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关系剧：探索家庭历史和互动的纪录片

你在浪费我们的时间！我曾经是名军人。我是已婚族。我要养家糊口、努力工作，我有自己的事业，这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这没什么可拍的！太荒唐了！

——奥斯卡 · 柏林纳（Oscar Berliner）对艾伦 · 柏林纳（Alan Berliner）说，《事不关己》（Nobody’s Business）

制作个人回忆录类的影片总是非常艰难的，坦率地说，如果忠于事实真相，总会伤害到一些人。

——莉莉 · 瑞弗林（Lilly Rivlin）对影片《给我一个吻》（Gimme a Kiss） 的评论

1996年，一个不出名的中学教师弗兰克 · 麦考特出版了他的自传。这本书叙述的是弗兰克在爱尔兰西部的利默尼里克的贫困的童年。尽管所叙述的是许多极为悲惨的遭遇，但麦考特用一种反讽、幽默的散文式风格来讲述这些故事，很快取代了《安琪拉的灰烬》（Angela’s Ashes）而排名畅销书榜首，长达117周之久。这样的情况对出版商来说，并非什么新鲜事。这也给了影片制作人一个信息。如果家庭关系剧叙述得很好，且能引起读者的普遍共鸣，定会拥有非常广泛的观众群体。故事片如此，纪录片也一样。

家庭关系剧是重建、分析、解剖、探索家庭历史和互动的影片。很明显它经成为纪录片的主要部分之一。但是家庭电影本身只是人们越来越关注的新的个人电影中的一个例子。

在纪录片中，这种对个人的强调是一种相对较新的现象，始于20世纪70年代。这场变革是由诸多原因造成的，除受新的电影流派的影响外，还包括直接电影的普及、廉价的电影和视频设备，以及年轻的、独立的影片制作人对于社会问题更深层次的探究。

个人纪录片所关注的话题比家庭纪录片更广泛，如妇女问题、大屠杀、同性恋、少数民族问题、艾滋病等，全都包括在内。显然，这种分类是相互融合和交叉的。然而，由于篇幅的限制，我想我只能简要地讨论一点我对家庭电影制作的想法。

出于简单化的考虑，我把家庭片分为两类。一类家庭片是以第三方角度拍摄的。这包括艾伦 · 金的《夫妻》，法拉马尔兹 · K · 拉哈贝尔的《法哈穆哈的故事》，以及克瑞格 · 吉尔伯特的《美国家庭》，德博拉 · 奥本海默的《战争存亡录》，乔 · 伯林格和布鲁斯 · 西诺夫斯基的《兄弟的守护者》，扎娜 · 伯里斯基的《生于妓院》，安德鲁 · 杰端基（Andrew Jarecki）的《追捕弗雷德曼家族》（Capturing the Friedmans）和比尔 · 杰西（Bill Jersey）的《六个美国家庭》（Six American Families）等。这类影片大多数都是以一种直接电影的方式进行拍摄的。

在过去20年里，这些观察类的以家庭为中心的纪录片有一个大爆发。事实上，数码摄像机变得如此小，如此不引人注目，这一事实是家庭如此轻松就接纳了电影创作者的一个重要原因。这可以让影片制片人很容易地进入家庭，摄制他们的生活。另一个原因是家庭（无论是有血缘关系的还是临时的）已经成为数百个真实电影节目的主题。MTV仍然在运行的《真实世界》在1992年开始形成流行趋势，这档节目的模板是1973年PBS纪录片系列《美国家庭》。在《真实世界》不久后，又出现了《道路规则》（Road Rules）、《幸存者》和《老大哥》，一直到当前热播的《鸭王朝》（Duck Dynasty）和《紧跟卡戴珊》（Keeping Up with the Kardashians）。

影片《篮球梦》也提供了相关的信息，这是一部有关两个芝加哥青少年成长为篮球明星的影片，导演跟随拍摄了他们五年的生活。这两个青少年的家庭让导演史蒂夫 · 詹姆斯和弗雷德里克 · 马克斯进入他们的生活，最后的纪录片剪辑了超过250小时的镜头。在拍摄的第二年，摄制组捕获到许多私人的、亲密的时刻，大大增加了故事的深度和同情心。最开始这是一个体育故事，但最后变成了两个家庭努力生存、应对他们儿子运动技能和潜力的故事。

另一部家庭纪实风格的影片是乔 · 伯林格和布鲁斯 · 西诺夫斯基制作的《兄弟的守护者》。这部纪录片跟随拍摄三个兄弟，其中一个被指控谋杀了第四个兄弟。影片制作人被特许出入和拍摄他们的生活。随着我们对谋杀和假定犯罪越来越多的了解，纪录片突然转换了视角，变成为一场“我们反对他们”的斗争，兄弟们和支持他们的当地居民一起开始对付警察、新闻界和律师。(www.xing528.com)

第二类影片是局内人影片，它是从知情者角度拍摄的影片。这类影片是揭示性的纪录片，往往关注某个家族的起源和经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影片所面临的创造性难题要比第一类从外部观察的影片复杂得多。

局内人影片也可以分为两类：日记型影片和历史兼分析型影片。

日记型影片包括爱德 · 品卡斯（Ed Pincus）的《日记》（Diaries），阿尔弗雷德 · 古萨蒂（Alfred Guzzetti）的《家庭肖像》（Family Portrait Sitting），瑞奇 · 斯特恩（Ricki Stern）和安妮 · 桑德伯格（Anne Sundberg）的《马背上的恶魔》（The Devil Came on Horseback），以及乔纳斯 · 麦卡斯（Jonas Mekas）的《通往立陶宛的记忆》（Reminiscences of a Journey to Lithuania）。这些影片的特点是以直接电影的方式跟拍正在进行的行为及长期积累的细节，它们只进行展示，一般不作分析（古萨蒂的影片是个例外）。简而言之，你制作、拍摄、提问、剪辑，你期待通过这些影片的意义会出来。

第二类也是数量更大的一种局内人影片，包括一些经典的影片，如玛莎 · 库利奇（Martha Coolidge）的《一个过时的女人》（An Old Fashioned Woman），马克西 · 科恩（Maxie Cohen）的《乔和马克西》（Joe and Maxie），艾拉 · 沃尔的《好男儿》，马龙 · 李格斯的《饶舌》，苏 · 弗勒德里奇（Sue Friedrich）的《纽带》（The Ties That Bind），马丁 · 斯科赛斯（Martin Scorsese）的《意大利裔美国人》（Italian American）。

还有一些新的影片，也是相当的出色，如萨米 · 赛义夫的《家庭》，纳撒尼尔 · 卡恩的《我的建筑师》，莉莉 · 瑞弗林的《给我一个吻》，史蒂夫 · 托马斯（Steve Thomas）的《少说为妙》（Least Said Soonest Mended），艾伦 · 柏林纳的《事不关己》，迪安 · 勃赛 · 李艾姆（Deann Borshay Liem）的《第一人称复数》（First Person Plural）以及简 · 克拉维兹（Jan Krawitz）的《伤害方式》（Harm’s Way）。

另一部由阿米尔 · 巴尔-列夫（Amir Bar-Lev）导演的战争影片《橄榄球星之死》（The Tillman Story），讲述的是一位死亡军人的母亲为弄清楚儿子死亡的真相而发动的一场圣战，影片揭示了美国军队为了阿富汗战争正面宣传的迫切需要，把她的儿子当成了宣传工具。母亲的激情是鼓舞人心的，她在质疑了许多有罪的官员和媒体代表后，实现了自己的目的。她通过采访士兵，准确地描述了她儿子生命悲剧的最后日子，澄清了事实真相。蒂尔曼（Tillman）家庭给予了巴尔-列夫充分的信任，并且接受了独家采访，允许他参加纪念活动，这是其他媒体人根本无法做到的。

这类影片中有一部分是人物素描，比如卡恩的关于他的建筑师父亲的纪录片。另一部分是自传性质的，还有一些是调查探究性质的。对这类影片来说，最常用的就是通过对其出身的调查来了解其当前的状况。玛莎 · 库利奇想要更多地了解她的祖母。科恩、赛夫和里夫林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父亲。托马斯和利姆则想要更多地了解他们的母亲。沃尔看到了一个智障的儿子所带来的家庭问题，而李格斯则想要探讨作为一个黑人同性恋者，成长意味着什么。

但所有这些作品都超越了一般的家庭电影。制作个人影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让你自己的影片得以提升，这样才能使你的叙述不仅仅只是展示个别的家庭，而是可以触及更普遍、更长远的东西。简而言之，你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现在，当你醒悟到了这一点，一定会说“我买了你的书，你要帮助我”，那么我不得不承认，是我让你误入了歧途。对此并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不存在任何固定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既没有现成的公式，也没有容易的处方。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提示和警示，至少可以让你远离雷区。

下面就是我要提出的应牢记在心的要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