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的共生与和谐：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叙述：“看看欧洲的现象，能使人发生一种不宁的感觉。”《异教徒到基督教》指出：“这种不宁的感觉是现代工业社会的‘进步’，同时带来的还有不和谐、毁灭与撕破。”面对这样的进步，林语堂以“和谐”精神与之相对抗。他认为和谐精神是一种最高境界。就如他在《辉煌的北京》中描绘的一样：“我想文化之极峰没有什么，就是使人生达到水连天碧一切调和境地而已。”

小说《奇岛》中，林语堂这样揶揄所谓的现代艺术：“一块题名‘无限的孤寂’帆布，上面什么也没有，居然在一九九五年被‘美国画评协会’评选为第一名，说它有创意，富幻想。事实上，有个新工具主义的画派，早就发现画笔是多余的。揉皱的棉纸球、香蕉头、水枪往往比画笔更能表达效果。新工具主义派的信徒说，此派最大的优点是消除了油彩和水彩的界限，甚至水彩和黑白的界限。”林语堂在《谈中西画法之交流》文章中表达了对那种“白被单”上补上一块“小儿尿布”或者“女人的短三角裤”的西洋现代画非常厌恶，对中国画则推崇备至。在《苏东坡传》中阐述道：“所有绘画都是一种哲学不自觉的反映。中国画不知不觉中表示出天人合一与生命运行的和谐，而人只不啻沧海之一粟，浮光泡影而已。”

可以看出，林语堂的文化观强调和谐，他通过道儒释三者融合、中西两方互补的文化观给出了一种解脱精神危机的文化模式。

林语堂通过《孔子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和《老子的智慧》等著述的方式，向欧美世界集中介绍孔孟学说、中国佛教以及道家文化，并能够在撰述中将道、儒、佛的文化思想体系加以融会和贯通，形成了多元文化和谐共存的思想体系。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以儒家伦理纲常为内核，和道、佛的修养原则及思辨逻辑相互补充；是融合了儒释道三教合一的思想文化体系。而在林语堂这里，却是以道家为内核，以儒、佛为补充的思想文化体系。

林语堂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发达国家都市的生活经历，以及现代人不由自主的深陷精神危机的生命体验，使得林语堂与道家文化批判产生了某些共鸣。老子对其所生活时代的文明忧虑重重，正如传统文化研究专家王泽应教授在他的《自然与道德——道家伦理道德精粹》一书中概述老子的看法：“人类文明是一把双刃剑，在进步的同时孕育着退步。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社会物质财富的增加。有了金玉珠宝等难得之货使人心失去了平衡，有了锦衣玉食等物质享受使人堕落为只知吃喝玩乐的行尸走肉。物质文明的发展产生出私有制和不平等现象，与富人‘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相对的是贫苦劳动者的‘田甚荒，仓甚虚’（《老子》五十三章）‘上食税之多’导致“民之饥’，‘损不足以奉有余’成了文明社会最普遍的现象。”

令老子感到极为痛楚的是私有制与物质财富激发了人们对财富与权力的占有欲望，以至于出现了重货轻身的本末倒置状况；人为了求得社会和自身的发展营造了物质文明，而物质文明却反过来成为阻碍人发展的异己力量。精神文明的发展也是如此。如果说作为物质文明的财富导致人的争利之心，那么作为精神文明的道德标准则导致人的争名之心。是非善恶观念的确立并没有使人避恶趋善，相反带来的却是泛滥于整个社会的虚伪与沽名钓誉。为了追逐名利，人不得不抑制自己的个性与真实情感，由此造成的“小人殉财，君子殉名”的社会现实使老子深感不安。老子认为文明本身是许多弊病的根源，为此他跳出文明的圈子，在一个更高的层面上考虑脱离文明社会弊病的模式，提出了“小国寡民”的理想社会模式。这一社会理想是对文明的完全否定，表达了人们对安宁、和平和安居乐业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要求，因此一直受到不满于现状的人们的推崇。日本著名理论物理学家汤川秀树在他所著的《创造力和直觉——一个物理学家对东西方的考察》一书中指出：“早在二千多年前，老子就已经预见到了今天人类文明的状况，甚至已经预见到了未来人类文明所将达到的状况。”

因为物质文明的发展对人类所导致的种种危机和忧虑，是林语堂和道家思想产生共鸣之处。由此，林语堂指出旷达超脱和修身悟道的道家文化精神，可以在争名逐利的实际生活中实现自我拯救。所以，他极力宣扬道家文化，他的著作《吾国与吾民》指出“一切优美的中国文学，稍有价值为可读的，能舒快地愉悦人类的心灵的都深染着这种道家精神。”纵观林语堂的一生，在最初经历“浮躁凌厉”之后，他一则或显或隐地跋涉于社会现实，二则在人生观、文化观上，他时刻流露出对道家思想的倾慕之情，为文和为人也充盈了道家精神。

林语堂诸多作品中一些无为不争和宁静淡泊的人物形象堪称他塑造的“东方智者”，并以此作为自己道家精神的文化载体。小说《京华烟云》以道家精神贯穿始终，全书共分上中下三卷，都以《大宗师》《齐物论》《知北游》中的内容作开卷语，足以可见道家思想生命内涵的主体地位，全书也洋溢着法天地、法道和法自然的道家思想。其中，姚思安可以称得上是道家高士：在得道以前，他喝酒、赌钱、骑马、击剑、打拳、玩女人、养歌女、蓄娼妓、浪荡江湖，交结公卿等无所不为；但成家以后，他的内心世界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他远离功名利禄，修身养性，沉潜于黄老之修；他身在尘世，心在世外，执着于静修、悟道、追求清静无为的精神世界。

小说《红牡丹》中的男主角梁孟嘉，与女主角堂妹牡丹相遇在她运送丈夫灵柩的途中，被堂妹的亲切自然、诚恳热心和不拘泥于礼俗的举止迷住；梁孟嘉虽经过正统的儒家教育，却有着不拘的性格，他认为程朱理学已经呈腐败不堪，人性与理性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冲突；于是他大胆与自己思想相似的堂妹牡丹共同生活，追求心灵和爱情的自由。在男主角梁孟嘉身上，呈现出鲜明的道家精神。

小说《唐人街》中，主人公洗衣店主冯老二在美国唐人街艰苦创业，先后把国内的妻儿接到来定居的。他在处世哲学上有一种道家精神的方式，这是得益于他深刻领会道家智慧，并把老子的哲学作为自己的生活哲学。他通过“劝人和水一样往低处流，做人不要太露锋芒”等道家思想化解生活中的种种困境。《唐人街》中另一个人物老杜格，是一位非常有智慧的老人，他早年到美国修筑铁路，曾亲自带领一批铁路工人横穿广阔的怀俄明州，一路上斗智斗勇。他把道家的“柔弱胜刚强”哲理、忍让精神作为自己的处世原则，从而成为唐人街的精神领袖人物。尽管老杜格出场不多，但他的仙风道骨却呈现得淋漓尽致。林语堂著作中的这些人物，都顺从自然本性，过着自然简朴的生活方式，主张精神的自由和舒展。这是对“推崇自然无为，讲究齐生死或精神的自由”的道家境界形象化写照。

儒家文化思想对林语堂有着不可小觑的影响。诸多学者注意到，林语堂有着贬低儒学提倡道学的趋向，比如对于《京华烟云》的诠释。的确，小说中姚思安、姚木兰等父女为代表的道家人物的思维方式是作家理想的生活方式；作者对他们颇有偏爱，指出道家在一些方面总是比儒家胸襟开阔；而他对于牛思道、曾文璞等儒家式的人物，则颇有贬低。实际上，林语堂对儒家还是有明确区分的。他肯定孔孟的原儒，却不赞赏后代的假儒。他在《拾遗集》上讲道：“不可不用批评的眼光，分出个孔家的真面目。”林语堂所批判与贬低的是“后儒”这种儒家思想文化的衍生物，肯定的是儒家思想的原义。

儒家文化思想的产生和发展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其内容、结构与功能随时代的变迁多有变化。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于春秋末年的基本理论哲理，经由孟子、荀子和《易》三个环节发展而形成的思想理论体系。孔子创立了以“仁”为基础的思想体系，思想取向于现世的人文关怀。孔子主张仁政，推崇德治；弘扬人生的价值，注重人格的独立；崇尚中庸之道和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与社会理想。孟子继承了孔子思想，他从内在心性方面发扬了孔子的学说，提出道性善理论，创建了以“民贵君轻”、“正经界”和“制民恒产”为主体的仁政理论。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治理天下应以礼为基础，构建起“隆礼尚法”的思想理论与“仁亲、义行、礼节”学说。《易》则阐释天道、地道和人道的系统，使得原始儒学的系统出现某种形而上的哲学理论基础，从而促进原始儒家思想体系的建构最终的形成，并为其后道、阴阳、法与释等学派的融合提供了共同的原始因子。

林语堂所沁入的儒家文化是原始儒家思想的孔子学说，这里概括为“原儒”文化。对林语堂来说，孔子的原儒文化和宋明清的儒家文化完全不同，他把后者称作“伪儒学”，并把演绎孔子学说的后人称作“新儒学的清教徒们”。林语堂非常推崇以孔孟学说为代表的原儒文化，而批判汉儒、宋儒对儒学的歪曲，强烈斥责宋明理学名教下的繁文缛节和压抑人性得道德说教。在林语堂看来，这些衍生物并不是原汁原味的儒学，所以他借用清代著名学者戴东原“后儒”的说法。林语堂对儒家文化思想与孔子学说十分推崇，他在《戴东原与我们》的文章中将儒家文化阐述为一种“平和温暖”的“温情主义”，以“完成天性及实现人的真我”为目的，认为原儒文化建构了合理近情的社会传统和天人合一的世界观。至于一千年后“存天理，灭人欲”的社会局面，并非原儒文化所导致的，而是宋儒把理和欲对立起来的结果。

王兆胜在《林语堂与孔子》文章中把原儒与后儒的关系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称之为黄河之“源头”与“支流”的关系：儒学思想源头是清明的，而支流却是浑浊的。林语堂在《无所不谈》二集之自序中这样说：“希望大家能明（白）孔孟并非程朱，程朱也并非孔孟。”暮年时出版了《无所不谈合集》，他还是认为“力斥虚伪之理学，抑程朱，尊孔孟，认为宋儒之以佛入儒，谈心说性，去孔孟之近情哲学甚远”。所以，林语堂虽然对理学道统不悦，但他极力推崇孔孟的原儒文化。孔孟原儒文化的重要精神旨归是以人为本，注重个体的独立与发展，发挥人的主体意识。这也是林语堂通过著述所要阐扬的精神。小说《红牡丹》中，主人公牡丹的生命激情与本能冲动相掺杂，可以用《戴东原与我们》中的情欲合理主义解释：“‘人生而后有欲，有情，有智。三者，血气心智之自然也’，这是戴东原哲学的中心。相信人类，不去情欲，认清人性，不作虚伪，不矫揉，不排空架”，这充分表现了对宋儒提倡“以理杀人”禁欲主义的排斥。(www.xing528.com)

林语堂创作戏剧独幕历史剧《子见南子》，剧中塑造了一个鲜活而又“近情”的孔子。他曾明确提出不赞赏完美无缺的圣人，认为假如世间每个人都十全十美、没有一丝缺点，社会完全是有秩序的世界，那么这世间便毫无趣味可言，人也相应地成为机器，失去了人生的情调。在剧中，林语堂依据他自己对人性的理解描绘出孔子不是一个缺乏人味十全十美的圣人，而是一个秉从人之常情的、顺乎人性的老者。孔子不虚伪、不矫饰。他从不压抑自己的内心情感，活得非常真实。比如孔子之所以离开鲁国，是因为他觉得阳虎很坏，是由于季桓子没有送他肘子；并且由于接受了先王的礼，他又必须回拜阳虎，于是便找了一个阳虎不在家的时刻去回谢他。

作为先生，他毫无架子，和蔼地对待所有的弟子。比如孔子答应和卫国灵公宠姬南子面谈，学生对此不解，因为南子风流娇艳、爱出风头。对于学生的担忧，孔子一边指出弟子迂谬，一边对弟子发誓表白自己并无邪念，是堂堂的正人君子。当和南子见面后，了解了她的“六艺研究社”，领会了她男女无别和一切解放自然的观念后，孔子深有体悟，认为南子有南子的礼，不是平常之人所能理解的，并由于过于担心自己会受南子的感化而不得不离开了卫国。孔子内心的思想冲突强化了他的人间气息。林语堂编此剧虽然有反封建目的，但从中给我们展现了孔子是一个近乎人情的和有人情味的老者。林语堂从‘人’的视角切入孔学研究”，极力批驳的是被宋儒改造了的儒家学说。他《论孔子的幽默》中这样说孔子：是最近人情的。他是恭而安，威而不猛，并不是道貌岸然，冷酷拒人于千里之外。但是到了程、朱诸宋儒的手中，孔子的面目就改了。以道学面孔论孔子，必失了孔子原来的面目。仿佛说，常人所为，圣人必不敢为。殊不知道学宋儒所不敢为，孔子偏偏敢为。如孺悲欲见孔子，孔子假托病不见，或使门房告诉来客说不在家，这也就够了。何以在孺悲犹在门口之时，故意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这不是太恶作剧吗？这就是活泼泼的孔丘。但这一节，道学家就难以解释。

孔子是一个近情的世人，林语堂这样认为。他分析孔子之所以能够得到人们的崇拜，基本是由于他有着坦白的常识与自然的人性。孔子认为把人首先当作人来对待，林语堂尝试了把孔子从圣人的地位拉回到人间，将他还原为一个实实在在的人，这是林语堂考察的角度，也是他继承了孔子学说的效果。在“五四狂飙”突进的时代环境下，林语堂在新文化运动的潮流下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但对孔子和原儒文化，他始终心存敬意。而到美国生活以后，更是深入研究孔子学说，向欧美介绍了他所理解的儒家文化思想，表明了他对原儒文化的热爱。

林语堂提倡孔孟的原儒文化，对理学道统表现出强烈反感，但这并不是说他对后儒人格持直接批判立场，他大都以同情的笔调描绘人物在后儒文化影响下的各种压抑扭曲与不幸。现以“贬儒倡道”的《京华烟云》举例，正如林太乙在《林语堂传》中所指出的：“这部小说的一个缺点，是在八十多个人物中，没有一个恶徒。”《京华烟云》中的曾文璞是典型的儒家代表，他在世为官清正，一直恪守儒家思想原则，临死前也不忘嘱托家人要时刻谨记“男子治外、女子治内”的传统规矩。林语堂称曾文璞为“一个正人君子，自律严，有修养”，而且“为了家里，他个人确是牺牲不少”。由此可以看出，对于曾文璞的克己复礼，作者并没有简单予以否定。

《京华烟云》中引起人们同情的是曼娘这个角色。曼娘为了冲喜自愿嫁入曾家，成为曾家的大儿媳，也就是曾平亚的遗孀。她与姚木兰自小相识，彼此关系要好，她对木兰的现代思想并不排斥，但也从不改变自己一直坚守的传统思想。曼娘在儒家文化“德言容工”的教育下成长起来，并时刻以此为标准规范自己。她的一生，可以说一方面被儒家文化所成就，另一方面却被儒家文化所毁掉。曼娘值得同情，但她的悲剧结局也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她自愿“冲喜”，并且在“冲喜”之前便下定这样的想法，用她的话说：“活着，我是曾家的人；死了，我是曾家的鬼。”这样简明有力，出乎真诚的话语，能够直接看出封建“节烈观”对曼娘的异化与戕害。平亚因病离世之后，曼娘便领养了孩子，不再有改嫁的想法，坚守贞操，顺从地接受了命运的安排，并且把这一切看作天经地义。曼娘最后的结局，也是林语堂对封建礼教中的贞操观念的强烈控诉与谴责。透过曼娘这个人物的不幸命运，林语堂深刻揭露了后儒文化压制人性和不合情理的思想，但在对坚守传统妇德的赞叹与对人物命运的深深同情中，也可以透漏出林语堂对儒家文化的极其复杂的心理。

林语堂倾向于道儒的互补，他将道和儒看作中国文化的重心。他在《八十自序》中以“道家老庄之门徒自许”，但又推崇儒道并举。《吾国与吾民》中描绘道：“道家精神和孔子精神是中国思想的阴阳两极，中国的民族生命所赖以活动。”在林语堂看来，儒家是生而为凡俗现世的宗教，关怀尘世中的生活，把追求人生的幸福看作人生的真正目的。但是，儒学因为太过于实事求是、太过于现实而缺少了些许浪漫色彩，以至于儒家虽承认鬼神的存在却没有认同天堂地狱，没有认可天神的秩位等级，没有那些创世神话，也没有追求长生不老之乐。林语堂认为这是儒家思想的缺失。儒学“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而道家却可以奇幻微妙的世界补充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道家指出的神奇幻异世界，总是与推崇幽隐山林、提倡田园生活、进行修心养身、舍弃一切凡间杂念等思想结合在一起。《吾国与吾民》指出“道家的自然主义是服镇痛剂，所以抚慰创伤了的中国人之灵魂者。”“道教是中国人民的游戏姿态，而孔教为工作姿态”。在《从异教徒到基督徒》得出“道家及儒家是中国人灵魂的两面”这样的独到的观点。林语堂的作品也一直被诠释为是以儒和道互补的思维定式来描绘人物形象的：用施建伟在《林语堂在海外》中的话说：“到处是儒道的并存，‘出世’和‘入世’的交替。”

林语堂推崇道儒文化，同样也看重佛教文化。道家与儒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文化，而佛教则属于舶来文化，但它能够为现实生活中苦难的人们提供精神上的慰藉，而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和接受。并与道、儒两家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其实，道家、儒家对林语堂文化观的影响远远大于佛教文化；但不得不承认，佛学同样是他文化观组成的重要成分。这在他的《从异教徒到基督徒》思想自述中可以看出。他在书中把佛学的禅义理看作世间稀有的独创思想：“在现在思想的世界中，只有四个或五个有独创思想的心包括科学家在内，有佛、康德、弗洛伊德、叔本华，及斯宾诺莎。”可以看出佛禅学说已成为他整个文化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林语堂对佛禅的深奥，对其直觉和顿悟等深刻思想的认识已为大多数学者所阐述。因而，他对深得禅宗意趣影响下的中国文人的生活方式和艺术情怀大加赞誉；他推崇苏东坡、李笠翁以及袁枚等人深契禅理的性灵小品。

实际上，学者大多指出是佛教出世和超脱的方面，而佛教还有入世的方面。佛教以大慈大悲之心利乐众生与拔苦为乐，以及自利利他；呈现了佛教的世俗关怀特点，可视为其入世的方面。所谓慈悲，如湖南师范大学张怀承教授在《无我与涅槃：佛家伦理道德精粹》一书中阐释为：“是慈与悲的合称。慈，意为慈爱众生，给予他们快乐。悲，意为同情众生之苦，视众生之苦如同身受，并积极救济，拔除其苦。佛教之悲并非简单的悲天悯人，而是以众生所受诸苦为己身受，与众生受苦同心同感，故称同体大悲。又以其悲心至广至大，无以复加，故称无盖大悲。龙树菩萨所造《大智度论》说：“慈悲是佛道之根本”；“一切佛法中，慈悲为大。”所以，整个佛教伦理道德，正是慈悲观的展开与具体呈现。

林语堂作品中拥有着慈悲的胸怀，反映了佛家思想的渗透。林语堂在书中描绘了一系列“慈悲为怀”的人物。小说《风声鹤唳》中的人物老彭虽然严格意义上称不上佛教徒，但他能以他人之苦为自己之苦，并以慈悲之心“普度众生”。《风声鹤唳》将老彭塑造为人间菩萨般的形象。他受到朋友之托，尽一切办法解救梅玲。当梅玲发现已经有身孕却又与心爱的博雅失去联系的时候，老彭及时为化解她的境遇，并愿意承担起抚养孩子的义务却不要求梅玲的给予任何回报。当梅玲对他产生感情并向他表白时，他却不能接受，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欲望，只能以忠实朋友的关系与她共处。老彭为了挖掘梅玲内心深处的善经常向她传递佛禅精神，使她滤除私心杂念，净化自身心灵，从此过上了新的生活。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却不顾个人安危，想尽一切办法救助难民，甚至不惜走向倾家荡产。他的奉献和牺牲，都是宗教情怀的，都出于佛家的慈悲和善念，解救人们的苦难，追求人生的意义。《京华烟云》中的姚木兰，作为“道家的女儿”与“儒家的媳妇”，完全呈现了林语堂的儒道文化互补观念，已为众多学者所研究。但姚木兰有着佛家慈悲之心也是有目共睹的。林语堂在《京华烟云》最后和《风声鹤唳》中把姚木兰描绘成“菩萨”的化身：在战争年代中竭尽全力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她收养孤儿，救助难民。她所呈现的悲悯情怀，就像佛教中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要得到自身的快乐与自我解脱，而是要拯救人们的苦难。姚木兰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中，对佛家思想产生共鸣。老彭、木兰、杜柔安以及赖柏英，都反映了佛家慈悲为怀的“同体之心”。这是即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深切关怀与同情人们的不幸遭遇，对生命抱有深切怜悯的一种情怀。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儒道释三者互补。中国自古就有“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国”的表述。林语堂也一直致力于传统文化融合的努力。在他所欣赏的人格精神上，大都能找到来自道儒佛融合的文化痕迹。例如林语堂对苏东坡极为推崇。在《苏东坡传》一书中撰述道：“在玄学方面，他有印度教的思想，但是在气质上，他却是地道的中国人的气质。从佛教的否定人生，儒家的正视人生，道家的简化人生，这位诗人在心灵识见中产生了他的混合的人生观。”他非常欣赏苏东坡这位诗人多元文化融合的生命气质与精神内涵，品评“他的肉体虽然会死，他的精神在下一辈子则可成为天空的星、地上的河，可以闪亮照明，可以滋润营养”。

小说《朱门》中的角色杜忠也是儒道佛融合的典型人物。以儒家信徒自居的杜忠曾经非常热衷于政治，是个典型的保皇派。他在经历了人生的种种磨难之后，选择退出政治圈，埋头于“研究古雕刻、石碑和书版”，并把一切俗务都交由弟弟管理，对外面世界的政治怀有一笑置之的态度。杜忠以隐居的方式逃避现实，对尘世间的俗事显出深深不满，体现了道家的处世风格。但是，儒家伦理所赋予他的忧患意识与责任感也使得他的目光并未离开现世。他对懦弱的共和政府、胸无点墨的军阀、才疏学浅的官员与留洋归国却对自己国家文化传统不甚了解的高级知识分子满是鄙夷的态度。他看不惯弟弟与侄儿辈的唯利是图和损人利己。杜忠的人格境界或多或少的传达出林语堂对原儒文化的眷恋。杜忠还对苦难的人们深表同情，心怀仁慈之心。在他的争取下，一直影响百姓生活的水闸终于被拆除，这体现了他佛家慈悲的做法。

林语堂所张扬的文化融合，正如中国现代新道家代表人物、哲学家宗白华在《说人生观》中所说的：“真超然观者，无可而无不可，无为而无不为，绝非遁世，趋于寂灭，亦非热中，堕于激进，时时救众生而以为未尝救众生，为而不恃，功成而不居，进谋世界之福，而同时知罪福皆空，故能永久进行，不因功成而色喜，不因事败而丧志。”从林语堂作品中看出，道儒佛三者之间始终存在着某种契通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