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喜欢穿中装,是因中装合乎常理、顺乎人性的特性;而身着西装是因西装本身具有的审美因素,对西装是骂是捧,均有其自足的理论 依据。
二十世纪初是中西文化之大振荡、大碰撞、大交融、大整合的特殊时代。林语堂作为独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两脚踏中西文化,一心作宇宙文章”的胸怀,吸纳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西方基督教中的人文主义、现代科学的物质文明以及中国的儒家文化与道家文化,他大胆拿来,兼收并蓄、熔于一炉,最终融会贯通为独具个性色彩的人文主义思想。他可以让两千年前的孔子与美国汽车大亨福特共处一室,让辜鸿铭、孔子在英国内阁总理麦唐纳的家中畅谈心曲,莫逆一笑。林语堂独具慧眼立足于中西文化发展的链条之间,以世界文化统一体的多元整合眼光构建全新的中国文化,而支撑其文化价值的核心思想是人文主义,具体表现为常识主义与近情主义。
常识主义指建立在人情常理上的简朴、自然的生活理论。林语堂的常识主义包括两个内容:一是卫生、伦理、美感等诸多方面与物理常情的和谐一致,二是指简朴、自然的生活模式。林语堂这种心仪中装、反对西装的姿态源于常识主义的思想观念。《苏东坡传》借苏东坡之口指责王安石不讲卫生有违常理的行为:“须发纷乱,仪表邋遢”。《风声鹤唳》以丹尼的视角批评白俄女子赤身裸体的白肢展览是,“人类赤裸裸的兽性”、丝毫没有“人体的高贵性”。林语堂认为这种裸体表演既无美感而言,也谈不上伦理教化功能。相反,林语堂多次提及“裸体读经”,《论趣》“顾千里裸体读经,是真知读书之趣的。”在个人生活空间中,“裸体读经”利于身体舒适、心灵放飞,既顺乎人情常理又合乎自然、简朴原则的生活。《苏东坡传》中饶有兴趣地谈到四个生活原则: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车,四、晚食以当由。实质上,这种形式逼近生活的本来面目,远远超脱追名逐利的世俗观。这里,常识主义观念在精神理念上与简朴的生活原则同气相求,也与传统的儒家入世的伦理实践观暗中契合,它与近情主义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人文主义服饰观的主要内容。(www.xing528.com)
近情主义的目的,就是最终实现人性的自由解放。它通过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以及人自身三个环节的矛盾运作,达到天人合一的大美不言境界。当然近情主义也是人类抵达理想境界的必经之路。真正理想的服饰境界也是天人合一为本。林语堂特别喜欢天足,《论赤足之美》以顽童般惊喜口吻提醒大家别忘记童年时“赤足之快活灵便”,同时批驳那种压抑天足戕杀人性,使“五趾”“失其本性”,“脚步’“龙钟”,“不亦大可哀乎?”舞蹈家邓肯那种充满生命活力放飞心灵的赤足舞蹈,林语堂大加褒扬。《来台后二十四快事》最后一大快事:“宅中有园,园中有屋,屋中有院,院中有树,树上有天,天中有月。不亦快哉!”这种天人怡然合一的境界是林语堂的生活理想。《论中西画》从中西画技之不同发现中国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和谐观,“中国人在女人身上看出柳腰、莲瓣、秋波、娥眉。”直言之,常识主义与近情主义的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而人文主义向外辐射表现为常识主义与近情主义。
总之,林语堂服饰观亦中亦西、中西合璧;人文主义思想理论支撑其服饰观。林语堂厌恶西服的过激言辞与其爱国主义思想感情密切相关,散射出颇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身逢乱世的文化价值取向。在人文主义思想烛照之下,林语堂在40岁不惑之年,进入“卸下洋装留革履,洋宅窗前梅二株”艺术化的人生审美境界,这种生活的审美化以常识主义与近情主义的形式显现出来。在此需要强调林语堂恢宏而又宽广的文化视野,这种视野既是民族性的同时又是世界的,对于今天的服饰文化建设不无借鉴启示意义:着眼于本民族文化土壤是立身之本,防止盲目崇洋跟风,保持理性,树立一种合乎常理顺乎人性的服饰文化观。针对近几年服饰市场蜂拥而出的新潮设计:低腰、露脐、掉胯的性感裤、尖头、瘦脚、细跟的时尚鞋,既不顺乎人伦又不合乎健康,与林语堂的人文主义思想观大相径庭,事实也证明这些所谓的“时尚”与“新潮”稍纵即逝,成为服饰大海中泛起的虚幻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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