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认为,要想实现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必须从经济政治环境与教育的改造入手,经过三五十年的变迁,才能达到目的。
国民文化属于精神的范畴。要想改变它,必须先改变物质的环境,必须在经济上实现工业化,所以如林语堂《无所不谈合集》中说道:“工业之发展是文化复兴必要的基础”。他认为:“今日中国,必有物质文明,然后才能讲到精神文明,然后才有余闲及财力来保存国粹。在一个盗贼猖獗,灾黎遍野,舟行有海盗,旱行有山贼,跑入租界又有绑匪的国家,大家衣食财产尚不能保,精神文明是无从顾到的”。所以,要想让中国人“非中庸、非乐天知命、不让主义、不悲观、不怕洋习气”,首先要在物质方面实现现代化。
政治方面,要进一步实现民主化、法制化。林语堂在《拾遗集》中说:“要中国人民变散漫为团结,化消极为积极”,必须要让中国人消除顾虑,改变明哲保身的态度。但这“非几句空言所能济事”,必须“给中国人民以公道的法律环境,使人人在法律范围以内,各开其口,各做其事,各展其才,各行其志,不但扫雪,并且管霜,换句话说,要中国人不像一盘散沙,根本要着,在给予宪法人权之保障”。
文化教育方面,要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改变静的方针。林语堂认为要找到“儒家的中心思想”,“与西方比较之”“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拾遗集》指出:“中国民族的特征性格大多属于阴的、静的、消极的”,是“不适宜于进取外展的文化”。所以要使儒家思想变为有作为有干劲的动的儒道,而成为一种活的力量。《无所不谈合集》说:“今日的世界是动的世界,是各国称雄并驾,日日改进,时时改进的世界。我们再要半禅定,准禅定,即不足以自存。……这样驱荀韩,直追孔孟,是可以使儒家恢复本有的力量”。也就是说林语堂认为只有改变宋儒朱熹等人提倡的静、无动、脱离实践等弊病,恢复孔孟时代的活泼的、实用的、动的教育,中国人落后于时代的性格特征,才能彻底改变。所以,“要恢复孔孟教人的力量,非夺朱回孔不可”。(www.xing528.com)
此外,林语堂认为从物质文明的现代化到精神文明的现代化,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一时改不过来,再过三五十年可能不同,慢慢来吧”。
应该说,林语堂的看法是很有远见的。物质决定意识,只有工业生产,才能产生工业文明、才能建立民主政治。如果中国仍然停留在农业社会,过着农业时代的贫困生活,在举国大部分人皆是文盲的情况下,却要求中国人搞民主政治,拥有工业时代与民主社会的思想、行为、性格,无异于缘木求鱼。《吾国与吾民》认为:“中国乃伟大过于她的微渺的国家”,“她将调整她自己”,以赶上时代的步伐,重现昔日的辉煌。
如上所述,林语堂认为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冲击面前,对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妄自尊大和盲目自卑的态度与做法都是错误的、有害的。正确的立场应该是认真对比和冷静判断东西文化的优点与缺失,这样才能树立民族文化自信。尔后在改变物质环境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法制,改变一味求“静”的教育方针,继承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汲取现代西方文化的优点,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林语堂这些文化主张是值得深入探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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