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的关系

1966年至1976年十年间，林语堂除了参加社会活动和学术会议外，还不断进行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均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一）撰写“无所不谈”文章

《无所不谈合集》是林语堂暮年时治学的文章总汇，于1974年出版的。该书是他重新采用中文撰写后取得的新成就。

《无所不谈合集》所涉及的话题丰富多样，可谓不拘一格。内容包括中西文化、思想哲理、文学艺术、宇宙和人生、现代人物、语言文字等等。此书序言中说明了文章的来龙去脉和主要特点。

1964年11月中旬，台湾的“中央通讯社”社长马星野携家人途经纽约，拜见了老师林语堂，力邀他为台湾“中央社”写专栏。林语堂准备从《新春试笔》着手，专栏命名为《无所不谈》，于1965年2月10日正式发稿。不到两年时间共发表一百八十篇。《无所不谈》一集于1966年2月由台北文星书店出版，共收录39篇，序言由马星野执笔。《无所不谈》二集于1967年4月由台北文星书店又出版了，共收录50余篇。林语堂题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无所不谈》一集和二集出版发行后，非常畅销。《无所不谈》合集于1974年10月由台湾开明书店又一次出版，该合集将之前的一二集和1968年后的文章汇为一起。这个修订本共收文章一百八十篇。

（二）红楼梦研究

林语堂对古典名著《红楼梦》始终有着浓厚的兴趣。1916年，他在清华学堂时，有感于对中文的忽略，打算在中文上下功夫。而《红楼梦》就成了他最理想的教材。《八十自叙》写道：“我看《红楼梦》，藉此学北平话，因为《红楼梦》上的北平话还是无可比拟的杰作。”“袭人和晴雯说的语言之美，使多少想写白话的中国人感到脸上无光。”从此，《红楼梦》就成了伴随林语堂一生的读物。而正是精读《红楼梦》，使他获得了语言与文化的养分，而且丰富了写作的素材与灵感。

后来，他撰写的《中国人的家族理想》《论泥做的男人》《家庭和婚姻》《小说》等一系列散文随笔，都与《红楼梦》保持着某种联系。林语堂曾经萌生过将其译为英文的打算，然而又担心文化时空差异会极大地影响到西方读者的兴趣与理解，所以决定创作一部仿《红楼梦》式的现代版小说《京华烟云》。《京华烟云》处处都留下《红楼梦》的影子。林语堂给郁达夫的信中说明了小说中的人物设置：“重要人物约八九十，丫头亦十来个。大约以红楼人物拟之，木兰似湘云（而加入陈芸之雅素），莫愁似宝钗，红玉似黛玉，桂姐似凤姐而无凤姐之贪辣，迪人似薛蟠，珊瑚似李纨，宝芬似宝琴，雪蕊似鸳鸯，紫薇似紫鹃，暗香似香菱，喜儿似傻大娘，李姨妈似赵姨娘，阿非则远胜宝玉。”

众多角色中，林语堂最喜欢的莫过于探春，最不喜欢的是妙玉。他说道：“妙玉带发修行，尘缘未断，一个青春俏丽的少女，长伴青灯古佛，不免怅对春花秋月，蕴藏着满肚子的幽怨，而形成了变态心理。”

林语堂定居台湾后，对《红楼梦》的兴趣与日俱增，他在演讲和接受采访时，《红楼梦》话题常常是涉及的内容。他撰写出6万余字的《平心论高鹗》，发表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9本上，然后又撰写《论晴雯的头发》《再论晴雯的头发》《说高鹗手定的〈红楼梦〉稿》《论大闹红楼》《跋曹允中〈红楼梦〉后四十回作者问题的研究》《〈红楼梦〉人物年龄与考证》《俞平伯否认高鹗作伪原文》《新发现曹雪芹订百二十回〈红楼梦〉本》《〈平心论高鹗〉弁言》等一系列文章发表于“中央社”特约专栏。林语堂对红学痴迷与研究一直延续到生命最后时刻。在他逝世以后，台湾的华冈书店仍然有林氏版的中文著作《〈红楼梦〉人名索引》。

林语堂撰写于1960年的《平心论高鹗》著作，对红学界争论最热烈的《红楼梦》后四十回续书说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林语堂指出俞平伯从打倒孔家店角度来评价宝玉等人，都是牵强附会的观点；而胡适采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去求证”考证方式，则是“名为小心求证，实是吹毛求疵”的做法。所以“愈考证愈甚，闹得满城风雨，结果扑了个空”。

考察红学发展，林语堂指出：“裕瑞开漫骂之风，周汝昌继之，俞平伯攻高本故意收场应如此不应如彼，全是主观之见，更以‘雅俗’二字为标准，不足以言考证。”

林语堂红学方面的研究，基本是以考证为主，主要把精力放在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的作者与成书情形，以及文本评价上。林语堂关注这一研究领域，不仅是兴趣使然，也是因为自清代以来《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著作权及其艺术成败问题众说纷纭。

《平心论高鹗》等文中认为：高鹗不可能续写《红楼梦》后四十回，而是他以曹雪芹残稿为基础修改补充而完成；高鹗的功劳与成就不在曹雪芹水平之下。林语堂这一观点开阔了人们的思路，但是能否作为学术定论，还需要继续考证。

林语堂对红学的基本贡献是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反映出作家以艺术感觉与创作经验为基础，融入文学考证当中，用于考证《红楼梦》的作者。(www.xing528.com)

（三）整理语言文字

从1966年起，林语堂撰写了《整理汉字草案》《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再论整理汉字的重要性》等一系列文章，大力提倡整理语言文字。

在《整理汉字草案》中林语堂指出了如下六点意见：去重复累赘的字；或体字取其简便者用之；加偏旁部首之字，应用者留之可省者一律淘汰；古事古物名称不在今日行文范围者皆应删去；音义相同相近的字，酌量合并；笔画太繁者，须另想办法。

林语堂还在《整理汉字的宗旨与范围》文章中指出了如下五点意见：不造新字；不走极端；不务求古；去芜存菁；统一字形。他对台湾地区的汉字改革工作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也对中国今后的汉字改革做出了努力尝试。

林语堂旅居台湾后，准备编制一部简明汉语字典。他认为康熙字典编排不太简便，与现代人的需要有些偏离。林语堂指出年轻时就有这样的想法，要立志要做一番编字典的事业。

三十年代时，他请三哥林憾庐帮忙，和长海戈仿效《牛津简明字典》编一部汉语词典。初稿形成后，由于战争爆发，文稿毁于兵火之中，共计60册的稿子，只剩下13册被林语堂带到美国。

（四）编撰《汉英词典》

1965年底，林语堂与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交谈时，聊到他打算编纂出适应现代社会的汉英词典。因为当时市面流行着两种汉英词典。一种是1892年翟里斯（Herbert A.Giles）编撰的《汉英词典》，以及1932年麦氏（R.H.Mathews）编撰的《麦氏汉英大辞典》。而这两部字典早已过时，不能满足当前文化发展形势的需要。林语堂编汉英词典的想法，得到了香港中文大学的帮助。

1967年春，林语堂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全力主持汉英词典的编纂工作。在台北，设立了一个编撰小组，承担相关资料的收集、查核以及抄写等。虽说学校帮助编纂词典，但事实上并没有为编纂词典提供些许经费，所以林语堂只好求助社会人士赞助。

林语堂的编撰计划终于得到太古轮船有限公司、利希慎置业有限公司以及星采报业有限公司分别赞助港币10万元。原打算三年时间完成，但后期工作量越来越大，不得不延期到五年。后来，金山轮船公司与《读者文摘》也给予资金赞助。

词典的检字方法，是以林语堂“明快打字机”所采用的“上下行检字法”为基础修订而成，还融合了他当年参与的“改良罗马字拼音”法。在词典体例方面，他深受牛津简明字典与汪怡国语词典的影响。编撰人员帮林语堂选择中文单字与词句，加上注释，并依国语注音符号的次序书写在稿纸上面。然后把稿件交给林语堂，由他严格审定并译成英文。

每天有时长达十一二个小时，林语堂都在兢兢业业伏案工作，写出每个字与每个词句的英文意思。五年如一日，林氏版英汉词典的编纂工作终于完成，书名定为《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英文书名为：Lin Yutang’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of Modern Usage）。

该词典于1972年在香港中文大学正式出版。全书包括正文、附录和说明，共计1720页，可谓一部大型辞书。词典编撰完成后，林语堂还想策划一部《国语字典》，采用“上下形检字法”，但自身年迈力衰，没能实现。

《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是由中国人编纂的第一部完整的汉英词典，也是林语堂在辞书方面做出的重要贡献。