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实现手法 与 隐喻表达：美国大学性暴力问题的纪实

当撩开薄雾一切变得明朗之后，常常就要面临实现手法的选择。实现手法主要有两种：评论与叙事。我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评论片很好，但是很难让观看者饶有兴趣地看上30分钟。你可以就阿拉伯或伊拉克的民族主义有声有色地说上半小时或一小时，但是，如果你要制作一小时长的影片，展开本 · 拉登或萨达姆 · 侯赛因的故事会更好。

人们更容易沉浸在好的故事中，特别是一个充满戏剧性、有冲突和有力度、大起大落、惊险刺激的故事里。这里，我愿信奉这样一个信条，真实比虚构更新奇、有趣，纪录片的部分功能就是讲述美妙的真实生活故事。因此，在考虑一部影片时，我的第一个倾向是看它是否具有一个好的叙事方法。

影片《导演狂想曲》（American Movie）跟踪了一位中西部的贫困影片制作人马克 · 博查特（Mark Borchardt），他挣扎了两年摄制了一部影片。该片的摄制者和博查特一起记录下了遇到的人和问题，直至最终克服困难完成了影片制作。影片采用了线性的时间轴，通过博查特急于完成影片所造成的生活混乱来增加戏剧性。博查特的电影在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当地的电影院首映，引发了情感的共鸣。当我们观看马克 · 博查特的故事，我们发现每一个影片制作人都和他一样，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仍然努力地完成影片。

当我必须处理某个宽泛的评论性话题时，比如，今后十年的犯罪问题，我喜欢通过一些特殊的情况来反映普遍性，用少量案例突出主题的关键问题。

斯泰西 · 佩拉尔塔（Stacy Peralta）是一个社会问题纪录片制作人，他决定讨论美国大城市的帮派暴力和种族主义问题。他把他的纪录片《瘸子帮与布卢兹帮：美国制造》（Crips and Bloods：Made in America）场景设置在自己的家乡——洛杉矶。为了呈现这个社会问题，他找到并采访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在那里形成的臭名昭著的瘸子帮（Crips）和布卢兹帮（Bloods）团伙的老帮派成员。这两个帮派的历史和起源变成了个人的议论，这些经历丰富的帮派成员解释了种族主义和经济对黑人和拉美裔社区的影响，并催生了帮派的兴起。为了让这些采访更具有冲击力，佩拉尔塔在涂满了涂鸦艺术的高墙前进行了户外拍摄。

总体来说，这是一个两难困境，也就是很难把握讲故事与调查评论之间的分寸。以独特的个人故事和有趣的人物去分析和讨论一些问题，能制作有一定娱乐性的影片，但是，这也许会使影片失去一定的深度和很有意义的信息。有时，你会发现要叙述的是一个很好的故事，但制成的影片却显得很狭窄，主要问题的处理也很肤浅。另一个难点是在案例分析类影片中，观众会把特例看成是典型的事例，而对主题更为平衡的考虑则有可能揭示出，这个故事只是个案。

为了成功，很多影片在论题的驱动下，比如恐怖主义或美国的贫困、使用和滥用维生素丸等主题影片，都会使用“钥匙”或“把手”，以最具魅力、最能吸引人和最富娱乐性的角度去叙述故事，否则会非常平淡。这个钥匙可以是你在调研中发现的人物，比如，可以是一家刚倒闭的工厂中最老的工人；也可以是一次失败的奇袭中的士兵；再或者以BBC的一部影片为例，可以是三个靠吃维生素胶囊生活的妇女。

我的影片《我是其中一员》（Part of Them Is Me），是一个能很好说明钥匙或者把手作用的例子。这部影片的任务是要描述以色列的一系列少年村如何为移民孤儿提供一个温暖的家，让他们在新的国家里重新开始生活。这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在过去的五年里已经有十部影片是介绍少年村的，因此，想寻找新的演绎手法非常困难。在调研中，我发现少年村正在进行一个新的艺术培训计划，音乐教师每月来少年村一次，传授孩子们音乐知识与技巧。有一天，我看见音乐教师大卫在工作。他大约35岁，很有魅力。当我得知大卫20年前也是在这个少年村里长大的，我立即想到他就是影片的钥匙。如果我们以他的视角来演绎影片，我们就能通过他对童年的回忆反映少年村的历史和他作为教师的经历。

这是一条准则，我喜欢考虑一个人物是否会给影片带来一定的倾向。一个理想的人物能提供激情、投入感和认同感。通过特征人物能进行评述，能让他们去做什么，这也是为什么人物总是影片理想的钥匙。人物也可以在赞助片或广告片中起到钥匙的作用。这些人物常常是虚构的，有时还会有些戏剧性，通过他们的问题和不满，或者通过他们超凡的能力来集中反映问题。

纪录片《催化剂》（Katalyst）就是个例子。在2014年，美国大学的性侵现象已经达到非常普遍的程度，其中五分之一的女大学生在大学时代曾被强奸或遭到过性侵犯。这是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扎克 · 维塞利（Zak Vesely）和梅雷迪思 · 卡洛尔（Meredith Carroll）就这一主题摄制了这部纪录片，他们决定围绕一名被性侵犯的大学生卡佳（Katya）的个人悲剧展开调查。这个故事成为她使用艺术愈合疗法和采取行动主义立场去帮助别人应对创伤的个人之旅。我们还看到三名受害人，在试图应对性侵犯的过程中与卡佳成为朋友。通过把高校性侵研究做这样的个人化处理，纪录片获得了力量和感召力。(https://www.xing528.com)

除了作为影片的钥匙或把手，被选中的人物也能构架出影片的结构，避免使其成为一部毫无特点的时事片。比如，帕姆 · 耶茨（Pam Yates）和汤姆 · 西格尔（Tom Siegel）的影片《高山在颤抖》（When the Mountains Tremble），该片描写危地马拉内战中叛乱者的生活，他们遭遇了战争、逃亡和意外伤亡。为了把影片整合到一起，影片导演采用一位危地马拉本地的妇女雷戈菲塔来叙述她家的故事。雷戈菲塔的镜头是在摄影棚里单独拍摄的。在影片中出现了四五次她讲述自己一家的悲剧。她至关重要的多次重复出现是影片的主线。

另一个好例子是凯娃 · 罗森菲尔德（Keva Rosenfeld）的影片《美国高中》（American High）。该影片也是采用人物构成主线，一改松散漫游式的叙述方式。影片叙述的是加利福尼亚一所爱心高中的学生们一年有趣的生活，影片拍摄了他们的舞会、聚会、离异家庭学生组成的班级等。很多部分都很有趣，但这个主题太常见了，以至于没有什么意思。为把影片拍得引人入胜，影片集中对准了一位芬兰学生，她在这所学校要待上一年。影片跟踪报道了她对美国道德标准和行为的精彩质疑，正是她频繁地对着镜头的评论让影片充满活力和光彩，并赋予影片一个与众不同的视角。

这一实现手法的问题在于，采用人物评论或者明星来进行解说可能会使观众产生虚假或者老生常谈的感觉。我们看过很多影片都是以老教授的回忆或者阿富汗老兵的困难为主线的，这些影片开场就很难逃脱呻吟叹息的老套。但是，如果影片制作得好的话，我们也会忘记影片可能在耍花招，而是被情境的真实性所征服。

当影片的主要焦点是人物时，很容易挖掘出影片的钥匙或把手。但是，如果影片要表述的是思想、建筑、特殊的历史时期或者地理区域等，在处理上就会遇到一些困难。如果你只是把影片的一系列想法和事实毫无想象力地简单串联起来，那么这是很危险的。我们最终会发现这种简单的堆积，虽然具有很好的逻辑性，但却枯燥乏味。不幸的是，这里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法，也没有魔力公式。相反，你必须针对每部影片去挖掘，直到找到那把钥匙。

梅雷迪思 · 蒙克（Meredith Monk）曾被邀请去拍一部纪念埃利斯岛的影片，埃利斯岛是美国移民的一个古老登陆点。资助者要求，方案尽可能简单，要根据历史资料以事实、老照片和档案片为主，只能穿插极少一部分现在的东西。蒙克的方案极具想象力，且特别的雅致。她抛弃了历史档案，取而代之的是以舞蹈和小插图来营造埃利斯岛的历史氛围。她以一个现代旅游团为主线，通过向他们介绍埃利斯岛来构成影片的构架，并拍成了彩色影片。在介绍时，她不时插入黑白的“旅游明信片”，把人们瞬间带入19世纪活生生的生活场景，有希腊移民在跳舞的情景，有20年代一群妇女在艰难地学习英语的情景等。观众不必为看枯燥的历史档案而厌倦，他们可以通过这部优秀的纪录片生动地捕捉到埃利斯岛的精神与灵魂。

不久前我被邀请去拍一部有关以色列北部加利利海域的影片，那里的风光特别的美，特别有意思，当地的历史、圣经的遗址以及当代的发展都很吸引人。影片非常有潜力。但我没把握的是如何把这些在一部影片里展现出来。然而，我突然想起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这应该可以成为影片的钥匙。马拉松比赛可以给影片一条主线，跟随赛手们可以引出该岛的历史和影片所要表达的其他东西。

上面所有手法的一个有趣变种是，导演也成为一个互动参与者，这也是一把明确的钥匙。迈克尔 · 罗勃（Michael Rubbo）经常出现在自己的影片里，如影片《等待菲德尔》（Waiting for Fidel），你可以看到他出现在银幕上对事件的影响，并引导它们走向结局。迈克尔 · 摩尔是这种实现手法的更极端的实践者，他的影片《科伦拜恩的保龄》和《医疗内幕》显示可以用强烈的个性和一点点的放肆来实现效果。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这种技法或实现手法。

显然，挖掘影片的钥匙是艰苦又困难的工作，这种寻找值得吗？绝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