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人的英国文化被高度赞赏

从情感上喜好来看，身为中国人的林语堂除了对国人的热爱之外，其次可以说就是英国人。林语堂为什么如此偏爱英国人，原因很多：如林语堂对“烟”非常迷恋，一生都被“烟”所缭绕，同时又对云和雾也特别着迷，而英国以充满“雾气”的国家著称；像英国人所具有的运动精神、耐久能力、胆识、廉正的官吏与绅士风度，都是林语堂欣赏的；林语堂中文和英文都达到炉火纯青地步，而那地道而精致的英文主要来源于英国文化；还有，林语堂称赞过不少英国名人，如哲学家、历史学家罗素，首相丘吉尔，历史学家汤因比，文学家萧伯纳，戏剧家莎士比亚，文学批评家约翰生和哲学家、评论家卡莱尔等。但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原因可能都谈不上主要缘由，最重要的理由还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文化精神较为接近，相互间特别容易沟通。

林语堂《英国人与中国人》文章中表述：“我论及英国人的性格，因为我认为我了解英国人比较其他国家好些。我觉得英国人的精神跟中国人的较为近似，因为两个民族都是现实主义和常识的崇拜者。英国人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甚至他们的说话方式，有许多相同之点。两国人民都极不信任逻辑，对于太完美的论辩极度怀疑”“英国民族已经给人误解，要一个中国人才能正确地了解英国人的民族性。”

这里给出了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对思想和逻辑理念的不信任，而特别重视生活、人生、生命与常识。例如孔子在半路上遇到有人家正办丧事，他本来不打算进去，结果忍不住还是进去了，这就是“情”战胜了“理”。孔子从人家出来以后，学生询问他哭泣的原因，他说没有理由，只是感到人家伤心，他自己也不由自主地地哭了起来，这又是“情”战胜了“理”。按一般道理来说，人家丧事与孔子没什么关系。他完全可以置之不顾，但那就不是近情可爱的孔子了。英国人也是这样行为，林语堂当听到孩子们和年轻人对他们的长辈说“yes，sir”时，他就觉得这很近情，很有生活的情调。还有英国警察扶着老人过马路，这就是很让人感动的情景。因为常识提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有年老体弱的时候，都有需要别人照顾和帮助的时候，于是一个人人尊老、人人敬老的社会就是一个合适的社会，而其他任何合乎逻辑但不近情的理论都是靠不住的。也是因为这样，林语堂非常不满美国年轻人对老人的冷落与忽视的境况，认为美国人喊得再有道理、讲得再有逻辑，都脱离了常识，那也就必然会失去正确性。

还有那种建立于常识性、但不一定讲究逻辑的英式幽默感，也是林语堂所欣赏的。比如维多利亚女王最后的遗言就是如此：当她极刑已到，这位曾经的大英帝国统治者并没有留下那些看上去多有思想的话，而只是简单地说她已尽力而为了。但也就这短短的话里却包含了逻辑所不能阐释的深刻思想，因为这非常充分地说明和肯定人的局限性与悲剧性，才能有知足与谦逊的性格产生，才真正符合人生的常识。所以，林语堂称英国这位女王有健全的热情，具有人情味的智慧，是一种最好的幽默精神。

英国人不讲究逻辑性，还呈现在他们的“自信”上面。英国人到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讲别国话，而只说自己的英文，他们流行的一句话是：当你在罗马旅行，要像在家里时那样去做事。林语堂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中评价说：“这是一件最不合逻辑的事情，可是结果却又变成了最正确的事情，现在英语无疑地已成为国际语了。”所以，有时逻辑越正确，它往往越不符合常识与真理，因为常识与真理告诉我们，世界是不完美的，也是无所谓完全正确的，天地之谜谁又能真正解开，以有限之人生如何能够理解无限广大的宇宙？从这意义上来看，中国的老子说得好：知为不知，不知而为知。

现代人的最大毛病表现在过于相信理智与逻辑，坚信只要人类努力就可以最终解决一切问题，于是他们走上了一条错误的道路，一条盲目无知的道路，即追求与迷恋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神话。比如克隆动物，在逻辑上和学理上、在实践中都是可以做到的，但在常识上却是不合情理的，是非自然的，当然它就是不可行的。还有社会现象中出现的女性男性化，新一代男女的不婚不育情况也是这样，它也比较迎合当下女权主义建构的理论学说，但却违背了自然规律及其常识，那就必然是人类的一种异化表现。现代文化中出现将思想和智能看得高于常识，更高于一切，这是远离真理、也是相当荒唐可笑的。

对此，林语堂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中针锋相对的写道：“行动而没有思想也许是愚蠢的，而行动没有常识结果却常常是悲惨的。一个具有健全常识的民族并不是一个不会思想的民族，而是一个把它的思想归纳到生活的本能那里，使它们和谐相处的民族。这一类的思想从生活的本能方面获益，可是永不会跟它相反。思想过度会使人类趋于毁灭。”这段警告人类的话说得太好了，它击中了那些现代“思想者”的弱点，那就是通过各种努力他们确实获得了某些思想，但又止步于思想本身，过于相信与依赖思想的力量，久而久之却被思想的蚕丝严密地束缚住了，于是就失了思想的常识化与通透的明亮性。只要我们纵观那些擅于思想的现代人，包括许多所谓伟大的思想者，他们那痛苦的人生旅程与缺乏明透人生智慧的思想，这一点就非常明显了。真正伟大的思想恐怕不是表现在困惑、苦恼、焦虑与冲突，而是蕴含明亮、通透、宁静以及和谐。这就好比让天上的乌云苦恼着的思想者，只有当他感受到乌云之上那一片灿烂的阳光之时，他才是真正拥有智慧的人。

林语堂在谈到历史学家汤因比时，和很多佩服他高深学问与严谨逻辑的人不同，而是推崇他建立在常识之上的那种宗教感。汤恩比经常随身携带着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与巴斯葛的《思想》，这种行为表现颇让林语堂佩服、甚至兴奋。因为这两本书是探讨人生的，知道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不能以有涯以治无涯，于是发出深痛之哀鸣。林语堂在《无所不谈合集》中说：“大概汤因比分出理智主义，及超理智主义。单相信理智主义的人，对于超理智主义，根本不会了解。这是汤因比之思想见解过人之处。讲到这个时候，我们相视莫逆，而有曲高和寡之叹。”对林语堂来说，只遵循理智主义而不肯定超越其上神秘的东西，那是不合适的、不会正确的。

英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罗素是林语堂最钦佩的。这也是由于罗素不去多谈常识以外的所谓思想，更不过于相信理念与逻辑，而是紧紧贴近生活本身，从生活与人生中体悟思想和智慧的光艺。在这方面，林语堂与罗素颇有许多相像之处。

其一，对人生的热情关注及其热爱之情。林语堂曾说他一向拿人生做课本，并将人生称为“美好的人生”；而罗素亦不断地述说人生，也用“美好的人生”这一语句表达他对人生的爱恋。他甚至还在其著作《自由之路》说：“无论一种人生如何美好，总还可以想象出更美好的人生。”(www.xing528.com)

其二，生活态度的接近。林语堂倡导“努力工作，尽情享受”，而罗素则说人生要学会“努力与放弃”，他在其著作《幸福之路》说：“必须保持中庸之道的原因之一，乃是考虑到保持努力与放弃的平衡的需要。两者都有极端的提倡者。提倡放弃说的是一些圣徒和神秘主义者；提倡努力说的是效率专家和强壮的基督徒，这两个对立的学派各有部分真理，然而并不是全部真理。”这种契合人生常识的正确性，必然克服理论上的所谓正确性。

其三，都推崇闲适的生活的艺术。林语堂曾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专门用《悠闲的重要》一章来详述“悠闲”问题，其中有这样的话：“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而林语堂的人生观和文学观都离不开“闲适”这一核心概念。罗素也写过《悠闲颂》一文，而其中的观点也与林语堂相近，甚至有些说法好似如出一辙，他在《幸福之路》中说道：“对于文明来说，闲暇是不可或缺的”“必须承认，明智地利用空暇时间是文明与教育的成果”“一个人如没有充分的闲暇，就和许多美好的事物无缘。”这里，关于闲适的观点，林语堂与罗素是多么切近，只是他比罗素更强化了闲适的内涵、价值、意义和诗意罢了。与闲适相关的还有从容的风度，这在英国人与中国人是一样的。林语堂认为英国人的动人处之一，即孤寂之动人，是一人独坐而显出舒服的样子，这也是林语堂由衷地赞美萧伯纳来中国上海时坐在炉边的雍容娴雅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批评美国人如机械般地生活，批评美国文章好分短的段落，如肉丁之短小，不似絮语式的英国文章那样好分长段，味道来得纯厚些，气势也较充足些，读起来非常过瘾，因为他们根本理解不了闲适之伟大；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在英国散文中更喜爱乔索一派，因为乔索不似培根之过于说理，而是注重散逸自然、轻柔和缓、如行云流水一样的闲谈风格。

其四，都注重自然和人生的和谐问题。林语堂传统文化思想的一个中心词就是与大自然的和谐，他甚至在《生活的艺术》中说：“常和大自然的伟大为伍，当真可以使人的心境渐渐也成为伟大。”罗素亦写过《自然与人生》，其中说：“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而非与自然相对立之物。”

除了这些还有关于自由的理解，性爱的意识，仁慈的看法，林语堂都与罗素观点相近，都包含着对常识的信任和对生活的智慧见解。像这些内容往往都没有高深的理论，也不是遥远难及，它们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最近，触手可及，理解了这些常识，人生就不会在思想中迷失了方向。

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思想是用肚子而不是用脑袋的，如“肝肠寸断”、“胸有成竹”、“肚量”、“满腹经纶”、“胸中有万卷书”、“打腹稿”、“愁肠百结”、“心胸开阔”和“体味”等都是这样，而英国人则是用皮肤去思想，这就培育了两国人敏锐的直觉、感悟和品味能力，也养成了他们在心性上重视常识和人生的伟大智慧，这是那种逻辑推论所难以办到的。只是中国人用肚子比英国人用皮肤思想更内在化一点，因此，中国人比英国人更智慧、更敏捷、也更细腻。

在用准科学公式的分析中，林语堂给英国人的定位是：现实三，梦想二，幽默二，敏感一；而给中国人的定位是：现实四，梦想一，幽默三，敏感三。由此可见，这两个国家的“现实感”都特别强，而中国人的敏感程度则远远高出英国人。

林语堂还在《英国人与中国人》中指出英国与中国的最大分别，以及英国文化的缺失之处，他说：“英国文化更富于丈夫气，中国文化更富于女性的机智。中国从英国学到一点丈夫气总是好的，英国从中国多学一点对生活的艺术以及人生的缓和与了解，也是好的。一种文化的真正试验并不是你能够怎样去征服和屠杀，而是你怎样从人生获得最大的乐趣。至于这种简朴的和平艺术，例如养雀鸟，植兰花，煮香菇以及在简单的环境中能够快乐，西方还有许多东西要向中国求教呢。”

综上所述，林语堂是一个广大的存在，他不像许多中国近代知识分子那样，更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而对外国文化较为隔膜；也不似有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主要留学于日本，于是对西方文化的认识与吸收是通过日本这个中介，或从书本学习中得到的。林语堂对东西方文化是有着直接而长久的感性经验与理性思索的，或者说他与东西方文化之语境是融合为一体的。这就为林语堂独特的文化观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所以，研究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不研究林语堂就是一个不可估价的重大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