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的并存与相容：一种深入探索

林语堂文化观的道儒释融合思想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简单认同。也不像有些学者所阐明的那样：林语堂发自真心地认为“月亮也是中国圆”！中国文化的灿烂前景无比璀璨，它将拯救西方文明。林语堂确实神驰于东方文明的博大深邃，并认为能够矫正西方文明出现的某些缺失，但这也只是他文化观的一部分。总体来看，他主张东西文化的互补和融合。如果完全回归中国传统文化，则与他互补和融合的文化追求相背离。文化研究专家、著名作家李欧梵教授曾在他的著作《徘徊在现代和后现代之间》中说道：“中国从‘五四’到现在，一直局限于‘非中即西’‘非西即中’的论调里。”虽然是有些偏激之处，但中西文化的二元对立状态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史中确实是彰明昭著的。

林语堂却有着与众不同的风格。在他身上既体现了文化激进者的“欧化”倾向；又呈现保守主义者的“国粹”迷恋。如1925年时青年的林语堂也极力倡导“欧化”，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并认为自己身上有着浓厚的美国“哈佛味”。还有，林语堂曾对纳妾与妓女制度表现出某些赞赏和期许，虽然他并不像国学大师辜鸿铭明目张胆的去宣言，而是不自觉的漏出几分意思，从中可以看出林语堂与辜鸿铭的内在相似。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表面；而更为重要的是林语堂有着与众不同的卓越之处。他超越大多数人对中西文化的肢解式的理解，而构建了多元整合的文化思想。在他青年时这一倾向初见端倪，而到后来却越发明显。如林语堂1934年撰写的《哈佛味》文章中说道：“初回国时，所作之文，患哈佛病，声调太高。”与此同时，林语堂对东西文化（包括中西）之间关系还作了非常精彩的论断：“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这句话写在1934年的《我的话·杂说》五则联语中：

道理参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

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

对面只有知心友，两旁俱无碍目人。

胸中自有青山在，何必随人看桃花？

领现在可行之乐，补平生未读之书。

写下这段联语时，林语堂正好四十岁，也就是中国人赋予人生历程概念的不惑之年。从这方面意义上看，林语堂对东西文化关系的理解能够升华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这种文化思想也并非没有缘由，因为在此之前也有很多人关注与探讨了这一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思想家李大钊在《东西文明之根本异点》文章中提到：希望东西文化调与融通。国学大师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著作中也说东西文化各有所长、各有特点，有融合之可能和必要；就连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与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罗素也认为中国文化有极为重要而特殊的价值，东西文化有调和与融通的希望。那么，如何调和与融通他们都没有过多探讨！林语堂深受这些人的启发。所以，他的东西文化沟通和融会思想当然可以从以上这些名家身上找到思想源头。

然而，林语堂所提出的“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论断，仍然具有非同寻常的价值，具体可概括为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突破了一元化思维方式。它逾越了长期以来人们对中西文化“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理解，而是对不同种类的文化进行融会和整合。

其二，扩展与延伸了时空界域。以往大多数人都局限于“中”和“西”，而林语堂在著述中谈的是“东”和“西”。另外，他将“宇宙”名词引入文化，显示了他博大浩瀚的胸襟。这不是一般的眼光所及，就连许多文化大家也难出其右。所以说，只有以这种天地之心为基础才能形成天地至文。

其三，强大的心灵力量。林语堂不关心逻辑的力量，而是将“一心”来品评宇宙中的文章，通过强大的心灵来进行感悟。

其四，文化的自觉意识。虽然这句箴言对东西文化关系概括为十四个字，但却洋溢着个性的理性自觉意识，不含糊、不游移、不铺陈，却又明晰、简凝和有力。可以毫不夸张的评价，直到今天对东西文化关系描绘的精彩精妙，也只有林语堂最为经典了。

而从1934年至2020年，时光却已划过了87年！令人不解的是，林语堂这一伟大的贡献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更没有取得有效的阐扬和深入的研究。还有人却是简单地加以否定，视之为不足一提。如著名学者陈平原在其著作《在东西文化碰撞中》认为：“中国现代史上，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努力于以东方文化拯救人类，在西方产生一定影响的‘东方哲人’，一是以儒家救世界的辜鸿铭，一是以佛教救世界的梁漱溟，再就是以道家救世界的林语堂。”“在建立世界文化理想上，林语堂的东西综合是失败的”。且不说陈平原以“道家救世界”来评价林语堂是否得体，只简单地得出“综合”和“失败”的结论还需要进一步商榷。因为在文化与文学上，有些东西不能仅仅以“成”和“败”评论，更不能将短时期内取得的效果作为检验标准。(www.xing528.com)

我们不好说在实践层面上，林语堂的东西文化融合与会通思想产生了多少显著的效用，尤其在中国以至世界范围内说也是如此！但如果完全忽视了这种作用与影响，尤其简单地加以否定这一实践的合理性却是不合适的。这“下”可达平民百姓，“中”可到作家文人，“上”可触总统官员，都可作如是观。如19岁新加坡战士西登·皮尔顿于1942年被日军俘虏，他在狱中用了两个月时间通读了林语堂的《生活的艺术》。他对此书细嚼慢咽，欣喜若狂到对人生的大彻大悟，用学者施建伟《林语堂传》中一句话概括：“《生活的艺术》使这位年轻的战俘在绝望的痛苦中获得了生活的勇气。”台湾著名作家林海音在《林语堂著作等身》一文中评价：“本世纪的中国人能成为世界性作家学者的，我以为只有林语堂一人。在欧美或东亚，提起Dr. Lin Yu Tang（即林语堂博士，笔者注），尽人皆知。”可以看出，林语堂的文化价值是巨大的，它如同一个广大又深厚的富矿，直到今日却仍然未能得到充分发掘。

林语堂以从东西文化互补的视野来审视中西文化的融合。他在《从异教徒到基督教徒》著作中阐述：“这些思想系统在一切观念上都很少互相排挤。”句中所提到的“思想系统”即是指基督教、道学、儒学、佛学。不同类型的文化思想在林语堂这里融合与会通，达到中西合璧的状况。如施建伟在《林语堂在海外》著作中所说：“对于林语堂来说，由于他是以全方位的开放型的姿态来接纳古今中外的文化思想的。所以他的文化构成必然是多层次的。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遗传复制功能的惯性，另一方面则是外来文化因素的新质所形成的摆脱惯性的强大离心力；一方面是中国文化的优质，另一方面是西方文化的弊端”。

林语堂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台湾著名媒体《联合报》在林语堂逝世后载文高度予以评价：林语堂一生最大的贡献，应该是，而且也公认是对中西文化的沟通。因为论将近代西方文化引入我国者，从严复和林纾那一代起，固可说代有传人，甚至人才辈出；但论将我中华文化介绍西方者，则除了有利玛窦、汤若望等等外国人曾经从事之外，数献身此道的中国学人，林语堂虽非唯一人，却是极少数人中最成功的一人。林先生的作品虽未必能代表现代中国文学思想之全貌，但其透过文学作品而沟通东西文化促进国际了解的影响与贡献，确乎是伟大的，甚至可以说求之当世，唯此一人。

林语堂中西互补的文化观是与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倾向密切联系的。现代西方社会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虽然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但理性主义、科技崇拜与物质主义等霸权话语的流行，已经给西方社会甚至人类生活带来麻烦，致使物的存在已经等同于人的存在，所以德国思想家利奥·施特劳斯在其著作《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中指出：“仅当我们变得能够向东方特别是中国学习，我们才能希望超越技术性世界社会；我们才能希望一个真正的世界社会。”可是，在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必须走现代化的过程时，在西方如此强大的话语霸权之下，《海德格尔式生存主义·导言》指出中国“正屈服于西方理性主义”。林语堂也在创作《中国人》著作时意识到：‘现代化’一词有个坏的氛围，中国在引进现代化的时候，不得不把它整个地接受下来。”林语堂亲身感受到现代西方文化的优越性，热烈拥护科学、民主与自由等西方现代思想。与此同时，他也敏锐地体会到现代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在描述人类世界未来的小说《奇岛》中，林语堂这样表达了对现代社会的批判与审视：“物质研究越来越进步，人类受到的注意就越来越少。人类个性改变了，他的信仰也改变了，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类自我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不同了自精神角度而言，人类越来越贫乏。他渐渐失去自我。”小说《奇岛》的背景是：人类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联合国组织瓦解，美国第41任总统遭到暗杀，世界充满战争与争端，随处是废墟，这一切状况都是由现代社会的物质主义与道德堕落所引发的，而这个充盈着物质主义的世界被奇岛的人们称为“旧世界”。

林语堂试图以中国文化挽救这个“旧世界”。他因此迈上了东西文化互补之路。就像学者王兆胜在《生活的艺术家——林语堂》中所说的：“林语堂觉得不能用中国文化来否定西方文化，就好像不能用西方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是一样的。世界文化应该是多元互补的，应该相互取长补短。对西方文化来说，由于物质文明的高度发达，自由民主意识的相对加强，所以它充满了舒适与个性的发展，但它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人生和人的心灵的异化状态。”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尤其是中国文人对生活和人生的关注与热爱，对生命本身的细细品味，对生活之艺术的津津乐道，这非常有助于克服美国等西方人存在的精神危机和价值失落。”

林语堂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旷怀达观与陶情遣兴的生活最高典型，当作是抗拒西方现代社会物质压迫的有力武器；同时又能够十分客观的看待西方文化，站在西方文化的视角下审视中国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化合了中西文化思想。1968年时在首尔举行的国际大学校长协会上，林语堂做了题为《促进东西文化的融合》的演讲表达了这一思想。他讲道：“如果东方民族能对科学真理及政治民主养成敏锐的观察和反应，西方哲学能跳出学究式的理论圈子而重返于人性社会及生活范畴，则东西文化更易于融和。这种融和的文化，将大有助于人类建立和平、合理生活方式的社会。”换言之，中西文化各有优劣与特点，应充分重视它们各自的优势，做到互相取长补短。并构建起一种更加有助于人类生活与社会发展的文化，以此达到文化的最高境界。这是林语堂互补互融与彼此理解的文化哲学思想，反映了他朴素的人文情怀。

林语堂经常把中国人放到西方社会的大环境中，或者将西方人放到中西并存的文化环境中，借此来观察中西文化的冲突或互补和融合。小说《唐人街》中冯家人的经历能够反映出林语堂对中西文化的立场。小说以美国唐人街一家洗衣店为背景，描绘了店主冯老二家的生活。冯老二全家人都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中不得不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冯老二早年赴美，他用自己辛勤劳动养活国内的父母、兄弟与妻子，后来把家人都接到美国定居。虽然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环境下，但他本色不改，一直坚守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观念，秉承“以柔克刚”的中国传统处世方式。大儿子洛伊早年跟随父亲赴美，但也始终保持传统的本色。当热情奔放的美国妻子当着家人的面亲吻洛伊的时候，他会感到十分的难堪。虽然他并不讨厌妻子吻他。当妻子建议希望独立自己的小家庭时，他坚持了当下一大家人的生活模式。洛伊认为一家人应当像中国传统大家庭方式生活，可以在一起互帮互助。需要注意的是，冯老二与大儿子洛伊虽然在美国文化生活环境中坚守中国传统处世方式，但对佛罗拉接受和认可；他们相互之间的某种和谐与共处实际也折射出中西文化的互融。二儿子义可在16岁时来到美国，全盘接受了美国文化与思想，而中国传统的文化观念被抛弃。他组建家庭时也完全按照西方文化的观念，生活出现坎坷，婚姻遭遇不幸。小儿子汤姆于13岁来到美国，在西方环境下成长，但他有着独立思考的精神。汤姆接受美国的现代思想，也为西方的科技进步感到惊叹。同时他也秉从了父亲中国式的处世哲学。汤姆与中国女孩艾丝结合更具有“中西合璧”的象征价值，就如汤姆对艾丝曾经说的：“你星期六教我学国语，我星期天教你英文。”两个人的结合除了两情相悦之外，还有着“文化互补”的含义。通过小说中的人物在中西文化间的各种选择，可以看到林语堂的情感立场，即秉承传统本色或者能做到文化互补融合的，其生活也幸福、婚姻非常美满、事业还顺利；而抛弃了传统而完全西化的，却磨难连连、历经坎坷，直到醒悟后回归传统和家庭时，他们的生活和事业才会顺利。

小说《奇岛》则更加鲜明地承载了林语堂中西融合的文化理想。在太平洋上有个泰勒斯的岛屿，这里被称作“快乐共和国”。西方人在中西文化和谐并存的小岛上，实现了生命的自由和欢愉。岛上的领袖人物是哲学家劳思的外祖父，他来自中国。而劳思的父亲来自希腊。劳思是有着中国血统的混血儿。当他与同样有冒险精神的富翁阿山诺波利斯在大海上找到一个与世隔绝的小岛，开拓了一种新的文明世界。他接受了部分西欧文化，曾在日本时为佛教禅宗着迷，但也深受中国道家思想得影响，推崇“柔弱胜刚强”，喜欢简单、快乐而有创造的生活方式，颇有些道家的风骨。他以中西文化的合璧建立起奇岛新文明，注重主体自由，感性生命，认为：“我们若有更富弹性的想象力、更活跃的幻想，和自然有更亲密的接触，……我们就可以美化生命了。”这也是对大陆“旧世界”过于理性与呆板的否定。劳思的哲学，或者可以说是“奇岛共和国”的新文明，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希腊文明完美结合；在这里，传统和现代和谐并存，物质享受和精神宁静共生共荣。

林语堂还在其作品中塑造了许多传统文化环境下能够化合中西文化思想的人物，描绘出一种理想化的人生形态。如小说《红牡丹》中梁孟嘉人物。他是正统儒家思想熏陶的清朝官员，但对西方事物非常感兴趣，不但“跟天主教耶稣会的一个朋友学过修理钟表”，而且对“耶稣会出版的东西都看过”，并肯定了西方有很多值得学习的长处，“西洋制造的那么多东西，咱们还没开始学，一点儿也不会。”呈现了他中西互补的文化理想。小说《朱门》中杜柔安人物，她是一名接受了平等、自由和独立等现代思想的大学生，与出身贫寒的报社记者李飞相知相爱后，丝毫没有门第观念。她未婚先孕后，被叔叔赶出家门，宁可失去祖父和父亲留下的遗产，也要大胆追求自己的爱情，承担起做妻子的家庭责任，展现出强烈的个性意识。与此同时，她又努力营建中国式的家庭，将对自由爱情的追求和对传统家庭伦理的认同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现代人传统的一面。而中国式家庭理想的实现， 以及李飞母亲对她的接受和喜爱则体现了作者对这一传统生活方式追求的赞许。

《京华烟云》中，林语堂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精髓。他还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达了更多的文化理想。比如女主角姚木兰。木兰自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又到天津上过新学，接受了新式教育。所以，木兰集旧传统和新思想于一身，东方文化与西方精神和谐统一。北京师范大学刘勇教授在《中国现代作家的宗教文化情结》中认为木兰“融汇了林语堂对道、儒、佛以及基督教等多种宗教文化思想的多重理解。……这是林语堂所理解的典型的半东半西的理想化人生。姚木兰是它的形象化体现”。林语堂撰述的许多女性角色都呈现出这种中西文化融合的特征。除了柔安、木兰以外，还有梅玲、赖柏英等等。她们都非常注重家庭生活，走过了一条恋爱到婚育之路。但她们又摆脱了封建礼教的束缚，独立自主、敢爱敢恨，既具有西方自由开放的思想，又不失中国传统女性的淑良美德。

中西融合的思想更集中地表现在《京华烟云》中姚思安与孔立夫人物上。他们致力于“道教与科学”的研究。西式文明给封闭的中国与中国人带来了惊奇和震撼，人们被电影、电话、闹钟等现代事物所吸引。在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姚思安顺从了内心的渴望和要求。他在秉从传统文化的同时又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受西方文化思想，对道教与科学投入了巨大热情。他认为，中西两种文化思想是协调和融合的。他试图找到传统道教文化思想与西方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关联，并尝试以科学的眼光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新的解释。孔立夫常年在研究室钻研他酷爱的生物学，甚至“他私人生物学图书室和其他有关科学的书籍，在北京私人藏书方面，是无人可比的。”孔立夫也对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之间的内在联系饶有兴趣，在岳父姚思安的鼓励下撰写了《科学与道家思想》（《科学与道教》）的文章。他指出“庄子名文《齐物论》就是一篇相对论”。姚思安去世前对女婿立夫说：“你应当再写本《庄子科学评注》，来支持你那篇文章的理论。要做注解，引用生物学和一切现代的科学，使现代人彻底了解庄子的道理。庄子不用望远镜，不用显微镜，他就预测到无限大和无限小。你想想他说过水之不可毁灭、光的行进、自然的声音、物之可测量和不可测量和主观的知识。你想想他那‘以太’和‘无限’之间的对话，‘光和无’之间的对话，‘云’和‘星雾’之间的对话，‘河伯’和“海若’之间的对话。生命是永久的流动，宇宙是阴和阳，强和弱，积极和消极交互作用的结果。庄子的看法真使人惊异。只是他没用科学的语言表现他的思想，但是他的观点是科学的，是现代的。”这是两人对中西文化思想的看法，也是林语堂的态度。体现了林语堂对文化出路的探讨和对传统文化获得现代性与科学性的努力尝试。

在传统和现代、东方和西方之间，林语堂推崇各种文化思想的互补和整合。在他的文章《论东西思想法之不同》中论述道：“中国重实践，西方重推理。中国重近情，西人重逻辑。中国哲学重立身安命，西人重客观的了解与剖析。西方重分析，中国重直感。西洋人重求知，求客观的真理。中国人重求道，求可行之道。”换言之，西方专门知识太多、关于人情的常识太少；中国则多关注于生活问题，而欠缺专门的科学知识。这样说来，离开了常识的逻辑就没有了人情，失去了逻辑的常识则无法深入考究宇宙的神秘。也可概括为直觉与逻辑、体悟与推理的差异；逻辑表现为分析、抽象的样式，而直觉则是综合的、具体的表现。

由此看出，中西文化思想各有所重。林语堂以广阔而博大的文化视野对中西文化进行融合与会通。虽然他在不同作品撰述中可能侧重点不同，但能够做到中西各种文化思想的多元互融。暮年时的林语堂自称是“一捆矛盾”，《从异教徒到基督徒》阐述：“头脑是西洋的产品”，“心却是中国的”，《论做好一个人》文章中说：“行为尊孔、孟，思想服老、庄”。从这些撰述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林语堂文化选择多元性的表达。就像暮年时他在谈到《四十自叙诗》时所说的：“诗中初言‘一生矛盾说不尽’，亦耶亦孔，半东半西，所谓‘卸下洋装留革覆（履），洋宅窗前梅二株’，即去其所当去，留其所当留意义，不外自叙对联中‘两脚跨中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意思。”其中“一捆矛盾”，体现的是林语堂在冲突中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他推崇融合的中西文化观，认为应当在中西文化之间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并能够以世界文化的高度，把中西文化思想观念加以融会贯通，构建起自己独特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