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的角色在家庭与社会中的探讨

女性解放，是中国现代文学家注重的热门话题，也是林语堂所关注的。但他和鲁迅等文学家的角度、观点和心态不同，当然其结论也大相径庭。对家庭中“妻子”角色的观点也是这样。代表着批判传统家庭文化的文学家如鲁迅，大多从爱情、婚姻、个性解放与参与社会实践等角度探讨妻子的角色问题。换句话说，鲁迅等作家推崇的是妻子的婚姻与爱情的一致性；赞赏妻子走出家庭的狭小空间面向社会，同男子一样去工作甚至参政；并且对女性突破其性格，汲取阳刚之气，文学家们也是由衷地支持。因为在鲁迅等人看来，妻子在家庭中受奴役的时间太长久了，社会是湛蓝而浩瀚的天空，妻子可以展开双翅在其中自由翱飞。文学作品中的子君、曾树生、繁漪、金子等女主人公都属于此种类型的妻子。而林语堂对这种看法不太苟同，虽然他也在《妇女解放》的文章中阐述：“理想女性不再是以前那种受人压制、娴静、文雅的女性，而是接近于欧洲妇女那种天真活泼健美的女性”，但对女性，尤其对妻子的角色，林语堂有自己的看法。

其一，林语堂不赞同家庭的幸福一定意味着“婚姻与爱情”的完全统一。他认为没有刻骨铭心爱的夫妻，也同样可以过得幸福美满。这与中国现代许多文学家把“爱情与婚姻谐和”看成家庭夫妻幸福的理想前提是不同的。鲁迅、巴金、曹禺等文学家认为，女性如果不能与其所爱结婚就难以得到幸福（当然有爱也未必一定婚姻美满），如巴金《家》中的梅小姐、鸣凤，曹禺《雷雨》中的侍萍、繁漪，《原野》中的金子。因此，中国现代文学中有着一个个爱情悲剧和家庭婚姻悲剧。林语堂则认为婚姻虽然离不开爱情，但两者并不一定完全谐和，有时两者某种程度上又是分离的。他在《一篇没有听众的演讲》文章中说过：“结婚生活不是完全沐在蜜浴中……你得早打破迷梦，越早排弃你龆龄小女学生桃色的痴梦，而决心做一个活泼可爱可亲的良伴越好。因为罗曼斯不久要变成现实，情人的互相恭维捧场，须变成夫妇相爱相敬的伴侣生活。”尤其在《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设置木兰这个妻子角色，不能说她不爱着丈夫荪亚，但她更爱更钟情的是立夫，所以作者说木兰在晴天时想荪亚而在阴天时想立夫，并且最能牵动木兰情感的是立夫，这是她心灵深处的一个秘密。然而，木兰并不因为没得到自己的挚爱而使家庭婚姻成为悲剧，相反，她同样感到家庭婚姻的幸福，虽然她感到自己的婚姻充满遗憾。因之，在林语堂的婚姻观念中，爱和幸福已经不是神话，而是现实、真切、自然的东西。

其二，林语堂不赞同妻子的解放必须是走出家庭到社会上与男子一样工作。在林语堂看来，妻子的解放不是由工作性质决定的，而是以人的尊严、价值和个性的是否实现而决定的。“以生活的方法而言，没有什么工作是高尚的，也没有什么工作是卑鄙的。”所以，林语堂在《独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文章中进一步阐释：“家庭生活包括养育孩子这种重要而神圣的工作；而一般人觉得家庭生活太卑下了，不值得占据女人的时间，这种观念不能说是一种健全的社会态度；这种观念只有在女人、家庭和母性不受充分敬重的文化中，才有存在的可能。”这倒是值得注重的要点，因为女性没法在各种生活方式上模仿男性，这本身就是束缚妇女的标志。当然，林语堂也不主张妻子只能待在家中做家务，她照样可以有自己的爱好兴趣，比如“诗歌的写作与尽一份妻子和母亲的职责两者并不矛盾。李清照就是一个理想的妻子”。对于那些才华超群的妻子，林语堂还主张她们去干更大的事，认为世界真正进步的原因之一是有这些杰出的女性。

其三，林语堂特别强调妻子的性别角色。他认为妻子应具有“贤惠与温柔”，而不赞同妻子的男性化性格；只有男女都保持自己的性别角色才能希冀达到和谐、互补的家庭幸福。他曾在《妇女的从属地位》文章中说：“从最好处去解释儒教精神，这里，男女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妇女的束缚，而是意味着关系的和谐”。《独身者是文化上的怪物》也说：“我心目中的理想女人是爱数学也爱化妆品的，是比女权主义者更有女人的性格的。”所以，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塑造的木兰和莫愁性格中都多是“贤妻良母”，她们贤惠、善良、温柔、达观，显然具有女性气质的。当然，林语堂理想的妻子并不是传统的贤妻良母，而是有着现代意识的贤妻良母，尊重自己的个性、价值与尊严，文化修养高，自然、聪明、活泼，有生命感，并以女性独特的魅力感染丈夫，与丈夫取得较高层次的理解。

总之，林语堂家庭观念中的妻子角色既要具有贤妻良母的传统美德，又要有着现代意义上女性的开阔、尊严、个性，还要有自然、实在的人生价值理想。在林语堂崇尚的家庭中，妻子与丈夫须达到高品位的理解与谐和。

林语堂的家庭观念还远远不止于这些，他描写的家庭虽然也有风雨、有矛盾、有悲剧，但我们看到了一种安宁与和谐，家庭成员父与子、母与子、夫妻、兄弟姐妹、妯娌、主仆及仆仆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的，基本和谐的，并不似鲁迅等作家笔下那种被异化了的关系。比如《京华烟云》中的主仆，虽然也有姚太太与银屏之间的恩怨，但大多数主仆都互相理解、爱护，到后来主人将仆人择优嫁出，与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巴金笔下的鸣凤与主人的关系显然不同。的确，历史地审察，中国古代主仆关系并不都是敌对的，有好多是融洽、自然，情同兄妹、姐妹，甚至仆人也可升为主人。所以，林语堂注重这方面的展示，反映了他独特的家庭观念和文化眼光。(www.xing528.com)

林语堂的家庭观念确乎有异于鲁迅等的家庭观念，他对中国传统家庭文化优秀成分的留存，对确立现代的家庭文化十分有益。那么，什么原因使林语堂会形成这样一种独异的家庭观念。

一则，与他的家庭生活环境有关。林语堂不像鲁迅等作家那样经由家庭的由盛及衰，经由爱情的诸多风雨，他既有一个幸福的父母家庭，又有一个美满的夫妻家庭。家庭对林语堂来说，留下的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味，是一种慰藉，一种诗意。他在《四十自叙》中说，“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威力中，要以我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一个小孩子需要家庭的爱情，而我有的很多很多。我本是个很顽皮的童子，也许因为这缘故，我父母十分疼爱我。我深识父亲的爱，母亲的爱，兄弟的爱和姊妹的爱”。这样一种生活境况使林语堂更多体味的是家庭的温情与谐和。

二则，林语堂深受基督教、儒教、道教中的仁爱、达观、超脱思想的影响，使他非常珍爱真善美。《四十自叙》说：“我一切由理性而生的信念亦由理性而尽去，独有我的爱，一种精神的契谊（关系），仍然存留。这是最难撕去的一种情感。”“我父子俩都欣赏幽默和同是不可救药的乐观”。而传统家庭文化中的美好正好契合了林语堂这一情怀。

三则，林语堂文化观念的独特性。他不像许多现代文学家把西方文化作为医救中国文化的范本，也不像一些国粹死抱住中国传统文化不放，而是采取参照对应的文化眼光。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精髓都很有研究，抱定“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林语堂自信地说：“西方观念令我自海外归来后，对于我们自己的文明之欣赏和批评能有客观的、局外观察的态度。自我反观，我相信我的头脑是西洋的产品，而我的心却是中国的”。这就使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优劣都能保持一种清醒和客观。

四则，林语堂的性格温和、宽容。他曾说：“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可见，林语堂不属于激烈的性格，这极有助于林语堂对传统家庭文化采取中庸的取舍态度，而不是非常偏执和决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