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纪录片中的结构问题 并且探讨女王生活的片段

在过去有关纪录片的讨论中，结构问题一直是被严重忽略的。但故事片不是这样。就后者来说，有剧作家指出：“结构纪实一切”，越来越多的叙事电影著作都在强调结构，它们经常会强调三幕剧的重要性。虽然纪录片有其特殊性，与故事片差别很大，但我还是认同戈德曼的看法，结构是制作一部好影片的关键。有好多影片看上去似乎没有结构可言，只是在慢慢演绎有趣的采访或者引人注目的事件，也没有一条主线。影片可能有一把有趣的钥匙，但在影片的什么地方，却被丢掉了。就如一本好书要有结构一样，一部好纪录片也必须要有结构。它能确保所叙述故事的趣味性和完整性，并按一定节奏展开，最终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为了便于讨论结构问题，可以把它们分为自然型结构和创造型结构。先来讨论自然型结构，或者更确切地称之为普通常识型结构，这是由素材本身所支配的一种结构。我要说的是，这类影片结构是绝对受素材的自然性支配的，它们是如此的有力，你只能这样去展开故事的叙述。这里最简单的自然结构之一是搜索型结构，这种结构不仅仅广泛用于历史秘密类影片，比如影片《寻找真正的十字架》（The Search for the True Cross），也用于人物影片，比如阿拉伯后裔丹麦导演萨米 · 赛义夫（Sami Saif）寻找他父亲的影片《家庭》（Family）。

遇到这样的结构，只能认为是上帝给予的礼物。这种结构类型纪录片的典型例子是德鲁小组（Drew Associates）所拍的一系列影片，比如在直接电影运动初期摄制的《电椅》（The Chair）、《简》（Jane）和《极点》（On the Pole）。这些影片聚焦于处在其生命中关键时刻的个人。

《电椅》是唐 · 彭纳贝克尔（Don Pennebaker）和瑞奇 · 利科克（Ricky Leacock）联合拍制的，演绎的是一个被判处死刑的黑人保罗 · 克鲁普（Paul Crump）最后五天的生活。在拍摄时，克鲁普显得状态不错，虽然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几天了。影片还拍了他的律师最后一次出庭要求改判的情况。我们发现克鲁普在狱中还在写一本书；看到他的律师在公共和私人场合到处活动；发现天主教堂也在为宽恕克鲁普而作努力；看到监狱长在给克鲁普试电椅。这些是影片的主线，根据经验，我们也知道，离最后的处决剩下不到几个小时了。在处决的那一天，悬念达到了高潮，克鲁普最终得到了改判，被转到了另外一所监狱。

德鲁小组的很多影片都仰赖于“危机结构”，这是在文学和戏剧中常见的技巧。另外我们通过剧情片，对其也有所了解。尽管它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但却能发挥出惊人的魅力。另一种较普遍的结构是基于突变原则之上的，也就是在相对较短时间内所发生的变化。这些突变非常引人入胜，有点故事片的味道。

描述变化的能力是纪录片的天赋之一。这些变化过程吸引了众多的观众，就是以自然和吸引人的框架结构来制作出一部出色的好影片。最好的例子是世界著名的迈克尔 · 艾普特的系列影片《人生七年》，系列片中的每部影片都以7年为周期拍摄了十几个男人和女人从儿童到中年的49年的生活与发展轨迹。这些影片非常生动有趣，同时也有他们的失望与痛苦，人们可以从中看到希望与承诺在每个人生活中所起的作用。《篮球梦》虽然是部几十年前的老影片了，但这是另一部极好地说明了随着时间推移产生变迁、导致不可思议结果的好影片。

对于纪录片摄制者来说，更为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在没有明确方法的前提下，要确定影片的结构。哪怕你的影片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把手，你可能还是要面对这个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投入进去，并做出一些武断的决定。如果我们想为新生拍一部关于大学的纪录片，我们可能决定影片主要集中在两个学生、两个教授和一个管理者身上，这样我们就有了以人来呈现的办法，同时也可以对比他们对大学持有的不同观点。我们在影片中所引入的这些人物，他们本身就很具有代表性。尽管这些人物可以把我们带入影片，并将自身塑造成稳定且易于识别的人物，影片还是可以采用不同的途径来实现，比如可以围绕大学一天的活动，或者对准大学中典型的事件，如上课情况、体育比赛、考试以及毕业典礼。另一种实现手法很适用于筹款电影，即可以采用返校节活动来对照比较大学的今天与昨天。在这个例子中，影片也许可以从返校节活动的准备工作开始，确定典型的新大学生、毕业学生和校友，挖掘他们个人的故事，而最后以返校节舞会作为结尾，所有人物此时都会再次登场。

编剧和导演有权对这些实现手法进行选择，但是，类似于“一天的生活”这样的结构设计可能会遇到问题。当这种手法首次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城市交响乐影片中时，比如，《时光流逝》（Rien Que Les Heures）和《柏林》（Berlin）等影片，它还有点新鲜感，但在那之后，这种手法已经被用滥了。现在采用这样的手法一定要谨慎。当然，这种结构处理方法仍然很有效，比如，理查德 · 考斯顿（Richard Cawston）为BBC所摄制的影片《皇室》（Royal Family）就使用了这种手法。《皇室》既是一部关于英国王室的叙事影片，也是一部通过介绍英国皇室情况讨论其在英国君主政体中的功能的政治评论影片。该影片结构非常简练，主要展现了女王有代表性的一天的生活，而在影片的间隙插入了女王一年中其他的活动。这一结构并不能算是杰出的创造，但效果相当好——这是最重要的。考虑到人们对女王生活的强烈好奇，特别是她的私生活，影片的这种结构最为简单，也最为合适。

另一部具有较好结构的影片是《黄金城》（City of Gold），而这部影片的资料原本是相当琐碎和松散的。这部影片是由科林 · 洛（Colin Low）、沃尔夫 · 科尼格（Wolf Koenig）和罗曼 · 克罗依多（Roman Kroitor）为加拿大国家电影委员会拍的，解说词是由皮埃尔 · 伯顿（Pierre Berton）撰写的。1956年，洛在调研加拿大自治档案时，发现一系列印在玻璃板上由E. A · 海格（E.A.Haig）拍摄的照片，这些照片描绘的是1898年道森城的一系列情景，该城曾是克朗代克河金矿的中心。他与克罗依多和科尼格一起，计划以这些照片为基础摄制一部有关道森城的影片，以表现这座新兴城市的方方面面。但是，影片的结构如何处理呢？(www.xing528.com)

最终导演与编剧提供的解决方案非常美妙。影片从现在开始，回到过去，最后再走到现在，构成了一个完美的整体。影片的开场是今天的道森城，我们见到一家小餐馆，摆放着各种旧式家具和摆设，一群小男孩在公园打垒球。这时镜头把我们引向一些陈旧的物品，一台旧机器、一艘破旧的内河船、一扇木窗。解说词让我们回忆起这些东西当年所处的时代。

在几乎毫无察觉中，影片把我们从现在所看的黑格的照片中带到了过去。用这种过渡的拍摄手法，展现了淘金者在定居道森城前后所经历的千辛万苦。我们似乎已身临其境，当镜头定格在淘金者的形象上时，这才发现我们看的是照片。该片利用照片来叙述了淘金者从克朗代克河下游移居到道森城的艰苦历程，他们疯狂艰辛的生活以及对黄金不惜一切的渴望。我们看到了黄金带给人们希望和运气、失落和痛苦。我们又看到了皇家骑警、红灯区的妓女、酒吧间的男招待以及道森城的狂欢节。

在不经意间，影片又把我们从过去带回到了现在，我们惊奇地发现自己又身处今天的道森城。片尾与片头又对应了起来，小男孩们仍在公园玩垒球，一位老人仍在小餐馆的门廊上说话，但似乎又不太一样。我们从梦中醒来，但是，我们的感觉仍被对过去的回忆缠绕着。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满意的影片结尾。以回到现在的方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圆，我们感到完美的形式已经出现了。

对于影片的处理，往往存在多种理想的实现方法，各种各样的设想都可以让你达到既定的目标。我常常会考虑两三种设想，比较它们的优劣，然后才决定采用哪一种。考虑不同的实现手法并不只是为了训练自己的智力，也是为了验证所采用的方法是不是无懈可击。

有一次，我在连续两年内，受两家机构委托，制作了大同小异的两部影片。这两家机构都要求我拍一部为医院募捐的影片。我在做了一周的调研后找到了拍第一部影片的关键。我要拍的那家医院已经相当陈旧了，大部分职员是当地人，其中只有15位外国医生在该医院工作。我想，这也许能作为影片的线索。我比较了一些设想后，最终决定了影片的最佳实现手法，利用三位从北美移居此地的医生作为主线。一位是出色的外科医生，曾在纽约的西奈山医院工作过，当时的年薪约20万美元。一位是来自凤凰城的中年医生，专长老年医学护理。第三位是来自多伦多的年轻医生，刚开始工作，进修家庭医学。

通过几周的调研，我厘清了所要提问的问题后，开始找这些医生面谈。为什么这些医生放弃优越的生活与发展条件来到这家英格兰陈旧的医院工作呢？答案是：他们对工作很有自信，非常敬业爱业。他们认为该所医院对当地社会非常重要，并且相信条件较差收入较低的医院更具挑战性，更需要他们。困难迎刃而解了，我可以用这些医生现身说法的方法展开他们的故事：为什么他们来到这里？是什么吸引了他们？为什么他们热心这家医院？这些医生非常热情也很可爱，我想他们的经历与奉献精神定能打动有实力的捐助者。

找到了影片的关键，影片的结构也就很容易确定了，最终我把该片定名为《出于我们的爱心》（Because We Care）。《出于我们的爱心》没有旁白，完全依靠同期录音。我第二部有关医院的影片《一切都会好的》（For The Good of All），则主要依靠解说词，效果也很好。这部影片是一年后拍摄的，目的也是筹款，但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实现手法。我的片约方要求拍摄医院研究、培训与护理的情况。我觉得主题范围很宽，所以建议把影片内容集中在医院护理与医疗方面。经过多次商讨，出资方同意我们把焦点放在四个方面：肿瘤学、新生儿护理、眼外科和心脏病学。实现手法与形式问题仍然存在，因此我对出资方提议，可以通过病人的眼睛来表现医院的情况。我们可以用病人的声音来展示他们对疾病和医院医疗护理的感觉。然而，单单这些素材并不能充分揭示医院的情况，所以我又为一些普通的场景写了标准的解说词。

工作几周后，我发现这种实现手法的选择还是正确的，但是，要使影片更具吸引力，似乎还缺少些什么。解决方案是在影片结构形式上加入了一场室外交响音乐会。音乐会的镜头插入在故事的间隙里。影片结尾，让病人们也出现在音乐会的观众队伍里，乐队演奏的“1812序曲”，配上焰火，营造出影片热烈欢快的尾声。出资方也特别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