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勒在1802年出钱买下的房子建于1777年，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多有朽坏，在二战以后不久被全面整修，并在1988年作为席勒博物馆对外开放，门票是2.5欧元。
在博物馆二楼尽头的书房里，还摆放着席勒临终前睡的床，席勒妻子夏洛特的房间在一楼，仆人们的睡房则在底楼。
席勒在1805年5月9日就去世了，他在魏玛这座房子里只住了3年。在来魏玛定居之前，他住在与魏玛相距23公里的耶拿，时间长达10年，歌德也曾在耶拿住过5年。席勒是1799年12月3日迁居魏玛的，他在耶拿的那座园中小屋则保留为避暑住房。
席勒在大学读的专业是医学，但他的健康状态后来非常糟糕。在他生命的后期，他的剧本稿酬很丰厚，让他第一次摆脱了金钱对他的困扰，但疾病对他的困扰始终存在着。为了与不争气的身体争斗，他也想出了不少怪招，比如，他经常往抽屉里装些烂苹果，让烂苹果的气味弥漫在房间里，他居然觉得它们的气味对他有益，没有那种气味，他就简直不能生活，也不能工作。歌德有一次到席勒家里拜访，发现席勒不在，他就坐在席勒的书桌旁边写点杂记，结果很快就感到恶心，恶心得让他几乎发晕，最后顺藤摸瓜，他这才发现了烂苹果的秘密。所以，他后来对爱克曼表示，自己与席勒在志向上是非常一致的，但在性格上很不相同，这种不同不仅表现在心理方面，也表现在生理方面：“对席勒有益的空气对我却像毒气。”
早在1791年，席勒就有过一次严重的疾病发作，甚至有他已经死亡的流言在各地传布。席勒检视了自己的病体，就预感自己的生命只有几年可以延续。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1805年初夏，在一场娱乐剧的排演中，席勒不幸倒在了地上，在9天的折磨之后，他于5月9日傍晚离世。在头一天傍晚，他还特别想看晚霞，夏洛特为他拉开了窗帘。
席勒的遗体被剖验。魏玛公爵的御医胡斯克在报告里写道：肺部坏死，糊状，结构完全破坏，心脏缺少肌肉组织，胆囊和脾脏大得反常，肾脏组织解体而且完全畸形。面对这样的席勒，见怪不惊的胡斯克也是啧啧称奇，他在报告上添加了一句感叹话：“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得感到惊讶，这个可怜人怎能活得如此之久。”
德国当代著名传记作家吕迪格尔·萨弗兰斯基阅读了席勒尸体解剖报告之后，读出了有关席勒理想主义的首个定义——“理想主义是，倘若有人依靠激情的力量，比肉体所允许的时间活得更长。这是个光彩夺目的意志的胜利。”
非常巧的是，席勒在1779年秋天交出的医学博士论文也是研究肉体和精神的关系的。
席勒像
席勒的父亲也当过医生，后来成了符腾堡公国宫廷花园的总管。席勒的母亲是一个小饭店主兼面包师的女儿。席勒于1759年11月10日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马尔巴赫。
席勒14岁时被卡尔·欧根公爵强行招入他的卡尔军官学校，这所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招收有才华的青年加以培养，毕业后为公国服务，被文学家和音乐家舒巴特称为“奴隶养成所”。
学了一年法学之后，席勒转入新开设的医学专业。虽然管理甚为严格，但狂飙突进运动这类的新思潮还是渗透进了这所军校。席勒读到了克洛普斯托克的《救世主》和卢梭的著作，也读到了克林格尔、歌德等人激情四溢的作品，他也决心走上文学之路。从1776年起，他就开始发表一些抒情诗歌，翌年就暗自写作剧本《强盗》并拿出年收入的四分之三自费出版。
《强盗》将善与恶这两种力量都推向了极端，从而产生了巨大的戏剧和舞台效果。他使用的也是生活化和口语化的语言，他还将谋杀和死亡的场景直接搬上了舞台，给观众造成了极为强烈的冲击力。据当时的报道，那些演出《强盗》的剧院“像一座疯人院，观众席里泪珠滚动，拳头紧握，声嘶力竭！素不相识的人，一边紧紧拥抱，一边激动地抽噎哭泣；很多人激动得近乎昏厥，摇摇晃晃地走向大门”。
《强盗》的声誉鹊起，让席勒成为一些德国人期待的德国莎士比亚，无疑掀起了狂飙突进运动的第二波，然而也招来了卡尔·欧根对他的迫害。席勒不得不东躲西藏。
在走投无路之际，在莱比锡的克里斯蒂安·哥特弗里德·克尔纳和胡贝尔，以及他俩的未婚妻明娜和多拉向席勒伸出援手。
明娜和多拉是两姐妹，她们的父亲施托克是一个铜版画家，曾当过歌德的绘画教师。克尔纳后来成为一个官员和艺术理论家，他在音乐美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和席勒的通信成为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www.xing528.com)
克尔纳和明娜的儿子卡尔·特奥多尔·克尔纳会多种乐器，从小就希望成为席勒那样的民族诗人。在德意志解放战争中，他担任了吕措的副官，其诗歌《吕措军团勇猛剿猎》由韦伯谱曲，成为著名的战歌。他后来不幸阵亡，其遗作《琴与剑》以高超的诗艺和高昂的爱国主义情感名扬德国。
席勒接到信后，立即出发，不顾旅途困顿和身体虚弱，走了8天才到莱比锡，受到四位陌生朋友的热情欢迎和无微不至的招待。
在一个金风送爽的秋日，席勒和他们四人聚在花园里，一棵茂盛的核桃树迎风飘摇，葡萄酒泛射着猩红色的微光。
席勒提议：为了大家的欢聚和健康干杯。
席勒太高兴了！与明娜干杯时，将明娜的杯子碰碎了。红葡萄酒流到第一次使用的锦缎桌布上。已经亢奋不已的席勒跟着喊道：“这是一杯祭奠神灵的酒！”接着，席勒将自己手中的酒杯也扔了出去，它被摔得粉碎，碎片越出花园围墙，蹦到碎石路上。伴随着的，是席勒更为热烈的呼唤——“永不分离，永不孤独！让我们经历一个共同的消亡！”
正是在这种无比温暖的友情中，席勒在1785年写出了著名的诗歌《欢乐颂》，克里斯蒂安·哥特弗里德·克尔纳首先为之谱曲，而后，许多作曲家为《欢乐颂》写出了上百首曲目，最伟大的那首就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1787年7月，席勒被卡尔布夫人邀请去到魏玛，见到了赫尔德和维兰德，但没有见到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的歌德。他深为魏玛的文化气息所吸引，为了能在魏玛立足，他暂时中断自己的文学创作，转而专研历史，并在两年之后经歌德推荐受聘为耶拿大学的历史教授。
席勒的历史研究成果斐然。他在7年到8年时间内写出《三十年战争史》《尼德兰独立史》《通史概要》等史学著作。之后，他将自己对哲学和美学的深刻思考集中表述在《论人的审美教育书简》《论悲剧艺术》当中。
席勒与歌德这两位巨人的赤诚相见是在1794年7月20日，自然研究会那天在耶拿举办报告会，歌德是报告人，席勒是听众。报告结束后，他俩在走廊相遇，交谈极为投机，以至于他们边走边谈，一直谈到了席勒的家中。
在这之前，这两大巨人都有点像“小人”一般，他们彼此都对对方心存芥蒂，甚至怀有敌意。歌德有点倚老卖老，不愿承认席勒的成就，故意摆出一副不屑一顾的姿态。而席勒一方面承认歌德十分伟大，又不能容忍歌德的极端个人主义，所以，他向克尔纳坦露歌德“在我的心中引起一种又爱又恨的混合感情”。
从那时起到席勒去世，席勒与歌德并肩十年，这样长久的合作不仅在德国文学史上，而且在世界文学史也极为罕见。
席勒在魏玛期间，佳作连连，它们是《玛利亚·斯图亚特》《奥尔良的姑娘》《墨西拿的新娘》《威廉·退尔》。他同时还改写过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歌德的《哀格蒙特》、莱辛的《智者纳旦》、意大利作家戈济的《图兰朵》等。
《威廉·退尔》是席勒在1804年完成的最后一部完整剧作。歌德也曾经尝试写作这一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自由的题材。因为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歌德没有真正入手写作这个题材，他说他将自己想到的一切都告诉了席勒。
席勒死后被下葬在大众墓地，即使这与他当时就拥有的身份也是完全不相称的。席勒遗骸在1826年进行过迁移，因为墓穴已满，根据惯常的做法必须处理。市长施瓦伯在偶然中得知此事，格外重视，因为他在21年前参与过席勒的安葬事宜。他们在相关地段找出了23个头盖骨，最后认定其中一个就是席勒的，因为它“不论是大小还是高尚规则的造型都非常出众”，应该属于一个高尚之人拥有。当然，后来这块头盖骨经过了三个专家的验证，他们发现其尺寸与席勒去世的面模丝毫不差。席勒的遗骨在1827年年底再次迁葬，移到了头一年落成的侯爵陵墓。歌德的棺椁也在1837年3月26日停放到了席勒身边。
瞻仰歌德和席勒墓的活动始于1882年即歌德逝世50周年纪念日。二战时，纳粹将他俩的棺椁转移到耶拿的一处地下隐蔽所。到了1945年8月才重新放回魏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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