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 · 托马斯在1964年还只有15岁，居住在英格兰的巴斯。在史蒂夫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的双胞胎姐姐瓦尔怀孕了。很快，她的父母秘密地把她送往了一所专门的学校，并安排别人领养她的孩子。所有这些都隐瞒着史蒂夫。瓦尔在接下来的25年中（其中19年是居住在新西兰）都不知道她的孩子在哪里，也不知道那个孩子是否活着。最终，瓦尔对女儿的执着和好奇，使她和她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克伦得以在1992年团聚。
这并没有标志这一故事的结束，反而成为新的开始，因为这件事完全推翻了以前缄默的家庭协定：“让沉睡中的小狗躺着吧”。在他的影片中，我们看到托马斯，一个墨尔本的影片制作人，质疑他母亲的做法，质疑他母亲的沉默，质疑他母亲对女儿的表面呵护，而不去考虑她女儿的真正幸福。我们也看到托马斯和他的姐姐瓦尔讨论过去和现在的感觉与看法。在影片的结尾，我们看到瓦尔、她的女儿克伦、史蒂夫、克伦的养父邓肯以及史蒂夫母亲之间的会面。25年过去了，但是我们在影片中所听到的和看到的是，外祖母还是紧紧封闭着她自己的情感，仍然拒绝表示任何的遗憾和道歉，也没有表示出任何对她自己外孙女应有的情感。
罗森塔尔：你为什么决定拍这部影片？
托马斯：首先，我想借助我姐姐的经历去了解她的痛苦。第二，我对我的亲戚们对同一故事的不同解释和理解感到好奇，并想去深入了解一下。第三，我是想缓和一下我们家庭的关系，并且觉得将这个故事讲出来应该是非常必要的第一步。我认为我可能已经达到第一和第二个目的，但是，我的第三个想法太幼稚了！这在影片的最后结局，瓦尔在酒吧中弹钢琴的画面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后来，当邓肯和我的母亲在谈论一些已经过世的爵士演唱者时，瓦尔在钢琴上画圈圈，竭力掩饰着再一次蒙受的痛苦。但是，这就是生活。
罗森塔尔：家庭成员的采访和拍摄都是在哪段时间里进行的？
托马斯：这部影片的调查和编剧是在1996年进行的，共花费了六个月的时间。接着，我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得到影片制作的资助。影片最终是在1999年分两次完成的。
1999年年初，我和瓦尔及她们一家人一起在新西兰度过了一个星期，完成了采访。几个月之后，我又在英格兰用了三个星期进行影片的拍摄。主要是我和我母亲，接着是和克伦以及邓肯等做采访。瓦尔在最后一个星期，特地从新西兰飞到了英格兰，我们一起再次拜访了位于博内茅斯和伦敦的她曾被寄养的地方。最后，我们全家都聚集在巴斯。
罗森塔尔：你能否讲一下在影片中的不同视点的变化？
托马斯：影片的主要动机就是要瓦尔讲述她的故事。然而，影片本身包含多种视点，包括母亲和克伦的。她们的观点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虽然我非常同情我的姐姐，但是我并不想让我的影片变成一种审判，也就是来判决好与坏。生活远远要比好与坏来得复杂。我想要每个人都能袒露他们自己的观点，然后让观众自己对整个事情进行评判。
罗森塔尔：你认为影片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瓦尔去面对她的愤怒和对过去的回忆？
托马斯：我想，制作这部影片可以帮助瓦尔正视过去，让过去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得到公开的确认，这是长期以来她一直想说而无法公开说出来的。她虽然已经对她自己的家人、她所参加的女性小团体以及她的心理医生说了好几年，但是这次让这件事得到更加公开的承认。
对瓦尔而言，再次去拜访那些她被寄养的地方非常艰难和痛苦，但她说这部影片能帮助她将这些痛苦的过去放下。尽管我并不认为她可以完全放下她的愤怒和痛苦。对我自己而言，我期望能给瓦尔机会来讲述她的故事，因为我总觉得有种犯罪感，因为当时我没能帮助她，尽管那不是我的错。因此，拍这部影片是我自己试图予以弥补的一种方式。
至于我妈妈的想法，她更倾向于“让沉睡中的小狗躺着吧”，我认为她的参与是对影片的最好的礼物。她做好了谈论过去的准备，因为她知道这对我非常重要。不幸的是，似乎影片并没能改善她和瓦尔的关系，她们仍然没有也不愿意坐下来和对方推心置腹谈论事情的全部。(www.xing528.com)
罗森塔尔：你是如何看待这句“少说为妙”的？
托马斯：我认为影片本身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是不赞成这种说法的。这种方法对我和我姐姐瓦尔都没有什么好处。也许有的时候对小孩子，最好不要让他们知道故事的全部，但是我认为小孩子们在正确的引导下，还是能够正确地面对可能发生的非常棘手的问题和悲剧的。确实，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自尊，我们需要这些机会。
我要说的另一点是，对于那些决定把事情深埋心底缄口不谈的人同样也是很难的。为了继续控制事态或者周围的人，而让自己来承担所有的一切，也是一种极大的负担。
我逐渐感觉到我错过了一些事情。我本该可以帮助姐姐的。我本该在我父亲去世的时候去道别的。而我却错过了这些机会，没能去做。我想在我余生都会为此感到懊恼和内疚。所以，我不能忍受大家对我严守秘密！我也同情那些被拒绝了权利和庇护的人。简而言之，我很难赞同这种社会交往方式，尽管是出于善意的。
所以我通过自己的方式制作纪录片，公开事情真相，声援失败者。对我来说，影片制作就是去发现自己的声音，并将这种声音传递给其他人。我所制作的许多影片都是在讲述那些“做好事的人”所制造的错误，他们认为自己是出于善意，认为自己最有资格说出“我知道什么对你最好”。
罗森塔尔：你对自己制作了这部影片感到高兴吗？
托马斯：当然，尽管与我原来制作这部影片的设想相比，发生了些变化。起初拍片时，是以“收养故事” 来对家庭问题进行某种化解，但是在拍摄过程中，我认识到这其实是一部关于家庭身份的牢固性和家庭成员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影片。在拍片中，我发现我也在扮演着这样一个角色，我在我的家庭里始终在充当着“和事佬”。
我发现我们一家人从来没有一起坐坐或者一起出门，甚至35年过去了，我们也没有改变过。因此，当我询问母亲我很想知道1964年瓦尔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时，她依然选择沉默。在我们家当时的环境中，客气地提这个问题也等于一场革命。
类似这样方向性的变化在拍摄的过程中时有发生。往往你带着一整套的信念开始，也假设了将可能发生的情况，但是还是发现真实的情况总是拒绝你设想的模式。于是你修改你的假设。我的假设只能从“我们不得不打开窗户说亮话，只有这样才能解决过去的症结”转换成“你可以给马喂水，但是你却不能强迫它喝”。在这里，这匹马就是我的家庭。
接下来，从叙述收养的故事（它本身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因为它向观众讲述了包括遗弃女儿的母亲、祖母、被收养的女儿以及养父母等人的不同看法）逐步趋向于叙述另一个故事，一个家庭的故事。通过制作这部影片，我意识到家庭作为一个多种关系聚合的单位，可以多么专制。每个家庭都有它自己的规则和沟通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维护了一个家的完整。如同单独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独特的操纵方式，且是残忍顽强的。这些规则不会改变，也不能被打破，并且无论是好是坏，我们都得遵循这一规则。
因此，这是部非常个人化的影片，诉说了一个收养故事，许多妇女和家庭将会用他们自己的经历来予以认可，并在这个过程中对家庭的含义和如何做一个母亲提出疑问，但这一定没有任何准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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