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场雇工的采访：伦理挑战与影片制作

除了上述四个告诫之外，采访的哲学或伦理学也是很重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来考虑敏感性、公正性、政治性和宣传性问题。

在纪录片中我们“使用”的是人。我们用他们是为了实现崇高的目标，揭露腐败，伸张正义，支持社会福利，等等。我们以为大众谋福利的名义挖掘别人的生活，介入别人的隐私，暴露别人的灵魂。同时，我们搜集所有的腐败和罪恶，或者简单地回顾历史，或者讲一个好故事，我们也用别人的生活来构造我们的生活。我们也知道，在大部分情况下所叙述的故事越有趣越敏感，影片也就越能让人兴奋，越能产生丰厚的利润。我的这个观点也许有点偏激，但是一个采访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并会产生长时期的影响，采访者必须认识到所承担的责任。

我举一个例子。你采访一个农场的雇工，哄骗他说出了农场条件恶劣的故事。你回到了舒适的旅馆休息。几个月后，你的影片上映了，披露了这个故事，你觉得自己成了一场改革的胜利者，一个非常有正义感的记者。但是，对于那位雇工来说，接受采访的结果是卷起铺盖走人。

另一个进退两难的问题出现在开始接触被采访者的早期，就要揭开他们的伤疤，重新制造痛苦的合理性。我们常常标榜自己是为大众谋求利益的或者是为大众伸张正义的，才去进行采访，而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样做会给别人制造更多的痛苦。(www.xing528.com)

有时候，问题不是如何去指导采访，而是如何在影片中使用这些采访。我想加以强调的是：当采访某个人时，你作为导演是唯一有权决定是否采用他的采访的人。如果你采用了，那么必须保证其真正本质的东西，甚至不能进行细微的修改与简化，就是他不说话也要保留下来。在影片里你要描绘的是完整的一个人，而不是一系列被歪曲了的画面。

有时候，他的鞋也可以穿在别人的脚上。这经常出现在影片制作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利用被采访者来制作政治或者宣传片上。影片中的证人打上你的标签，经过你的修饰，得到了提升。一般而言，这没有什么不好，证人们的陈述也是真实的。但是，有时候这些陈述是不真实的，问题就来了。根据我的估计，在美国和英国的政治片中，有一半以上的证人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的形象是经过歪曲和修饰的，是整过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