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足于关怀救人的呼唤

林语堂的基督教文化思想，立足点在于“救人”。他把近代历史形象地比喻成一艘无人驾驶的“鬼船”，在苍茫的大海上顾自航行，船上有人会问从何处而来向何处去。他在《信仰之旅》一书中写道：“我和那些自信在天堂上已有定座的人们不起共鸣，我只是对那些问及‘在此航行中我们到哪里去的人说话？’。在每一条航线上，都有些旅客，为求心安，认为有必要先看看船上的测程仪，并找出他们的船所在的正确经纬度。我是对这类人说话。”“鬼船的乘客”，是林语堂对现代人精神处境的形象描述。《信仰之旅》说：“只有把个体置于绝境中才更觉生命的弱小，更体会到生命的无根基性，只有在与绝望的生死搏斗中才更渴望永生，更渴望上帝。这时与上帝的关联才会使人不再孤独。”林语堂指出，任何一种宗教都是为了解除人的孤独感，而上帝则是让他最愿意接近的，因为他认为“耶稣的世界中包含有力量及其某些其他的东西——绝对明朗的光，没有孔子的自制，佛的心智的分析，或庄子的神秘主义……如果一切大真理都是简单的，我们现在是站在一个简单真理的面前，而这真理，包含有一切人类发展原则的种子”，获知来自上帝的启示，人不再于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感到孤独，不再恐惧惊涛骇浪的历程，不再有惶惑不安的心理，他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根基，于是他“得救”了。“救人”的上帝其意义在人身处深渊时分外鲜明而通达。

林语堂在谈论上帝的“救人”意义时，是有两个前提的。其一，将人置于“鬼船”即深渊之中，消解了经验、理性等使人的灵魂不受怀疑主义与悲观主义侵袭的保护层。其二，把人从群体与历史中剥离出来，让他独自承担自己的命运；这样，信仰就是个人在生存论上的决断。林语堂的信仰言说从本质上看，是关于人的存在性的言说，这在二十世纪中国大陆自是大音希声。

林语堂指明，人类信仰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佛教等，是人性的组成部分。就像上帝赐予了人求生的本能、繁殖的本能一样，赐予了人追求自我完善的神性。《信仰之旅》写道：“我们在这里面对着一种宇宙的奇怪的事实。即是人有纯洁的、神圣的、想为善的愿望，而人爱人及帮助别人是不需要解释的决定的事实。人努力趋向善，而觉得内心有一种力量逼他去完成自己，差不多像鲜鱼本能地要到上游产卵一样。”(www.xing528.com)

针对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林语堂维护着上帝在人类生活中的“在场”。他以两个事例来论证自己的这个观点：一是二次大战后出现的道德空隙，即用林语堂的话：“缺乏值得为它而活、为它而战的可信、善良、新颖的东西，而造成了‘垮掉的一代’”；二是莫斯科在奉为偶像的领袖走下神坛后，人们的精神生活陷入的空缺虚无。这两个事例说明人在任何时候都需要安身立命之本的。《信仰之旅》说：“‘安身’是指个体在尘世的行为定向；‘立命，是指个体灵魂的价值取向。若‘立命’是欲寻求某种值得人倾心乃至献身的精神境界，那么，‘安身’便是人在现世对此境界的逼近、实施与兑现。”也就是说，人在天地之间必须确立一个精神向度，以此作为一切活动的目标。亚圣孟子概括的人生三种境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是个体灵魂的精神取向，是个体认同并甘愿为之奉献一切的那个“上帝”。一旦“上帝”不在场，精神取向失去了方向，就像失去了力的磁场，精神错乱、道德空隙、价值虚无会随之而来。但是“立命”的境界有高有低，生存需求、个人私欲、群体利益以及它们的种种化身都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向度。而在林语堂看来，只有对“上帝”的信仰才能保护人不受虚无以及悲观主义的侵袭，因为他的“上帝”象征着人的至善意向，是对价值意义的终极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