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释等文化的基本观点探析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一直以一些哲学思想流派为骨干，而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儒家、道家与佛家禅宗。所以，考察林语堂的文化观，需要探究其对于儒、道、释的基本观点。了解了这一基本看法也就大体理解了林语堂文化思想的主流。林语堂也谈到过墨家和法家等，但关注点主要还在儒、道、释上，这些基本看法在《吾国与吾民》《中国哲人的智慧》《中国印度之智慧》《信仰之旅》等一系列著作中有着广泛的表述。

（一）对墨家的赞赏

林语堂曾经称赞墨子为“宗教大师”，对其给予相当高的评价。墨子，名翟，春秋末期战国初期宋国人，创立了墨家学说。墨家在先秦时期影响非常大，与儒家并称“显学”。他提出了“兼爱”、“非攻”、“尚贤”、“尚同”、“天志”、“明鬼”、“非命”、“非乐”、“节葬”、“节用”等思想观点。以兼爱为中心，以节用、尚贤为两翼。

林语堂评价：“墨子是中国唯一的本土宗教大师……中国哲学家中，他最接近基督教教义，因为就是他一人把博爱作为社会和平的基础，表明上天同样地爱人，坚持认为神灵的存在。”林语堂认为：“堂吉诃德式的英雄主义和极端利他主义并不符合中国人的常识，所以墨子学说没有得到发扬。”从林语堂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博爱思想除了来源于基督教，还有墨子思想。

（二）对法家的变化

对于法家的观点，林语堂的文化思想轨迹中有变化的印记。法家，是中国古代推崇以法治为核心思想的重要思想流派，以富国强兵为目的。战国末期，韩非对法家思想加以总结与综合，集法家之大成。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林语堂非常赞赏法家精神，推崇法制，甚至将其放到儒家之前，这体现出林语堂依法治国的观念。林语堂借柳夫人的话说：儒也好，法也好，我只知道，欲行儒道，必先行法。欲国家有礼义廉耻，必将不礼不义不廉不耻者下狱枪毙。单谈仁义道德是无用的。人家不肯廉，无羞耻，你能奈他何？你说我是法家，我也承认，我恨儒家道德仁义之谈。柳夫人说：人家说我们中国人道德不好，我却说我们中国法律不好；法律好了，道德也就好，人家说我们苟且偷安，消沉畏葸；我说这都不是我们生成这样个坏根性，是因为没有法律保护，不得不苟且偷安，消沉畏葸。

四十年代，林语堂却将法家和法西斯放在一起，并将他看成墨子的对立面。他指出：“与墨子的兼爱学说相反，我再提一位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者商子（公元前四世纪），他的学说是活生生的极权主义的翻版。商子教导战争和农业，他教导农业是因为他相信农民是最好的士兵。他赞美战争，颂扬武力统治。他的学说的直接运用，结果就是独裁的秦国上了台，统治了整个中国。但是，在西方有足够的法西斯主义。重要的是，法西斯主义和兼爱学说在中国都已垮台，而且从来再没回过来。只有在这种精神之下，我们才能真正理解儒学。”林语堂对法家与之前有截然不同的态度，一方面与时事形势有关，之前中国是无法可依的时代，现在是整个世界被法西斯战争与强权笼罩；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林语堂对法家不同内涵的审视。另外，林语堂注意到在中国墨家、法家难行，而儒学能够深入人心，这更能说明儒家对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性，及其对林语堂的深刻影响。

（三）对儒家的重视

儒、道、释三者中，林语堂对儒家关注最多。他对儒家颇有研究，也相当重视儒家文化思想。可以这样说，林语堂是把儒家看成中国文化的主体而眷注的。尽管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场合，他给予儒家各种评判，但其中心地位、普适性与非凡的魅力始终没被否定。林语堂在其著作《中国哲人的智慧》论述道：“我认为儒家思想是具有其中心性，也可以说有其普遍性的。儒家思想的中心性与其人道精神之基本的吸引力，其本身即有非凡的力量。”林语堂指出：“儒家思想，若看做是恢复封建社会的一种政治制度，在现代政治经济的发展之前，被人目为陈旧无用，自是；若视之为人道主义文化，若视之为社会生活上基本的观点，我认为儒家思想，仍不失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生活上，仍然是一股活的力量，还会影响我们民族的立身处世之道。”林语堂还满怀深情和极为形象地做比喻：“谁若说儒学在中国已死，就等于说一个母亲对她子女的爱心是可以死的。”可以看出，欲否认甚至剔除儒家文化思想，既是徒劳无功又是极端错误的。

林语堂深受儒家文化思想的熏染，这集中表现在社会、道德、性情、人生智慧等各个方面，也可以说是在社会关系中怎样做人、怎样快乐以及怎样幸福的法则。进一步说，儒家文化思想使林语堂获得了如何做一位有理性、有良知、有教养和有情趣的大丈夫的智慧，如仁义、诚信、中庸、和平、优雅、浩然正气、蔼然可亲、幽默、乐天等等特点最具代表性。儒家智慧犹如中国文化中的“规矩”，它给予林语堂的世界和人生以“方圆”，一个能够经过自己的奋斗达到的高度和境界。

“仁”，是儒学中最重要概念之一，处于儒学理论的核心地位。林语堂在《孔子的智慧》一书中对“仁”重新进行了阐释。

其一，林语堂指出“仁”是一种心境，是人们所“追寻”和所“获得”心境宁静的感受。他认为：孔子哲学思想精义，就是他认定的“人的标准是人”。如果个人准备“修身”，最佳的方法就是顺乎其本性的善而坚持力行。这就是儒学思想的精义。孔子常常把这个仁字描绘成一种心境，曾说明“仁”即“爱人”，因此仁的本义应当是其纯乎本然的状态。将这种近乎人情的“仁”用于德行方面，从平易平凡的程度着手。儒家有合乎人情的精神，才产生出以人作为人的准则这个道理。林语堂认为，孔子所提及的“仁”，不仅是实践经验和智慧结晶，包含了经验认识的成果，而且还是一种内在的情理，是确切的估量人的价值用来研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人伦），以确定有理性的人的行为（即做人）准则。

其二，林语堂指出“仁”是人道与人性发展到圆满的理想境界。他在《吾国与吾民》著作中写道：“正是这种对于生活的本能的信仰，给予我们一种浓厚的庸常意识，不屑于万花筒般的大千世界以及智慧的烦恼。它使我们能够沉着地、完整地看待生活，并维系固有的价值观念。它也教会了我们一些简单的智慧，比如尊敬老人、享受世俗生活的乐趣、承认生活、忍耐、勤劳、节俭、敦厚与和平主义。它使我们不至于发展一种异想天开的理论，不至于成为自己智慧的奴隶。它给予我们一种价值观，教会我们同时接受生活给予我们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它告诉人们无论如何只有人类的幸福才是一切知识的最终目标。于是我们得以在命运的浮沉中调整自己，欣欣然生活在这个行星之上。”在林语堂看来，孔子学说核心部分的“仁”，就具有这样一种伟大而崇高的道德价值。“仁”是要求以“礼”为其依据，使人们以自我约束为前提相互尊重、相互友爱。“仁”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既自爱又爱人、既自尊又尊人，是宽容忠恕的精神。爱可以从亲人开始，推广到人类，再由人类推广到自然万物。通过仁爱之心的推广，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最终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即超越人与我、物与我之别的境界。换句话说，林语堂认为“仁”还具有人道与人性两种内涵。人道的内涵，指向公共道德空间，即爱人；这接近于基督教思想中的博爱或者现代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爱护人的生命，褒扬人的价值，维护人的尊严，保障人的自由，提高人的地位，关怀人的幸福。人性的内涵，则指向私人生存空间，即以人为本，顺应人的天性，满足人的生存发展欲望，尊重人格独立与个性自由，维护个人的合法权益。“仁”真正实现了天理和人欲的共生共荣状态。

中庸思想，是儒学的精髓。中庸思想贯穿了林语堂的生活和创作之中，是他寻求心灵上和谐的重要思想。林语堂在《生活的艺术》著作中定义了中庸概念：“是指介于两个极端之间的那一种有条不紊的生活……这种中庸精神，在动作和静止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生活的艺术》还论述道：“中庸思想是最优越的哲学，因为这种哲学是最近人情的；更重要的是最健全最完美的哲学能够产生和谐的人格；而这种和谐的人格则是一切文化和文明所要达到的目的。”林语堂喜欢陶渊明、苏东坡等这些人物，都因参悟了中庸精神的内涵，能够真正做到生于尘世而不为尘世所累，所以他们能够成为中国文化传统上最和谐和最完美的形象，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林语堂的中庸思想，表现在推崇中西文化的融合。在他的文化追求中，中庸思想呈现为审美综合的特点，不仅融合儒、道、释等文化品格，以及欧美的现代文化思想；而且洋溢出动与静、积极和消极并存的文化态度。

（四）对道家的推崇

儒、释、道中，能让林语堂着迷，并深入他灵魂的，莫过于道家。(www.xing528.com)

其一，道家成为中国文化最具本质性的存在。道家和中国人的精神最为契合。《信仰之旅》著作中说：“在中国人的灵魂中常有来自老子的深思。”

其二，孔子思想过于“文明”化，从而没有了“自然’的本性。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一书中描述：“孔子学说的人生观是积极的，是功利的，它基本肯定现实社会。它以义为教，以顺俗为旨，辩护人类之教育与礼法，其本质是都市哲学。道家则不同，它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对现实世界抱着否定、嘲弄的态度。所以，它呐喊重返自然，不信礼法与教育，其本质属于田野哲学。”一个摩登的孔教信徒，大概将取饮于城市给印的A字：消毒牛奶；而道教信徒，则将从农夫乳桶内取饮于乡村牛奶。

其三，林语堂指出儒家与道家的服务对象不同。孔子的思想依其严格的意义，是太过于投机，太近人情，又太正确，对于那些热衷于名利和奔波于生计的人们奉为生活哲学。但对于那些不肯服官、不愿叩头的人们来说，只有道家才能够为他们提供思想和感情的归属。此外，道家思想可以慰藉失败者。每一个人当他成功而得意之时都是孔教徒，当失败之时都是道教徒。由于道家的自然主义思想是一副镇痛剂，用以安抚创伤了的灵魂。

其四，儒家倾向于现实，而道家则有着神秘而空想的特征。林语堂的《老子的智慧》认为儒家“过于崇尚现实而太缺乏空想的意象的成分”，例如孔子的思想是所谓敬鬼神而远之，也就是说它也“承认山川是有神的，更象征地承认人类祖考的鬼灵存在”，但是它“没有天堂地狱，没有天神的秩位等级，也没有创世的神话”。儒家纯粹的思想，“绝无参杂巫术之意，亦无长生不老之药”。不过，林语堂认为处于现实氛围中生活的中国人，除掉一些纯理论的学者，常常带有长生不老的心中愿望。孔子思想没有神仙理论，而道家演变出的道教却有之。《老子的智慧》中阐释：“道教代表神奇幻异的天真世界，这个世界在孔教思想里则付阙如。”《老子的智慧》同时指出：“尽管中国人曾被称为实事求是的人民，但也有他的罗曼斯的一面。这一面也许比现实的一面还要深刻，且随处流露于他们的热烈的个性，他们的爱好自由和他们的随遇而安的生活。”

其五，本性的相近使然。林语堂对于儒家只是现实中喜欢而已，但对于道家则是天然的喜欢。林语堂在《信仰之旅》中说：“我的天性近乎道家，多过由信仰而成的儒家。”林语堂在《中国哲人的智慧》中还表示：“倘若强迫我在移民区指出我的宗教信仰，我可能会不假思索地对当地从未听过这种字眼的人，说出‘道家’二字。”可以看出，与儒家对比，道家更自然的接近林语堂的生命底色，更能呈现他的心灵、精神与灵魂。也是从道家思想中，林语堂得到了与儒家别有不同的另一番景象和境界，这就是博大而神秘、自由而逍遥，一种和天地大道同在的大自在、大和谐和大快乐。

值得注意的是，林语堂指出，儒家最精彩的地方往往蕴含了道家精神。他在《四谈螺丝钉》文章中借柳先生的话说：“我于儒家之儒，认为小人儒，于儒家之道，才认为君子儒。实际上讲礼的多，讲仁的少，所以我也看不大起儒家了。儒家之唯一好处，就是儒教中之一脉道家思想。孔子之伟大就是因为他是超乎儒教的道家。这就将儒家与道家的高下区分开来，并有判若云泥之概！”由此，林语堂还在《信仰之旅》中提出：“为什么不可以透过道家的眼光看孔子的教训？”这样，道家在儒道关系中的核心位置就被林语堂确立下来。

林语堂也指出了道家的消极遁世。林语堂认为，尽管如此但它热爱自然，注重直觉，赋予了中国文化一种浪漫的色彩。林语堂在《老子的智慧》一书中认为：“中国文化中重要特征之田野风的生活与艺术及文学，采纳道家的哲学之思想者不少。……比如，中国中堂立轴上的绘画和瓷器上的图样，有两种流行的题材，一种是合家欢，即家庭快乐图，上面画着女人、小孩，正在游玩闲坐；另一种则为闲散快乐图，如渔翁、樵夫或幽隐文人，悠然坐在松阴之下。这两种题材分别代表孔教和道教的人生观念！”

可以这样说，林语堂对道家的解释是相对客观的。《老子的智慧》指出：“老子的学说是政治的放任主义与伦理的自然主义，老子的理想政府是清静无为的政府，因为人民所需要的乃是自由自在的不受他人干涉的生活。”道家文化思想，滋养了中国人热爱自然和知足常乐的精神，增加了中国文化自由和想象的色彩。它迎合了某些群体的社会需要，与儒家思想互为补充。就社会功用而说，积极作用要大于消极意义。

（五）对佛家的取舍

佛学，对于林语堂看来却不及儒家与道家来得重要。但由于佛教是唯一由外国人传入的宗教，其融入了中国人生活各个方面，所以也受到他应有的重视。

一方面，林语堂认同佛教对于中国人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它的轮回说直接嵌入中国人的人生观。林语堂在《中国人》著作中进一步说明，佛学某种程度上促进了儒学的改造，并对中国文学也带来了非凡的意义。另一方面，林语堂对于佛教不乏微词甚至有点不恭，所以有时以“佛教的迷雾”来称呼，并且在《信仰之旅》一书中说：“佛及叔本华都提倡欲望的抑制及苦行主义；这种观念我不大喜欢，因为那是假定欲望的本身是罪恶的，这显然不真实而且无法使近代人的良心信服。”

在《杭州的寺僧》与《尼姑思凡》等文章中，林语堂对和尚和尼姑也多有戏谑之意。他在《论色即是空》文章中阐明了观点：“这些以理与欲相 对，灵与肉相对的宗教看法，我都不赞成。”对比起来看，林语堂更赞赏禅宗。尤其是日本著名学者铃木大拙教授对于禅的阐发，使他产生敬意并多次引证。林语堂带着一颗虔敬的心来谈禅的精神，他在《信仰之旅》中说道：“禅完全是直觉。……当然，它简直是神秘主义，但却是很特殊的一种。……因为一个人，如果他已消灭他自己的知觉心，而因此消灭空间与时间的概念；他已升到脱离一切有情及精神拘束的自由地位，而从一种超感觉的心的本质（就是佛性的本身）来看望这个世界及人生，他就是超人。……如果有人用这种超乎常人的努力来这样做，即是，如果有人能使他的一切人类经验非人类化，他可以得到什么？一种像神一样的稳定、宁静、和平。……世尊不是说它只是一种直觉的闪光吗？”可以看出，林语堂文化思想中透露出的充容、宁定、和平等与禅的境界是紧密相关的。

值得指出的，是林语堂还认为“禅”在中国也有它的源头，也就是道家学说。林语堂说：“如果我们像一个庄子的学生来跟从铃木大拙教授，将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庄子是禅的前驱者。”“禅”，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之所以能深入内心，很重要的一点是由于它与“道家”的联系。禅”由“道家”而扎根，“道家”由“禅”而得到进一步生发。

如上概述，我们可以整理出一条比较清晰的思路。在林语堂这里，从道、儒、佛到墨、法是逐渐依次放轻的台阶，而道家显然处于高端的中枢神经地位。换句话说，道家是林语堂关于中国文化精神的灵魂所在。有了道家，林语堂的文学、文化与人生就会璀璨生辉，否则就要暗淡许多。这也是为什么，林语堂研究专家王兆胜一再强调他是中国现代作家里最重要也是唯一的道家文化的继承者，为中国现代文学与文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研究者也注意到了“道家”在林语堂文化观中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如学者陈平原说：“林语堂是以道斥佛，融儒入道，三教归老庄。”用这样的语句来谈中国文化，当然带了一丝片面性，但却使中国文化的某种精神侧面凸显出来。也只有抓住道家老庄，林语堂才终于找到他所需要的中国文化的根。另一位学者施萍对林语堂的道家思想进行重新解释，把其看成是他者地位，她说：“林语堂可以说是现代文学史上用道家思想来化解儒家伦理道德的最自觉的作家；至此，林语堂完成了人格建设意义上道家哲学对儒家思想的颠覆，道家也在生命本体论层面获得了现代社会的话语权。”这些学者的阐述对林语堂的此方面的看法都颇具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并不能因为道家在林语堂心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也不能因为他常以道家视角观察儒家与佛家，就忽略甚至否定儒家与佛家等的巨大影响。过于注重道家在林语堂中国文化思想中的一元性，甚至由此而减弱其他哲学思想对于林语堂的影响和意义，既不符合实际也有失偏颇。我们必须从一个复杂的关系结构中去把握儒、道、释在林语堂文化思想中的重要性。不然就不容易理解林语堂何以自称“自己是一捆矛盾”，而且以此为荣。比如，林语堂写过这样的格言名句：“文章可幽默，作事须认真”“努力工作，尽情享受”“行为尊孔孟，思想崇老庄”。这些句子都是将儒家与道家并观，从而收到相互参照与相得益彰的成效！只不过是一个在外一个在内，一个偏行动一个偏文学、思想与心灵罢了。林语堂在《四谈螺丝钉》文章中还借柳先生的话说：“我想中国人生下来就是一个道家。有时候展出治国经纶，暂做儒家，可是骨子里还是道家。……道家再进一步，病入膏肓，就变成佛家。”这好像以“道家”为中轴的一个复杂性折叠结构。如一个门里与门外的关系。也好像中年为支点而进行的青少年和老年的平衡木运动。不管是二元或者三元的关系，在林语堂文化思想中儒释道不是简单的存在和孤立的位置，也不是互相排斥的关系。而是一个有着张力的复杂结构。学者王兆胜打了一个恰当的比喻：“林语堂的中国文化观是一把扇子，儒、道、释分别是扇子的三个关键——道家是轴心，儒家和佛学是两根扇骨，而它们的开合过程则产生不同的变化。”因此，既要看到其合在一起的状况，更要看到其打开后的绰约风姿和夺目的光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