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提炼与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而精深、复杂而深邃。由于家庭出身、学识经历以及性情倾向的差别，所以每个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阐释也不尽相同，有时有很大差别。如鲁迅从专制主义的视角观察中国传统文化，于是在他的文章《灯下漫笔》中得出“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结论。又如泰戈尔则从正面肯定中国文化精神，他评价：“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民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近代国学大师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著作中指出，中国文化的精神可以用“温良”来概括：“它是心灵与理智的和谐。如果说中华民族之精神是一种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么，民族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国人心灵与理智的完美谐和。”“这种能使我们洞悉物象内在生命的安详恬静、如沐天恩的心境便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便是中国人的精神。”围棋大师吴清源在其著作《中的精神》提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中和”，他阐释道：“在古代的中国，中和也是最得到提倡的一个理念。中国字是‘中和’。所谓‘中’，在阴阳思想中，既不是阴也不是阳，应该是无形的东西。无形的‘中’，成形的时候表现出来的就是‘和’。所谓‘道’，这也是法则，是无形的。成形时候的表现形式就是‘德’。”由此，他提出二十一世纪的围棋理想人生为“宇宙之中和”的理念。林语堂青年时曾和鲁迅等人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相接近，但中年以后开始逐渐趋向辜鸿铭等人的文化立场，即阐扬中国文化精神的伟大。

青年时代的林语堂，基本是以社会政治的视角、掺杂进化论的思想来观察中国传统文化，所以得出中国文化的腐朽、昏聩与驯顺等结论。中老年的他则转为从文化、人生、生命以及审美的视角，从生存本体论的视角来对待中国文化。所以，中国文化就带有了美好的情愫与灿烂的光辉。而在这里面，林语堂的“生活”与“艺术”成了关键词，是他推崇中国文化的精神旨归。将这两个词放到一起，就是“生活的艺术”，成了林语堂中国文化思想的精神浓缩。所以，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一书中直言：“今天我们所有的哲学是一种远离人生的哲学，它差不多已经自认没有教导我们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智慧的意旨，这种哲学实在早已丧失了我们所认为是哲学的精英对人生切己的感受、对生活的知悉。”林语堂在《真正的威胁——观念，不是炸弹》文章中说道：“人生的目的就是为了自己生活，这是多么明显的事实，我们简直从没有想到过，而且和平的时期中我们有时竟会对它发生怀疑。”《生活的艺术》中还表示：“我并不读哲学而只直接拿人生当作课本。”“如果有一种社会哲学不把个人的生活幸福认为文明的最后目标，那么这种哲学理论是一个病态的，是不平衡的心智的产物。”在此“生活”与“人生”被当作衡量的根本性标尺。此外，所有的生活与人生内容都被林语堂植入了“艺术”的内容，如读书的艺术、写作的艺术、思想的艺术等等，最后都归整为“生活的艺术”。如他在《生活的艺术》中这样发挥说：“安睡眠床艺术的重要性，能感觉的人至今甚少。这是很令人惊异的。我的意见以为：世上所有的重要发明，不论科学的或哲学的，其中十有九桩都是科学家或哲学家，在清晨二点到五点之间，蜷卧于床上时所忽然得到的。”“艺术”一词犹如点石成金术，林语堂用“艺术”将中国文化进行了内容上的“提纯”与精神上的“升华”，表面上似乎平凡无奇的中国传统文化赋予了精神灵魂。需要指出的是，“生活的艺术”并非林语堂首创，之前已经在周作人那里形成了一个重要概念。不过周作人没有进一步阐发，没有像林语堂那样将它发扬光大，更没有在高度上使“生活的艺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了崭新的精神内涵和价值意义。

将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与辜鸿铭的“温良”相对比，两者有共通点，都欣赏中国传统文化中呈现的优雅举止、简朴生活、和谐心灵以及泰然的天性。但总体来说，林语堂更注重自由、快乐、幽默、闲适和趣味等，从而加重了物质主义、游戏人生等成分的比重，也洋溢着西方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的精神气韵。倘若说，辜鸿铭是一位以儒家思想为精神中枢的温良形象；那么，林语堂则是一位道家和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形象，他表现出外冷内热、超凡脱俗、闲情逸致、俯仰天地的气质。

其一，关于快乐与享受的问题。林语堂在《抵美印象》文章中说：“我常说最能叫你享福的文化，便是最美好的文化。”他承认自己是一个快乐主义者或者享乐主义者。他在《吾国与吾民》中说：“所谓人生的快乐者，不过为官觉、饮食、男女、园庭、友谊的问题。这就是人生本质的归属。”林语堂甚至公开自己的想法，希望变成一只真正的猪，因为猪的生活实在是舒服。林语堂晚年时，长女林如斯自杀身亡使得他悲痛欲绝。当别人问他人活着的意义？林语堂竟含泪回答：“活着要快乐。”可以看出，林语堂这里的“快乐”和“享受”，既有现实的要求又有理想的意义，既有物质方面的又有精神方面的，既体现艺术性又承载目的性。它是林语堂“生活的艺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其二，“自由”，是林语堂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提纯出来的因子，也是他“生活的艺术”中最重要的内容。很多人以西方“自由”的标准来批判甚至否定中国的“自由”，指出在中国文化中没有多少自由的成分，而其具有的只是专制、压迫和异化；如果有一些自由，至多也是一种无奈和消极的自由，没有积极自由可言。从这些人的标准上看，这一说法似乎有些道理，但它最大的问题是偏于机械论与概念化导向。他们往往以西方的“自由”标准来框定和套用过来。林语堂在《中国人与日本人》文章中则认为：“事实上中国人是我所知的人类中，生活之道最为自由的民族——最自由是因为他们最能随遇而安。”“只有尊重人类自由的梦想，只有恢复人类生活权利的重要性和价值，才能避免损害时代文明的威胁。我现在更相信那个拒绝舍弃一寸自由的伟大流浪者才是世界的救主。”林语堂还在《从辜鸿铭说起谈萨尔忒》文章中表示，他服膺伏尔泰的话：“我不赞成你的话，但我至死也拥护你意见不同的权利。”这是关于“自由”的深刻理解。实际上，林语堂所提到中国文化中的“自由”更多归于心灵、精神与天性，是中国人所推崇的“随遇而安”的状态，一种应对天地自然、生命与命运的“超脱”。况且，这种“自由”不是消极的，而是相当合理的、积极的，因为他们更加关注人生。就像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中描述陶渊明的积极人生态度一样。(www.xing528.com)

其三，幽默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幽默”一词是林语堂引进的词汇，也是他文化观中一个特殊元素与标识。时人称他为中国的“幽默大师”。对于一些否认中国有幽默的说法，林语堂加以批判，他在著作《中国人》中说道：“这个问题无异于阿拉伯商队问人：‘撒哈拉沙漠里有沙子吗？’真奇怪，一个人对一个国家竟如此不甚了了。……如果说我们刚才讨论的中华民族的特点——具有庸见、宽容、知足常乐和超脱老滑——确实存在的话，那么在中国就不会没有幽默，……然而中国人的幽默多见于行为，少见于口头。……幽默在中国小说中确实俯拾皆是。”林语堂将“幽默”看成人生的部分，《论幽默》文章中描绘道“对人之智慧本身发生疑惑，处处发见人类的愚笨，矛盾偏执，自大，幽默也就跟着出现”，“幽默只是一种从容不迫达观的态度”“到第一等头脑如庄生出现，遂有纵横议论裨阖人世之幽默思想及幽默文章，所以庄生可称为中国之幽默始祖”。另外，林语堂充分认可幽默对于人生的重要价值，《论幽默》文章中说：“中国若没有道家文学，中国若果真只有不幽默的儒家道统，中国诗文不知要枯燥到如何。中国人之心灵不知要苦闷到如何？”作为“生活的艺术”，有些方面可经过“自我快乐”和“自由”等来取得，但有些方面则只有通过“幽默”才能达到，因为这是一种自我解嘲与解脱的很好方式。

其四，“闲适与趣味”在中国文化中的重要作用。这可以比作盐、醋等调料的功能。表面看来它似乎没什么作用，但如果缺乏，又显出其珍贵之处。对于不懂得生活艺术的人来讲，“闲适与趣味”看起来有点多余；但从“生活的艺术”视角来看，没有“闲适与趣味”则乏味无力、毫无生气，而这也是西方不如中国的地方。所以，林语堂在他《悠闲的重要》一文中说：“我认为文化本来就是空闲的产物。所以文化的艺术就是悠闲的艺术。在中国人心目中，凡是用他的智慧来享受悠闲的人，也便是受教化最深的人。在哲学的观点上看来，劳碌和智慧似乎是根本相左的。智慧的人绝不劳碌，过于劳碌的人绝不是智慧的，善于优游岁月的人才是真正有智慧的。”“这种悠闲的生活，也必须要有一个恬静的心地和乐天旷达的观念，以及一个能尽情玩赏大自然的胸怀方能享受。”林语堂《论趣》文章中说：“我想这个趣字最好，……只这趣字，最有益身心的。”“人生必有痴，而后有成。痴各不同：或痴于财，或痴于禄，或痴于情，或痴于渔。各行其是，皆无不可。”这也是为什么中国人可观花、观景、赏月、听瀑，甚至可弹无弦之琴、目送天边的惊鸿、得意妄言与沉醉于会心的微笑之中。

可以这样说，中华民族饱经磨难、历经沧桑。封建专制主义桎梏中国人的思想。虽然人口众多资源却相对贫乏。但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华民族充满着丰富的智慧、承载上下求索的精神、具有旺盛的生命力而又向往美好而幸福的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华民族拥有着“生活的艺术”，拥有着对世间万物、对人生百态的独特看法。假若缺少了这一点，面对各种艰难困苦，面对人生的苦难，我们心中就没有了能平安自如活下去的支撑。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会出现张良、陶渊明、苏东坡、林和靖、李笠翁、袁枚式的人物，而在西方则多是内心分裂的尼采、叔本华、凡·高式的人物。林语堂文化思想中最别致的部分，是从中国文化中总结出“生活的艺术”的人生智慧，并对其进行较为深入的考察和系统的阐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