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吻》关注的是莉莉 · 瑞弗林父亲的生活，他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男人，精力充沛，曾经在地中海旅游时抛弃了自己的未婚妻。后来他的生活中充满了艳遇。尽管他认为他永远爱自己的妻子，但是实际上看起来却不是这么一回事。正如儿女们所说的：“他们之间从来没有拥抱或亲吻。”影片的前半部分分析了父母的生活与关系，最后的三分之一部分则是莉莉去寻找父亲的黑人情人和那个可能存在的同父异母的兄弟。
尽管影片使用了大量对家庭成员的采访和照片，主线依然是瑞弗林对其父母亲的拍摄。她的父母都年事已高，快八十岁了，因病和虚弱躺在女儿家中。父亲由于糖尿病并发症被截去了双腿，而母亲也因年迈体弱失去了语言能力。莉莉与她父亲交谈的场景以及父亲母亲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场景贯穿了整部影片。
罗森塔尔：你什么时候开始制作这部影片，你又是怎样做的？
瑞弗林：我是在1985年我父母50周年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开始拍摄和记录的。我甚至还请了一个专业摄制组来进行拍摄。那时我就知道会将《给我一个吻》拍成现在这样的吗？当然不是。但那时在我脑海深处的某个角落，想着总有一天我会以某种方式用上这些素材的，只是当时不知道如何使用。我知道自己很会讲故事，因而在内心深处总是期望自己能够将故事讲出来。
我在影片中大量应用了50周年结婚纪念日那天的素材。我的想法是如何戳破这种假象、这场如此可怕的婚姻。我采访我的父母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始终贯穿的是这一主题，那就是婚姻的意义和你们是否考虑过离婚，等等。
罗森塔尔：你是如何解决资金问题的？
瑞弗林：我用自己的积蓄坚持着我的这一爱好。前几年中，我只是记录。这些场景是我父母在我姐姐家里的两张床上度过的最后一段生命时光。也许有些人会想，她怎么能这样做？或者为什么这么做？每年至少一次，当我姐姐去度假时，我会去照顾我的父母。我也没别的事可做，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子。我记录的是强烈触动我的东西。我父母的婚姻就是如此。我想我这么做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我很难直接面对他们，看着他们的最后时刻让我如此痛苦，尤其是我母亲，所以我躲在摄影机后面使自己有一种距离感。
经济资助是慢慢才有的。犹太人文化国家基金会拒绝帮助我，因为我的影片不够犹太化。不过接下来简直是一个奇迹，我获得了时代华纳旗下的付费电视网的一小笔资助金，这使我可以完成一个15分钟的预告片；后来一位朋友投入一部分赞助费，这大大鼓舞了我；再后来，当一切逐渐明朗，我能顺利地运作这一项目，并只需几个月就可以完成时，出现了更多的奇迹，我得到了更多的资金。
罗森塔尔：你为什么制作这部影片？你期望从中获得些什么？你认为观众又能从中获得些什么呢？
瑞弗林：我也无法确定我为什么会制作这部影片。我想我该把我父母婚姻的故事讲出来，显示他们的婚姻对我们孩子辈的影响。我的家庭生活中有许多奇特的地方，特别是最后阶段，我开始觉得我父母就像是萨缪尔 · 贝克特荒诞戏剧中的人物。我的意思是我父亲后来变得像女人，维持着母亲的生命（莉莉的父亲喂她母亲进食），而她却毫无知觉，无法表达自己的感受。最终，母亲得到了她一直想要得到的，即父亲全身心的关注。
我知道，我的朋友和许多看过这部影片的人都认为这部影片是治愈性的，但我认为治疗是发生在记录的过程中，远早于我在剪辑整部影片之前。我朋友告诉我，将完整的故事剪出来是痛苦的，不过我的看法是这就像女人在经历过生产的疼痛之后，说她们已经忘记了那种疼痛。我感觉真正的痛是经历这种痛苦，却仍然生活其中。我想拍摄这部影片是因为它是普遍存在的现象，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失和的家庭，真正幸福的理想的家庭是虚幻的，只能是一个神话、一个梦想。我期望观众能够认识这种家庭。1999年，我父母去世八年之后，我在拍我姐姐时，再看那些素材时，我这才明白姐姐曾忍受了多大的痛苦，为此我大哭了一场。我喜欢阿尔伯特 · 梅索斯（Albert Maysles）对我影片的评述：“这是一个关于爱情的故事，是关于何处有爱情与何处没有爱情的故事，影片制作人对爱情的处理非常有技巧，在看起来没有爱情的场景中感觉到了爱情的存在。”
罗森塔尔：关于把你的家庭和你父母的问题以及他们的爱暴露给公众的道德伦理问题，你是怎么看待的？
瑞弗林：是的，这样做非常的艰难。我认为，过了那么长时间我才去完成这部影片的一个原因就是，只有在我父母去世之后我才能着手影片的处理。整整过了八年之后，我才能够回过头来去看那些素材（指我父母躺在紧挨着的两张床上的片段）。但是，这些素材还不够，因为当我和乔希 · 韦利兹基（Josh Waletzky）一起剪辑这部影片时，他告诉我，在我已经拍摄的素材中还需要增加更多的素材。为此，我又拍摄了我姐姐、兄弟、姑妈和父亲的情人罗莎。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提炼这些素材，虽然这是一部个人的回忆录，但却有别于我以前所制作的传统纪录片。对我而言，该片的层次感和潜在意义使它更像一部小说。制作个人回忆录类的影片总是非常艰难的，坦率地说，如果忠于事实真相，总会伤害到一些人的。(www.xing528.com)
在制作纪录片时，影片制作人和主题之间的关系是个老问题，而我要叙述的是我自己的故事和我自己的兄弟姐妹及父母的故事，这就尤其困难了。
刚开始，当我向付费电视网展示部分影片素材时，希拉 · 内维斯（Sheila Nevins）就告诫我，这部影片看起来是揭示我家庭中阴暗的一面，这令人蹙眉，看起来不会很好。但我仍表示，我愿意迎接这一挑战。我始终认为我要讲述的故事和《销售员之死》（Death of a Salesman）中的叙述非常相似，艺术化地描述一个人真实生活的努力，毫无疑问是一种可以接受的表达方式，看看所有播出的电视真人秀，我顺应了时代潮流。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小说无法与现实相比，现实比小说更残酷，例如系列片《大屠杀》（Holocaust），或者只要读一下关于遗传工程方面的书，也能了解到这一点。
罗森塔尔：请告诉我，你在寻找观众和发行方面遇到的困难。
瑞弗林：这些方面真的是非常艰难。到目前为止，我曾遇到过许多回绝。《观点》（Point of View）也拒绝了我的作品，但是，所有真正喜爱并欣赏这部影片的人都对我说，“别担心，会有观众的” 。这部影片在“温哥华电影节”上映时，观众大多是三十岁以下的年轻人。他们看完影片后不停地问问题，谈论着他们自己的家庭。比如，其中一个问题：“我来这儿是因为我读过有关你影片的报道，我也是个爱与女人调情的男人的女儿。你觉得作为一个好色者的女儿，也会成为一个好色者吗？”多露骨的问法！
罗森塔尔：你家人对你所制作的这部影片有何反响？
瑞弗林：我家人对我制作这部影片没什么意见，只有我姑妈希尔达是个例外，你可以从影片中看到她的反应，我的家人早已习惯了我录制他们的生活，起初是我作为照片摄影师或者采访者，后来是用摄影机录制。现在，当我制作完这部影片后，我姐姐却并不想好好去看一下。我哥哥也有些犹豫。我姑妈和堂兄弟姊妹也还没有看。
罗森塔尔：你有没有在影片制作中有意识地去自我审查？
瑞弗林：当我准备好开始对影片进行编辑时，我记得，我坐在那儿对自己说，“莉莉，如果想让影片有很好的效果，你就必须成为影片的载体，一切服从影片的需要，并且你必须要彻底的诚实”。我有个很棒的剪辑师，保拉 · 罗森伯格，他也被冠以该片的联合导演。在他的帮助下，我才实现了自己的誓言。保拉帮助我把我的声音插入到影片中，并使它听起来不再像是说给自己听的。
我有没有学到自己以前不知道的东西？完成这部影片和听到一些反响后，我意识到对某些人来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而我和我的兄弟姐妹却都没有这种感觉。我们与故事太近了。但是，我最终还是理解了为什么观众会有这种感觉。
罗森塔尔：在我印象中，也许我是错的，大多数这类影片的制作人都是女性。如果这是对的，那么你认为为什么会这样呢？
瑞弗林：我认为忏悔和日记模式更多的是一种女性的表达方式，敏感型男人和男性作家除外。女性谈论自己要比男性容易得多，同时，我也认为个人回忆从各方面的因素来看，都要求的是反省和诚恳，这对有些人是一种习惯，而对于另外一些人只是职业角色的掩饰，这是男人的一种生活态度。而与此相反，女性的叙述则更多的是发自她们内心的。
现在，当我思考这部影片时，我认为这是一部女性影片，我期望这部影片能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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