。纳粹还查抄了她的住处,没收了一些作品。她和丈夫早就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甚至考虑在被送往集中营时吞下预先藏好的毒药。她还开始设计自己与丈夫的墓碑。她将自己签名的许多版画作品,直接送给准备逃亡难民,便于他们需要时在海外变卖。

面对受到工人爱戴的珂勒惠支,纳粹还是有所顾忌,更希望利用她的声名,事实上还不止一次地盗用她的作品用于宣传。珂勒惠支的反应最后是沉默地顺从。戈培尔也很喜欢她的作品,虽然批判她“拒绝适应纳粹主义”,但还是在1934年的德国艺术展览中允许展出她的作品。1937年掀起对“堕落艺术”的整肃,也没有将珂勒惠支视为堕落艺术的一员。

珂勒惠支的好友巴拉赫曾激发了她走向木刻版画和雕塑创作的道路。1938年,巴拉赫死于纳粹的迫害,珂勒惠支毫不理会纳粹的威胁,仍旧坚持出席巴拉赫的葬礼。据说巴拉赫的棺材上悬挂一件名为《飞翔天使》的雕塑,就是以珂勒惠支年轻时的面容来创作的。

为了纪念巴拉赫,珂勒惠支在1940年创作了青铜雕塑《哀诉》,以自己的面容入画,结合自画像中常见的沉思手势,还特意有一只手捂住嘴巴。

珂勒惠支的雕塑名作基本上都完成于纳粹时代,而且不少是用于墓碑。她一直认为墓碑艺术是十分有价值和充满意义的艺术形式,就像一种伟大的纪念碑。《在他的手中和平地安息》就是为她死去的哥哥康拉德之墓创作的,她使用拟人化的夸张的肢体语言,塑造出康拉德在两只巨手中安息的形象,让他仿佛重新回到了父母的怀抱。

身为女人和母亲,珂勒惠支自然具有独特的母性视角。

在1889年创作的石墨钢笔画《跪在神面前的女性》,珂勒惠支就将神绘制得也像一个女性,其头发和乳房非常明显。

珂勒惠支更是善于通过劳动的女工或工人的妻子的形象来揭露社会问题和人的生活困境。她的版画中出现了以单一妇女为刻画对象的《哭泣的妇女》《送报的妇女》《双手交叉站着的孕妇》《苦思的妇女》,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映母亲之爱的描绘,如《母亲与死去的孩子》《死神、妇女和小孩》《母亲带着小孩离开》《死神和奋力保护孩子的母亲》《母亲们》《妇女膝上的死亡》等。

这些画面都让人产生至惨至痛的感觉,她也曾在日记中记到:自己已经无法在作品中描绘死去的孩子,那对她太痛苦了。所以,她偶尔还是会描绘一些亲昵的母子图像,来满足自己对母爱的渴求。1931年的石版画《幸福的母亲》、1928年的石版画《家庭》就难得一见地描绘了一家三口的欢愉场景。

珂勒惠支的大多数作品都已经在战火中湮灭,但留存下来的画作中就有100多幅自画像。无论是在自画像的画面上还是在真实的时空当中,珂勒惠支都显得相当低调和朴实。她的创作态度尤其严谨,一件作品往往花费数年才完成。

在功成名就之后,珂勒惠支仍和丈夫居住在贫民区里。随着时光流逝,她对丈夫已经无激情可言,卡尔的生活行为也让她感到恼火。

当两个孩子长大之后,珂勒惠支去巴黎和佛罗伦萨旅行,在途中遇到了匈牙利艺术批评家雨果·赫勒,赫勒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1909年,当赫勒的妻子去世后,珂勒惠支与他的关系进展为情人层次。珂勒惠支在《秘密》一画中,用炭笔勾勒出了他们之间亲密无间的关系:一个女子正仰面躺着,而一个男子正从她身上站起来。

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这种变故,珂勒惠支自己安慰自己,她写道:“彼此相爱后,难免伤感。但生活还得继续下去,难免为凡尘所困。或许,正是因为生活中总是充满了悲伤,生活才变得更加绚烂美丽。人们看到最简单和最人性的场景的时候,为何潸然泪下?因为最让人恐惧的事实莫过于活在尘世。”

在卡尔最后要离去的那些日子里,珂勒惠支每个傍晚都要为他念诗,陪伴他入睡。珂勒惠支是在1945年4月22日去世的,在那之前,她流亡偏乡,被一个敬慕她的贵族收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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