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的审视与探究

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作品中，设计了“一个准科学公式”对各国人进行评析。林语堂制定的几个标准为：现实、梦想、幽默和敏感。因此，在他笔下对中国人和日本人得出了这样评价：

中国人：现实四，梦想一，幽默三，敏感四。

日本人：现实二，梦想三，幽默一，敏感一。

从林语堂的结论可以看出，中国是一个注重现实的民族；中华民族极富幽默感而又敏感，但非常缺乏梦想。而日本则是一个偏重梦想的民族，但脱离现实，又极度缺乏幽默感与敏感。这样看来，日本人许多不可理喻的行为方式就可以得到合理的解释。如只有弹丸之地与身为蕞尔小国，日本人竟能产生不可思议、又荒唐可笑的想法：全面发动对中国以及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林语堂于1938年时撰写了《日本必败论》的文章，文中从军事、政治、经济、外交与心理等诸多方面事实进行分析，但其基本前提却仍然为：日本人有着脱离现实、过度寄托梦想的缺陷，即“非现实的梦想性格”。很显然，要让一条小蛇吞下一头大象是极为不现实的。

但日本人有其值得钦佩的方面。日本人的雄心壮志、严格的纪律、合作团结精神、高超的组织才能、敬业的工作态度、精湛的模仿能力和勇敢拼搏的精神，这也是林语堂所欣赏的。也正是具有这些性格长处，才使得日本挤进世界一流强国，为其他国家不敢小视。在这几个方面，林语堂认为中国人相形见绌、不能同语。换句话说，对比日本人这些特点，中国人往往表现得相反，这也是为什么偌大的一个中国却被小小的日本侵略的原因。

林语堂又指出，日本人的长处还表现于文学艺术上。有意思的是，日本人虽然行为上十分严肃，非常没有幽默感，也谈不上可爱，但在文化艺术上却呈现出幽默的格调、细腻的感情与简朴的意蕴。例如卡通、随笔、书法、绘画、莳花、木刻和建筑等等，都有了中国人所表现的幽默感与细腻精美的情思。林语堂在《中国人与日本人》一文中说：“一个最令我大惑不解的现象，便是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幽默感的歧异。在艺术及其文学方面，日本人显出很优秀的幽默感，他们有一种独出心裁的幽默文学（如‘理发店闲谈’及‘浴室闲谈’）。这种文学，即使不能胜过中国人的幽默，至少也能够跟它相比。然而，在行动和民族生活上，日本人似乎难免跟不懂幽默的德国人相似——他们都是拙劣的，笨重的，愚蠢地跟逻辑相合，而且不可救药地官僚化起来。”只是一个房间布置，日本人就显出朴素雅致的寓意，这好似中国人“窗明几净”的格局，如那些不加油漆的木器被主人擦拭得一尘不染，就是最好的例子。

对此，林语堂给予高度的评价，他在《中国人与日本人》文章中说： “当日本人能够这样优美地了解，感觉，以及表现出我们心中的情感时，我怎能够不对日本人的艺术意识和诗意感到钦佩呢？”林语堂还进一步指出，日本文化艺术上的最显著之处是过于“小”和“轻”：“他们也许要比任何的国家更为了解小型的，细小的，轻的，极小的东西的美点，可是我仍旧要在他们的艺术里找寻一种对神秘的深邃和伟大的感想。”当然，日本人对精巧之爱也是一种癖好，这就是为什么林语堂在《讽颂集》中说：“许多日本人的东西是可爱的，而很少是美丽的……日本据我的一般印象看来，一切都是像他们的木屋那样轻浮而不稳固。”

还有，能够说明林语堂对日本文化怀有敬意的例子，是他和川端康成交往中建立的友情。亚洲作家会议在台北市召开时，作为笔会会长的林语堂担任会议主席团主席，负责主持这次大会。为了邀请川端康成出席会议，林语堂派作家王蓝和李嘉二人特意到东京登门拜访。川端康成欣然同意参加，使会议增添生色。川端康成在大会上做了题为《源氏物语与芭蕉》的精彩演讲，畅谈日本文学所受中国文学的影响。在韩国首尔召开第37届国际笔会时，林语堂又与川端康成重逢，并有了深入的交流。著名学者施建伟在他撰写的《林语堂传》中描述：“在三十七届国际笔会期间，林语堂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在一起时，两人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似乎已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可以看出，作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人物端康成，在林语堂心目中所处的位置。

其实，更多的表现是林语堂对日本文化及日本人的批判。首先，林语堂指出日本人最大的短处是不明理，也没有思想可言，在这方面他们远远不能与中国人相提并论。在悠久的历史上，中国涌现了大量的思想家，而日本却寥若晨星，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这是很可惜的。中国人明理知情，例如到了两人打架时，经常会说的一句话不外乎是问你“讲理不讲理”，让其他人评说是非也是看双方到底“讲理不讲理”。(www.xing528.com)

日本人不是这样，他没有理可说，完全是一种傲然的自满主义者。在日本人看来，其他国家和人民都是愚笨、弱者和劣等，而只有大和民族才是最优良的种族。日本的好战和狂热都是不明理的，凡是明理的人都不会这样做。从日本在外交方面、在对中国与亚洲人民的“傲然”态度方面，就可以清楚地理解这一点。日本人对俄国、对英国、对美国在外交上基本都是采取一种傲慢的态度，那是一种“日本高于一切”的挑战式的外交方式。对各国人民也是这样。鲁迅和郁达夫等人也怀着痛恨的心情批判日本人无知式的傲慢，尤其批判有些日本人对中国人的轻蔑。如果一个国家民族对其他国家民族不能持有平等和敬重的态度，而是自以为是、妄自尊大，那不仅是不明理的，是无知的，也是极其危险的。比如日本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反日情绪采取的态度。不是和平与善意，而是抢劫、奸污与屠杀，将婴儿用刀尖挑死，将妇女强奸，将俘虏浇上汽油烧死，因为他们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把中国人吓倒，放弃抵抗。

实际上，林语堂谈的这种不明理思想行为，是由于不懂天地之道。其行为相当无知。他在《讽颂集》中说：“他们没有明白，有些东西即便是炮舰或轰炸机也不能消灭的，他们跟反日情绪斗争时，不啻跟自然的动力和反动力斗争，跟自然斗争是愚蠢的。甚至大炮也不能跟自然斗争……结果是日本在中国所成就的正跟她所要做的相反……日本的进步主义分子当然看到这种‘跨在虎背’，趾高气扬，向着毁灭前进的愚蠢。”因为缺失明理，所以日本人就不会思想，亦必然缺乏圆熟、机智与自我批判的精神，这也是为什么日本变成了一个好战的法西斯民族国家。现代以来的日本尽管经济发展起来了，但还是难以摆脱其思想文化危机的命运。

林语堂还非常形象地比喻日本是踏着“鹅步”的国家。虽然现在国家实力走到世界的前列，但那样太累了；而且如果只用这种“鹅步”的步伐而不用思想那也是非常危险的。试想，当把现代的、科学的与军事的利器，放在那些富有团结精神，崇尚勇武与忠诚，却没有什么思想而是走着“鹅步”的岛国人手里，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这样的岛国文化，有其不可否认的长处，如忧患意识、集体主义精神与勇敢品格。但也有相当突出的弱点，其中最为明显的就是狭隘的眼光与利己主义。在林语堂看来，日本人就是如此，他不具备中国人的广大眼光，也没有中国人的和平主义。因为广大的眼光是能够观察到别人优点的，而不是仅仅看到自己的优势；因为和平主义不是好斗与好战的，而是以和谐为追求的理想。林语堂曾写过《广田和孩子》一文，通过父子对话非常形象生动地显示了日本人的狡猾、自私与虚伪，也反映出日本人那种强烈的利己主义思想，还呈现了日本人狭隘的教育观。

林语堂还谈道，日本人性格中最缺失的一面，近日一直支配着日本，所以日本才有战争的灾难。日本全面入侵中国，结果只能与其愿望截然相反。日本进步人士当然看到了这种“跨在虎背”上的趾高气扬，必然向着毁灭走去的愚蠢。所以，对日本来说，更安稳的结果也许会由较温和的方法才能获得成功。另外，对日本来讲，只有文治派领袖执政并制约军人，才可以想象中日两国的接近以及关系的和平。如果这一点做不到，即使是世界上最佳的战争机构，也难以将日本从毁灭中拯救出来。

总而言之，林语堂深刻而全面地分析了日本人和日本文化。他尖锐的批判远远超过赞美的语调，尤其是把日本人“鹅步”和“短小”的形象做了概括性的比喻，其中不乏有些嘲弄和讽刺的意味。也可以这样讲，在所有国家中林语堂可能最不喜欢的就是日本人，也不太欣赏岛国文化。相反，他对中国人却满含着热爱与深情，阐扬中国人的美德：广大、明理、幽默、自由、和平、民主、智慧与可爱，并将这些优点和精神不遗余力地介绍给欧美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长期以来林语堂研究在中国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对他的评价也不太高，反而误解和批评之声不断。相反，日本却给了林语堂较高的评价。一个最耐人寻味的事实是，日本很早就将林语堂全集出版，并且对他给予高度的评价。比如，据学者彭歌在《林语堂、笔会与东西文化交流》一文中说道：曾翻译《京华烟云》的日本学者佐藤亮一高度赞扬林语堂的作品是“优美绝伦”，在翻译过程中还常常被作品中人物悲惨命运感动得流下热泪。佐藤亮一还说：“我们日本人在使用文字方面，得益于中国人的太多太多了。”而在中国，林语堂的作品只有一部分为人熟知，时至今日也只出版了林语堂名著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