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发展与重建

中国文化，事实上是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因此，它才能不断丰富自身的内蕴和持续获得强大的生命力。只是到了近代，西方列强凭借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大门后，才触动了中国文化的自在状态，使其发展方向发生了改变。此后，国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出现两极分化趋势，或是批判、甚至否定或是坚守、甚至迷恋。对中国新文化的建设也是这样：一是以西方文化价值为参照标准构建中国新文化，二是以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重建中国现代文化。前者以鲁迅、郭沫若、胡风等人为代表，后者以辜鸿铭、梁漱溟等为代表。林语堂与两者不同，他突破了中西文化二元对立模式，提出了“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新模式。于是，中国传统文化成为文化重建的基石。

文学理论家唐弢，在他的文章《林语堂论》中曾这样批评林语堂：“他谈儒家，谈道家，谈中国文化，我总觉得隔着一点什么，好像在原来事物的表面涂上一层釉彩似的。这是什么釉彩呢？我为此苦苦思索。……原来林语堂先生也和胡适一样，是用西方的眼睛来看中国人、看中国文化、看中国的儒家和道家的，但他用的不是一般西洋人的眼睛，而是西洋传教士的眼睛。这便使他和现代资产阶级分开来，多少带点封建的气味，纵然怀有同情，却仍十分隔膜。”厦门大学教授周宁在他的著作《幻想与真实——从文学批评到文化批判》中这样评价：“说林语堂带着西洋传教士的眼睛，只涉及问题的一面；另一面，林语堂还有中国国粹主义的眼睛。同乡辜鸿铭拖着长辫子的身影有时隐隐约约会成为他神往的榜样。”两位学者的视角与感悟不无道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都指出了林语堂对待中西文化有着与众不同的眼光。不过，他们的语气是些许批评，而非理解与赞赏。学者王兆胜观点却很受启发，他认为，林语堂用“西方”与“中国”两副眼光在不断变化中考究中西文化，正说明其文化思想的“动态性”和“多元 化”，而不是静止的和一元式的；因为缺失“互文性”的文化交流，对于不同性质和复杂结构的文化来说，往往有些封闭和盲目。

林语堂曾指出，由于面对的读者群体不同，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同，他在向中国和西方谈中西文化的内容、方法时都相应改变。他在1932年春于牛津大学和平会演讲时说：“东方文明，余素抨击最烈，至今仍主张非根本改革国民懦弱委顿之根性，优柔寡断之风度，敷衍逶迤之哲学，而易以西方励进奋斗之精神不可。然一到国外，不期然引起心理作用，昔日抨击者一变为宣传者。宛然以我国之荣辱为个人之荣辱，处处愿为此东亚病夫作辩护。”他还说：“吾知吾若生为欧人，对中国画中人物，亦必发生思恋。然一返国，则又起异样感触，始知东方美人，固一麻子也，远视固体态苗条，近睹则百孔千疮，此又一回国感想也。”

对于此方面，林语堂的很多著作中也有所体现。作为一个中国人，当林语堂面对中国读者和外国读者谈文化时，他的心情当然是不同的。不过，也不能过多夸大情感的因素；而应更多思考传播艺术、文化前理解与文化认同的深度，对林语堂的影响等问题。四川大学教授赵毅衡在他的《林语堂与诺贝尔奖》文章中提到林语堂在美国的一次演讲：“林语堂完全明白应当如何对付西方读者——在开始写小说之前就懂。1936年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哥伦比亚大学邀请三位美国名人，加三个中国名人陶行知、胡秋原、林语堂对公众演讲此事。其他人侃侃而谈，林语堂发言，却大讲Chang是张，Chiang是蒋，并非一家子；抓人的是Chang，被抓的是Chiang。一句话，首先弄准听众并非中国问题专家。其结果，听众对林语堂的反应最热烈。”

对于林语堂中英文著作的不可译情况，赵毅衡教授也提出很好的意见：“林的中文好到无法翻成英文，他的英文也好到无法翻成中文，两者都已是炉火纯青，‘缺少可译性’，是文之至美。林语堂的中文散文，绝对不会写成《生活的艺术》文字的延绵连环，他的英文传记、小说，也不能与《脸与法制》文字的简约并置。”由于这不仅是个技术方面的问题，事实上还涉及文化的隔膜与理解的困境，也呈现出林语堂以变化着的眼光看问题，特别是中西文化问题时的重要性。我们很难设想一个受制于国别与文化的人，能游刃在不同的文化间进行转译与置换，更何况是主动地注入主观意识和现代意识。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自序》曾坦言自己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我也想以一个现代人的立场说话，而不仅以中国人的立场说话为满足，我不想仅仅替古人做一个虔诚的移译者，而想把我自己所吸收到我现代脑筋里的东西表现出来。这种方法当然有缺点，但是从大体上说来，确能使这工作比较诚实一些。因此，一切取舍都是根据于我个人的见解。”(www.xing528.com)

如果理解了这些情况，就不会轻易批评和否定林语堂对中国文化所采用的“西方”甚至带着传教士眼光。正因为如此，才可能是林语堂的独特之处与价值所在。

在林语堂的文化标准上，除了青年时一段时间的欧化倾向外，整体上是将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包括东西方各国文化）作比较研究与理解，任何一方的文化都不是标准与目的。换句话说，并不因西方物质方面的先进就认同其文化的优越，于是盲目顺从；其实林语堂批评美国文化的地方特别多，有时还非常严厉。也不因中国文化历史悠久、辉煌灿烂，就像新儒家主张意欲回到中国文化的传统当中去。林语堂是将东西两种文化（包括各国文化）作为重构世界文化的元素来看待。他主张各国文化应互相取长补短，依人类的共同理想来整合出一个全新的文化。所以，林语堂很少孤立地谈论一种文化，往往总是将其放入世界理想文化的坐标上，与其他各国文化进行相互对比，期望在人类共通的价值标准下，看到其独特性与价值所在。

如他在《论东西文化与心理建设》文章中明确表示：“中国近年也屡见复古的思潮……更需要对于儒道释有真知灼见的学识。……尤其要与西方比较之下，权其轻重，知其利弊，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得一哲学条理。”“发明新知，使古今中外互相印证，这样做法，然后可以融会贯通，自由 自在，书为我用，我不为书用，收古今中外为我注脚。”林语堂这种中正的文化思想在其他中国文学家中很难发现。

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日益频繁，世界各民族文化的特长和缺失也渐渐显现出来；而人类共同的命运和文化担当变得更为一致，我们有各种理由相信：多元文化之间的取长补短与融会贯通是一个最佳的方案，而林语堂的文化思想也承载着极其重要的时代意义。当然，强调各国文化之间的多元融会贯通，并不等于说要取消其自身的个性特质，使之变得千篇一律。而是要坚持“和而不同”原则中保持着相互参照、借鉴和共同发展。就如一场大型的演奏会，各种乐器各有特点，互补互通，相互融合，共同演奏出欢乐的乐章。问题的所在，是凭林语堂“两脚”踏“东西文化”、以“一心”评说“宇宙”文章精髓；其中宽阔与灵透的心灵至关重要。而这“一心”也正是中国文化的精神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